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新文化运动

胡适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人们只有将其置于整个 2 0世纪文化转型的背景中 ,才能确定其历史的地位 ,充分认识其意义与价值。从晚清到五四 ,现代性思想主题与价值认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晚清的思想主题是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 ,而五四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五四关于人生观的讨论 ,以及贞操问题、妇女问题等各种问题的讨论 ,实际上是一种对传统的总体性的文化批判 ,是个人的重新发现与创造 ,是一种深刻的社会革命和价值重建。从这个角度看胡适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言论 ,以及他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吸收、运用 ,对国故的整理等活动 ,即具有典范意义     

延安文学中的医疗卫生叙事与空间政治

与五四文学中"人的启蒙"的主题不同,延安文学主要承担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需求,以"阶级启蒙"为主要任务.其中,医疗卫生叙事是不可忽略的叙事方式.在卫生本体层面,医疗卫生叙事展示了"西医下乡"的图景.在社会隐喻层面,医疗改造的进程深化了阶级启蒙的观念.在话语理论层面,国家借助医疗空间的扩张,将现代医疗体系制度化,并将现代医学对国民的治疗内化于民族现代性的框架之中.最终,现代医疗制度取代传统医疗体系而确立,民族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得以正常展开.     

古今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开拓——读朱华阳的《屈原与中国现代文学》

对中国这类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而言，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一直是个棘手而重要的问题。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激进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中国新文学的主流是追赶西方的脚步，所以输入西方文化和文学经验成为时代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被强化的是一种以西方为现代性标准的进化论的历史观念。     

专题讨论：文学批评如何融入当下社会：历史的变形记——文学批评与大众媒体的关系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曾说过 :英语文学批评是骑在战时民族主义身上兴起的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兴起 ,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性的民族 -国家建构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赖于文学批评作为变革先驱开拓突破之路才可能向前推进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文学批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与大众媒体互动发展 ,它们在现代性理念和社会建构方面达成一致。就思想文化意义而言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而展开的历史实践 ,具有历史自主性的知识分子 ,主…     

颠覆与重造——论“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

"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曾作为时代的"共名"深刻地存在于历史的经验与记忆之中。伴随着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对"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激进态度也多有责难之声。通过姿态和策略的选择、反叛的对象和再造文明的宗旨等方面来探讨"五四"时代反传统的正面意义和价值取向,以存疑于某些虽具有相当的学理基础但缺乏操作可行性的理论预设。     

谈长篇小说《花腔》对“革命”的重新想象

《花腔》是对中国革命史奇特而具有讽刺意味的解读。小说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现代性"诉求中遭遇的困境与尴尬,是"启蒙现代性"被"革命现代性"置换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上悲剧性的危机。反思的是"五四"以降,真正胸怀天下、济世苍生的知识者与革命的关系,解构的正是他们参与并推动历史前进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追问了"五四"至建国这段革命进程中知识者的命运如何被革命改写。在反思知识者与革命的背后,是对建国后知识分子更为深重的苦难追根溯源。     

论现代诗学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伴随新文学发展过程出现的一种新特征、新术语,从五四新文学发展到21世纪多维度的文学现状,现代性是贯穿始终的一根主线。为适应中国新诗变革的需要以及外来诗学的冲击和影响,中国诗学在五四时期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换。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限度及其合理性调适

为解决奥匈帝国民族问题和国家的统一问题,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他们的民族理论即"民族文化自治"。但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折中立场,从而决定了他们的民族理论具有三个方面的限度: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区分;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要求和传统奥匈帝国国家结构之间的矛盾以及现代国家领土原则和民族非地域原则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所提出的民族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化发展与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等问题却成为现代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主题。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合理性调适,从而为解决当前民族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     

再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在“十七年文学”现代性问题研究中,首先应该明确现代性概念的复杂内涵。为此从三个方面论述现代性理论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性特征,即“历史目的论”与“现实英雄化”;文艺精英化与社会世俗化;理性主义与反思的现代性。以此为基础,以反思的现代性为思路,批判了“十七年文学”现代性问题研究中的两种代表性观点：民族国家现象与＂革命＂的现代性问题,并提出了全面地把握现代性理论才是文学现代性研究的合理途径。     

