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里的超然旷达——苏轼密州三曲解读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被称作"密州三曲"。文章通过剖析苏轼密州三曲的特色,指出了苏词超然、旷达的艺术风格和所表现的人生态度,以及苏轼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对后世文人的人格追求和道德建树的影响。     

苏轼"自是一家"的密州词创作简论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和“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念,“以诗为词”构成了苏词的本质特征。这一特征真正成熟是其密州词。密州词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一、名篇佳作迭出;二、基于密州词作,他提出了词“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和“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念。密州时期其“以诗为词”的创作已经非常自觉、成熟,成为黄州词论的先期实践,为此后苏轼词呈现出“自是一家”的面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密州词是他改革词体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和价值.     

论苏轼密州诗词中的“狂”

宋神宗熙宁七年秋,苏轼由杭州移知密州,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密州从政岁月,知密期间目前可见诗文共235篇。这些密州作品中多次出现"狂"字,用"狂"字之多、之密,为苏轼宦居各地之最。苏轼密州诗词之狂含义广泛,寓意深刻。或展现了对自身学识的自信,或留露出宦居京外的一种复杂心态,还有部分狂字或暗含对新法之不满。而苏文中的狂,并非狂妄,这种狂实际是对先秦至宋一种儒家积极思想的承袭,是一种摒弃当时世俗的观念,疏离当时社会的主流和庸俗,而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人生态度。     

苏东坡百诗百俗解(节日风俗部分)

苏轼不仅是一位才气横溢的文学家、画家、书法家,还是一位民俗学家。他的有关民俗方面的真知灼见,散见于他的大量著作中,诗词中所涉及到的民俗事象更是屡见不鲜。他在《上韩太尉书》一文中说:“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他在荆州所写的《荆州十首》诗,被胡朴安全部收录在《中华风俗志》一书中。苏轼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一生宦海沉浮,历居京城汴梁、陕西关中、山东密州、江苏徐州、常州、湖北黄州、浙江湖州、杭州乃至岭南惠州、儋州等地,足迹几乎     

欧阳修《送丁元珍峡州判官》诗考辨——兼辨两人相识的时地

欧阳修《戏答元珍》一诗广被人口，而两人的相识时地和交往经过却鲜有人道及。周必大刻本《送丁元珍峡州判官》认为两人的相识时地为景祐元年(1034)的京师。依苏轼《书欧阳公黄牛庙诗后》转述欧公晚年之语，两人本为“同年”进士，相识更在景祐元年之前。本文经考证认为，《送丁元珍峡州判官》诗题有误，此诗实则是送朱处仁的。苏轼此文可证欧公晚年记忆之误。两人在景祐三年十月末始相识，地点在峡州夷陵县。     

“猿猱闻鼓不须呼”——论苏轼在徐州所作《浣溪沙》词中的祈雨祭祀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由密州徙任徐州知州，到任即遇黄河决道，元丰元年(1078年)又逢春旱，苏轼按照朝廷颁布的祀龙祈雨之法，前往徐州城外的石潭求雨、谢雨，在这期间创作了著名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5首。这5首词不仅生动描写了北宋的农村场景，而且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苏轼的谢雨和村民们的社祭活动，其中“猿猱闻鼓不须呼”一句中的鼓声并非来自苏轼的谢雨祭祀活动，而是来自村民们在水灾后祈求丰收而举行的社祭。关于“麋鹿”与“猿猱”的不同解释，则是后世读者阐释焦虑的结果。     

神女:质疑与认同--苏轼诗词中巫山神女题材和典故体现的文化心态及其哲学根源

从“尽其自然之理”的哲学思想出发，苏轼在《巫山》一诗中对宋赋巫山神女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从“天下之同安为善”的政治观念出发，苏轼在《神女庙》一诗中重塑巫山神女形象，用以体现他的社会理想；从“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出发，苏轼在其诗词中反复使用巫山神女典故，对宋赋神女故事的情爱内涵予以认同，这三者的矛盾统一构成办轼诗词异彩纷呈的文学景观，表现了苏轼以张扬“性情”为特征的文化价格心态。     

