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社会与时代的回应者——五四诗人朱自清

朱自清作为五四文学革命先驱,一生创作颇丰,被人提及更多的是他那至情至真的散文。而朱自清早年是以新诗闻名于文坛,并积极倡导和参与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专门的诗歌刊物——《诗》月刊,引导了当时新诗的发展方向。同时他还在新诗创作、新诗评论、外国诗歌的译介、扶持新诗人等方面均有积极的贡献。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重构“经典”的难度——以《中国新诗总系》（1950-1970年代卷）为例

经典的遴选是有难度的。它的选择不仅与编选者的审美标准有关,同时还深受编选者所处的时代语境及其文学制度的影响。《中国新诗总系》（十卷本）是新世纪以来由多位专家、学者在总结近三十年来中国新诗研究成果编辑而成的集大成之作,它不仅呈现了三十年来中国新诗研究所达到的高度,同时也重构了百年来中国新诗新的经典。而《中国新诗总系》中的《1950年代卷》、《1960年代卷》、《1970年代卷》所选诗歌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波诡云谲时期的诗歌实践,它们彰显了中国新诗（文学）在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纠缠迎拒的复杂关系。编选者在编辑这三卷时的趣味、标准及其矛盾昭示了中国新诗经典的＂重构＂,不仅是编选者们的一次美学行为,更是一场文化对话行为。     

新诗创作的首度理性自觉

1923年前后是新诗发展的转折期．也是新诗发展的重要分水岭。从这时开始,新诗从理论到创作都开始逐渐走向理性自觉,这也是新诗的首度理性规范时期。     

中国新诗的回顾与展望——在香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从1916年胡适和郭沫若分别在美国和日本开始新诗创作至今，中国新诗已有90年历史。90年来新诗英才辈出，群星璀璨，成果丰硕，成就斐然。新诗的形式风格、语言艺术、诗体建设都为21世纪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新诗作为东方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地向国外学习的同时，努力“吸收孔子的智慧”，以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参与到“东学西渐”和“东化”的文化交流中去。     

口语:现代白话新诗的一个关键词

在现代白话新诗特定发展阶段,口语是带有方言成分的口头语.作为新诗术语,它与方言、土语等概念之间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在现代白话新诗中,口语入诗与方言入诗难以分割.白话新诗写作中的"口语",其内涵歧义含混,它往往作为一种策略手段出现.     

中国新诗的回顾与展望——在香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从1916年胡适和郭沫若分别在美国和日本开始新诗创作至今,中国新诗已有90年历史.90年来新诗英才辈出,群星璀璨,成果丰硕,成就斐然.新诗的形式风格、语言艺术、诗体建设都为21世纪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新诗作为东方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地向国外学习的同时,努力"吸收孔子的智慧",以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参与到"东学西渐"和"东化"的文化交流中去.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下）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托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与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     

传统：中国新诗问题的一个关键词——在台北“海峡两岸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传统”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新诗论争中的关键词，围绕着它，不同的学者与诗人都有着十分不同的理解，“反传统”与“传统”相互纠缠，彼此很难协调，但是中国新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一点常常被人所忽略。     

论文学研究会对我国新诗坛的贡献

文学研究会虽不是一个纯诗歌团体,但它在诗歌方面对新诗坛的贡献,远非当时的诗歌团体和其他文学社团所能比拟,它对新诗坛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建立了一支阵营强大的新诗人队伍,创办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刊物,为中国新诗坛贡献了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创造了多种新诗歌形式。     

中国新诗合法性危机的语境阐释

为了理解中国新诗合法性危机语境的复杂性,进一步考察生成新诗现代姿态的现代中国社会及其新诗遭遇的现代性语境,以及由工业化过程、市场经济的形成及其消费文化的兴起而形成的技术化语境。在这些语境里,新诗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在它自身,而是在中国的现实,所以当现代中国社会不断发生突变时,新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依附性和他律性使得新诗的合法性存在显示出更深的痛苦性。     

论于赓虞诗歌的诗体探索

"恶魔诗人"于赓虞致力于新诗诗体的探索。他提出的内容思想化、音节和谐化的散文诗理念,对散文诗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他对新格律诗进行了大胆的实验。于赓虞的创作大大丰富了新诗的诗体理论和实践。     

论翻译对中国早期白话诗运动的影响

以诗学比较为手段,论述了翻译对中国早期白话诗运动的影响：解构了旧的文言模式、建构了新的白话模式,而且使新诗题材更广泛、形式更灵活、审美更丰富等等,从而证明了翻译在促进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边缘下的本真写作——论新世纪广西诗歌创作

新世纪以来,广西诗坛可谓是“异军突起,三足鼎立,八桂飘香”。他们以《扬子鳄》、《自行车》、《漆》等民间诗刊为阵地,集体出击、群体互动式写作的姿态开始了突破广西诗歌“低音区”宿命的抗争,以昂扬的激情、强劲的势头唱出了自己的最强音,成为新世纪中国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新时期湖北诗歌流变简论

文章旨在对新时期湖北诗歌的发展进行简单梳理和粗线条勾勒。新时期湖北诗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噩梦后的复苏、开放中的繁荣和红尘下的蜕变与衰微的变迁，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采。它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步伐而复苏、繁荣，又在红尘滚滚的商品经济大潮中艰难进行、衰微，它的流变与全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大致同步。     

综论林庚先生对中国诗学的贡献

林庚先生毕生创作并潜心研究中国诗歌,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中国诗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提出的＂节奏音组＂和＂半逗律＂的理论创见,丰富了对于中国诗歌民族形式的理性认知,并为格律新诗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石;他在＂楚辞＂、唐诗和诗歌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开创了中国诗学研究的新局面;他人格精神的诗学价值对于当下中国诗界也具有示范意义。     

"现实主义"的限制——臧克家诗歌理论述评

贴近现实的精神取向、创作主体的伦理要求、博大雄健的风格追求,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是臧克家一直标举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主要内涵。臧克家的诗歌理论虽有一定的意义,但也有很大的局限。这种局限既是由当时的历史语境决定的,更主要是受其理论自身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