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献计量学的中捷基础研究科研合作分析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收录的1993—2014年期间中国与捷克学者合作论文的时间分布、重点领域、第一作者与通信作者以及参与机构进行了统计分析,并运用词频分析法定位了双方在重点合作领域的合作内容,揭示了中捷两国科研合作的特点,为科研管理机构推进中捷科研合作提供了政策依据。     

科研合作网络在创新团队成员遴选中的应用研究

团队成员的遴选是创新团队建设的第一个环节。本文首先提出了将科研合作网络方法应用到创新团队成员遴选过程当中的思路,然后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4个机构在爆炸力学领域的科研合作网络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本方法在创新团队成员遴选过程中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应用价值。     

基于高水平论文的新西兰科研状况分析及对中新科研合作的启示

借助Web of Science的高级检索功能和Nature Index的相关资料,对新西兰论文发表量、领域、合作国别、资助机构和高倍引用论文进行了较系统和详细的分析,得出已发表论文的特征和分布规律,为我国与新西兰科研合作提供一些启示。     

中德科学中心评估工作简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是中国资助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主要机构，通过资助创新性研究项目，提升中国基础研究的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具有良好科学素养和国际竞争能力的科研人才。NSFC历来重视国际合作，迄今为止已与36个国家和地区的66个基金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和交流。NSFC于1988年3月25日与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在北京签定了科学合作协议，     

通过中德科技合作,探索科研体制机制

国家之间重要科研院所的合作关系,往往能够为合作方带来科研管理理念和体制层面上的影响和创新。相比起科研成果,这种管理理念和体制上的创新对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有着更为根本的影响力。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持续了40年的合作,引进了"马普式"的科研管理理念和机制,不仅使合作双方因优秀学科带头人及其团队的成长而受益,并且给我国探索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带来了宝贵经验和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期对澳大利亚合作进展和展望

中国与澳大利亚科技合作历史源远流长,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推动中澳基础研究合作方面付诸了积极的努力和实践,取得了重要进展。本文旨在对近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澳大利亚合作取得进展和成果作了梳理和总结,并对双方深化下一步合作进行了思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科学院在中国科研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的科研体制(本文只涉及自然科学方面),在三十一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五个方面,即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地方的研究机构以及国防部门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是全国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基础科学和若干技术科学领域的研究。在讨论体制改革时,许多同志对我国现有科研体制的利弊得失发表了各种意见,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科学院的地位与作用。不少同志认为中国科学院应当得到加强和不断提高,真正发挥其最高学术机构的作用,并充分利用其多学科的优势,解决国家建设中综     

MPG科研管理模式对创新我国基础研究机构的启示

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简称MPG)是联邦德国最大的基础科学研究组织,也是国际一流的基础科研机构的代表。学会科学、严谨的科研管理模式,特别是其在机构设置、人事制度、经费管理、监督评价、成果转化、对外交流等六个方面的成功经验,使其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本文对马普学会的科研管理模式进行分析,并对比我国基础科研管理体制的现状,提出借鉴马普学会科研管理经验创新我国基础研究机构、提高科研整体绩效的相关政策建议。     

科研动态

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赴加拿大考察中加合作实验室2005年10月,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ofAlberta)签署了中加联合实验室合作备忘录(三年),并于2005年底启动了首批合作项目。为了深入研究中加合作项目的运行机制和研究方向,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受阿尔伯塔大学邀请,2006年6月25—30日,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吴根和张彦雪赴加拿大考察了参加合作的加方实验室和有关研究机构,就下一步的合作交流计划进行了商讨。目前,阿尔伯塔大学已经对参加首批中加实验室合作项目的5个实验室进行了引导性支…     