苏轼美人词与杭州密州词的寄意

前人评苏词，多以“人生空漠，无所寄托”①论之。实则不然。苏词体兼众妙、风格绝殊、豪放婉约兼之。虽然也有豪雄气少、清旷情多的词作，但绝大多数都重旨蕴籍、寄意遥深。现以苏轼美人词和杭州密州词为例论之，以展示其人格精神与寄意。     

苏轼《艾子杂说》叙事模式析论

苏轼《艾子杂说》叙事有法。对于虚构的“单层语义结构”小说,苏轼善于通过叙事制造“震惊体验”,深入挖掘人物性格。对于“复合语义结构”小说,苏轼以“改写叙事”和“还原叙事”两种模式实现对历史和传说的“再叙述”与“再阐释”。《艾子杂说》中的叙事特征与“妙悟”的文学传统、禅悦之风的盛行和疑古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     

略论苏词的风格

提起苏轼的词,许多人往往举《念奴娇》(大江东去)、《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为例,似乎苏轼的整个词的风格倾向就可以从这几首词得到说明,这对一般读者来说是没有责任的;奇怪的是某些内行,仅凭苏轼的几首豪放词就对苏轼词的风格、风格基调下结论,认为苏词已经形成了“豪放风格”,以致成了“风格基调”,或说苏轼是”豪放派”的领袖”或“代表词人”。这不仅仅是误解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在治学方法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有必要加以澄清。     

苏词与音乐

苏轼在《与子明兄》中曾说自己不会唱歌,有人就信以为真。有的人抓住他“不喜剪裁以就声律”的某些词,就讥刺苏词“多不谐音律”,以致贬低苏词的贡献和地位,这当然是不公允的。其实,苏轼说自己不会唱歌乃是自谦之词(不善唱歌是可能的)。哲宗绍圣初,晁以道“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历代诗余》引陆游语)至于苏轼是否懂音乐、是否按音律要求作词的问题,仅用他自作的词就可以作出回答。     

论“所”释“何”——兼评周法高的“唯所”说

将古书中“唯(恣、纵)……所”句里“所”字,解为疑问代词“何”,则怡然理顺,解为特别的指示代词则杆格难通。兹讨论如下,求教于同仁。一、一般古书注释把“唯(恣、纵)……所”句的“所”字俱作特别的指示代词。如刘世南、唐满先译注《古文观止》,在苏轼《放鹤亭记》“纵其所如”注:“不合语法,和‘纵一苇之所如’同病。”这是误指古人瑕疵之一例。还有《古代汉语讲授纲要》〈上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触龙说赵太后》“恣君之所使之”。蒋绍     

苏轼反青苗法诗的历史背景

王安石变法运动的序幕刚刚揭开,苏轼就上书神宗皇帝,极论新法之不便,因而受到排挤,贬补外任。他在各地从政的过程中,“见事有不便于民者”,抱着“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的动机,从现实生活出发,写下了一些反映新法流弊的政治讽刺诗。关于苏轼反青苗法诗,在“乌台诗案”审讯中被指控的有五首,但其中纯系捕风捉影,不足深论。本文仅就《山村五绝》之四及《吴中田妇叹》作一粗浅的分析。     

漫谈“落英”

《诗人玉屑》卷十七引《西清诗话》:宋欧阳修(《高斋诗话》说是苏轼)见到王安石诗有“黄昏风雨瞑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之句,觉得好笑。因“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所以他同王安石开了个玩笑,在他的诗稿上戏批了两句:“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看。”但王安石并不服气,他以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为自己辩护,反过来责怪欧阳修“不学之过”。可见王安石是把“秋菊之落英”的“落”理解为飘落、掉落的。     

苏轼《石钟山记》试析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北宋眉山(今属四川省)人。他同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的古文家,世称“三苏”,同属“唐宋古文八大家”(另五人是:韩愈、欧阳修、柳宗元、王安石、曾巩)之列。少聪颖,通经史。二十一岁举进士,二十六岁应中制科。宋神宗(赵顼)时,王安石变法,他站在旧党立场上,反对新法。因此,迭次谪贬,先后外放到杭州(今属浙江省)、密州(今属山东省诸城县)、徐州     