个人观与现代性意识的关联

现代性话语与个人观有着内在的关联.一方面,从西方思想家对现代性的论述来看,黑格尔所确立的主体原则(个体原则)成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现代性的发展过程是个体化的过程,个人观是考察现代性发展的基本视角;另一方面,从西方思想家对个人观("个人主义")的论述来看,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个人主义"是西方现代性发展的一个核心原则,西方现代的个人观在"个人主义"学说中得到了清晰地表达.大多现代西方思想家对"个人主义"有自己的界定,尽力与利己主义区别开来,不把个人看作惟利是图的主体,强调现代个人是独立的、自主的、谦卑的主体.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浅析《野草》的现代性思考

“五四”时期,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对人生意义的探寻远远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这种探寻透过现实层面达到了哲学高度。本文仅就其散文诗集《野草》的现代性思考略作分析。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浅析《野草》的现代性思考

“五四”时期，思想家、学家鲁迅对人生意义的探寻远远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这种探寻透过现实层面达到了哲学高度。本仅就其散诗集《野草》的现代性思考略作分析。     

论李大钊在民族问题上的开拓性建树

"五四"前后,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民族自决、民族平等、民族发展和"联邦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并在中国民族革命的归属、联邦制和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李大钊无愧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先驱。     

勒马回缰写旧诗——"五四"新文学作家古诗词创作现象简论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新文学作家全盘否定古诗词,视古诗词为"死文学",主张建立一种新文学--"活文学".他们倡导白话新诗,对古诗词进行了坚决的否定.但是,在"五四"后期尤其是"五四"落潮之后,"五四"新文学作家却一改"五四"时期的偏激态度,重新开始创作古诗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肯定了古诗词.古诗词与新文学形成鲜明对比,这样新文学作家创作古诗词就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学现象.     

从中国古代和同思想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我国古代和同思想经历了西周到春秋时期的"和同之辨"及后期儒家提出"和而不同"两个时期."和同之辨"强调"和"是事物之间的辩证统一,"和而不同"则强调"和"是事物之间的均衡统一.上述关于"和"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的涵义,处理好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林语堂文化建构中的神性之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发轫点,面对中国文化往何处去的问题,“五四”先驱做出不同的选择,主要有两种趋向,一是文化激进主义,否定传统,主张欧化;一是文化保守主义,采西学之长,给传统文化注进现代价值。而林语堂却独树一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引进现代基督教精神这一神性之维,从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建立个人与上帝的关系。     

现代性反思中的地域文化、民族精神与性别困境——马玉梅小说论

引入"地方性知识",以其为理论背景,通过对马玉梅小说的分析,对新疆回族当代文学的流派建构及思想价值提升有所推助;通过对现代性的文化反思,使民族精神在现代语境中得以继承和延续,是包括马玉梅在内的所有民族作家应该努力的方向;在婚姻爱情领域,展现现代性冲击与民族婚俗文化所形成的性别困境,体现了马玉梅可敬的思想与艺术勇气。     

冲破文言秩序的罗网——兼论五四学人的全面反传统态度

语言秩序与民族精神应该是互动的 ,而远在“五四”时期之前 ,文言秩序已获得了一种鲜明的制度性特征 ,成为民族精神的禁锢。它剥夺他人说话的权力 ,排斥他种对世界的解释。五四学人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全面反传统的态度 ,从语言批判到文化反抗彻底打破文言秩序 ,充分释放民族精神     

略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性质与特点

民族关系问题在我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对整个国家生活及各民族的发展有深刻影响.目前,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内容性质、地位作用、特点及发展规律等问题,已不仅是理论上需要探讨的问题,尤其在实际生活中是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我们到民族地区调查时发现,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是,有的同志仅以本地区民族之间有无矛盾纠纷发生作为衡量民族关系的标准.如果"不出事"、"不闹纠纷"就以为关系"好",反之又认为是关系"差".这显然是对民族关系的片面理解.以这样的     

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两种思潮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者，梁启超的思想因政治而产生，为了政治而服务。他希望通过对国民思想的构造，让国民具备个人自治思想和能力，从而使得整个民族能够富强起来。在国家的体制选择上，张佛泉主张以政治为主的共和爱国主义，以“邦国主义”为其典型。张君劢则强调文化的力量，提出文化民族主义，力求通过文化来复兴民族。本文将通过对他们思想的比较分析，找到他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探究其现代政治思想的源头，批判的继承其现代性政治思想，为民族复兴的大厦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