中加(NSFC-CIHR)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目资助情况分析

促进人类健康、提高生活质量是全人类共同的目标,健康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各国科学家和科研资助机构愈加重视的合作领域之一。为推动和支持中国与加拿大科学家在健康医学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加拿大卫生研究院于2006年启动了中加(NSFC-CIHR)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目,迄今共联合征集了8轮项目,资助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合作研究,实现了双方资助机构的预期目标。本文对该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未来项目申请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日韩A3前瞻计划合作机制的建立、实践及启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日本学术振兴会、韩国科学与工程基金会,构建了中日韩区域科技合作的A3前瞻计划合作机制。其工作主要包括:召开亚洲研究理事会主席会议,举办东北亚科学论坛,并联合资助三国科学家在选定前沿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通过A3前瞻计划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实施,促进了亚洲区域科技合作,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     

经纬解析建国以来科技规划的基本特点

概括出60年中国科技规划简史的时序图。从历史与现实的经度和利益与协同的维度研究得出建国以来科技规划的6个基本特点,同时指出规划科技和自由研究的悖论。     

中华自然科学社与民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1927年9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以"研究及发展自然科学"为宗旨,1951年宣告解散。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科技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通过创办《科学世界》、编纂科学书籍、召开年会、举办演讲等途径,在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与此同时,就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研究路径、科学大众化等问题,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国外科学资助机构资助海外优秀人才的政策措施及启示

本文介绍了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政府吸引海外优秀研究人员的政策措施,并重点介绍了这3个国家具体资助科学研究的机构如日本学术振兴会、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韩国科学与工程基金会吸引海外研究人员的项目类别和具体做法,其成功的经验对我国制定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措施和计划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基于科学计量学的中印科技合作现状分析

中国和印度是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的邻邦,也同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加强中印科技合作可以促进双方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中印合作发表的国际论文、共同拥有的专利以及中印政府间的合作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印论文在物理、核能、化学、天文、医学等学科有一定的合作基础,目前合作专利较少,中印政府间科技合作的力度不够,建议今后加强对中印科技合作的支持力度。     

基于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高等院校科技实力分析

当前,国家科学技术奖是衡量一个单位或个人学术水平高低和社会贡献大小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因此各高等院校非常重视科技奖励工作。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每年授奖的数量不同,单纯用获奖数量并不能合理反映高等院校科技实力的相对变化情况。为此,本文提出"院校率"的概念,专门用于定量表征高等院校的科技实力。研究结果表明,近几年高等院校在国家三大奖的获奖能力上有明显提高;在我国,一流大学几乎都具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能力;在理论基础和应用基础领域内,原始创新能力建设是成为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     

科技发展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初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规划便成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模式，曾经并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截至目前，国内科技发展规划的理论研究却远远落后于实践发展。本文首先构建了科技发展规划的基本模型，进而，以此模型为基础，认为科技发展规划制定过程中应综合运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公共政策学理论以及科学技术哲学与技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保证科技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论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研究的演进取向及其意义

八十年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传播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及其所起的作用的所致。研究是传播的一种方式,八十年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基于时代环境和学术演进呈现出三个特征,即学术引进中的两种范式之争,历时与共时交织的立体研究景观,从人物到问题的展开路径。深入探究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的展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出版之后，中国科学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副院长竺可桢邀请并组织叶企孙、陈桢、谭其骧等学者对它进行了评介，科学院对李约瑟还进行了资助。中国学者对此卷既有高度的评价，也有具体的批评。中国科学院派遣代表团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又与李约瑟直接相关。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对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到了促进作用。科学史学科在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走上建制化之路，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提倡爱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竺可桢等科学院领导的倡导和支持、李约瑟与苏联的积极影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研究《道藏》炼丹术文献的回顾与反省

《道藏》中包含了大量关于中国古代科技的文献资料。何丙郁先生自1958年协助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开始,就对《道藏》中的炼丹术文献进行深入研究,涉及炼丹理论、炼丹仪器、金丹毒、炼丹水法、炼丹著作的考订等,且历经多年,颇有心得。何教授回顾了他研究《道藏》炼丹术文献的历程,介绍了正在撰写的英文新著《〈道藏〉探索》(Explorations in Dao-ism)的主要内容,内容包括《道藏》炼丹术著作的年代鉴定、校雠和辑存以及炼丹术语的解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