苏轼论创造成功的七要素——《苏轼创造奥秘》之一章

苏轼者,启山林手也。探索其创造奥秘以取得强劲借鉴,是每个学者孜孜以求的事情。苏轼论创造个性所应具备的七要素,是在总结前人(曹丕、陆机、刘勰等)论述的基础上,特别是依据他本人独创的实践经验所概括出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命题。一、“才”:苏轼很强调“才”的作用:“夫欲有所立于天下,击搏进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则必有卓然可见之才,而后可以有望其成。”二、“气”:苏轼特别强调“气”的创造活力和威力。他继承了孟子“浩然之气”的说法而又有所发展,他认为“气”是一种“盖天下”而“出万物之上”的至刚至人的精神状态,并指出它是通向成功之路的关键要素。三、“识”(即“学”):苏轼认为要想成其非常之功,需要有非常之识度。他把“识度”置于“智术”之先,可见他对“识”的重视程度。四、“意”(同“理”或“道”):苏轼突出强调创作过程中的“以意为主”。“意”,指表现对象所包含的思想和义理,是作品的灵魂,是一篇之关键,居先驱地位。五、“志”:谓作家立身行事之决心和志气,亦即指理想。苏轼论士人的“才”与“气”,皆从“志”入手。六、“节”:苏轼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对“节”的无比重视,直接否定和批判了曹丕不重“名节”的观点。七、“艺”:指艺术创作中所必须具备的     

《三国演义》原著成书于元代—以《三国演义》正文中的典制和俗语为中心

本文通过考析《三国演义》正文中的“密州”、“中山府”、“滑州”等元代地名,“太史院”、“太常院”、“枢密院”等元代官制,以及“的实”、“军士不打”等元代俗语,论证《三国演义》原著必成书于元代。因为这众多例证表明,作者最熟悉的是元代社会生活;同时,假如《三国演义》为明代成书,那么作者不可能再使用这些早已废除的元代典制和早已过时的元代俗语。     

读《苏轼诗集》漫笔

署名南宋李涂(耆卿)《文章精义》有云:“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而《四库全书总目》则云:“世传韩文如潮,苏文如海。”又清末人氏所作《〈盛世危言〉跋》亦云“韩潮苏海”。虽然有学者早已指出此说有误,但直到而今,仍有将“韩潮苏海”作为“正宗”成语优先收载者。窃以为,就韩愈、苏轼的时代先后、承传、嗣响,以及自然界、生活中“海”与“潮”之渊源则言,谓之“韩海苏潮”,更近腠理。此系本文第一要点。第二要点是,将苏诗某几篇章,与刘禹锡、白居易之相关诗作加以比较,从而体现其青、蓝之连及各自长短所在。第三要点是,指出李清照在她各种体裁的创作中,对苏诗或有所隐括,或有所化用,或其他多种形式的借取。第四要点包括两方面:其一,秦观之所以人到中年,方由自取初字“太虚”改为“少游”,与其说是受《后汉书·马援传》启发,毋宁说是对苏轼政见愈益趋同之所致;其二,《稼轩词》不仅常以苏诗为典,且多有创意出新。而苏、辛对同类典故之运用,辛每每更为出色。     

从超然台到盖公堂——从苏轼在密州的建筑说起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苏轼在密州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修建了超然台、雩泉亭、快哉亭、山堂、盖公堂五个建筑。这些建筑证明苏轼在当时不可能"斋厨索然"而不能果腹,从而到了"日食杞菊"的地步。在苏轼细致而不懈的努力下,这些建筑都成为了一方名胜,这证明苏轼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营销大师。     

苏轼与张耒交谊考

张耒系“苏门四学士”之一 ,是结束北宋文坛、影响南宋文坛的重要作家。苏轼与张耒以诗神交。元一朝 ,二人酬唱诗词 ,品评文史 ,相从最密。苏轼对张耒每多赞赏、关爱 ,曾以振厉当趋于衰陋之文字相勉 ,对之期以厚望。张耒亦敬师、尊道 ,为此不计祸福安危。苏、张交谊对宋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