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文化角度谈郦道元“酷吏”说

郦道元在《魏书》中被列入酷吏一列,后人多认为是由于郦氏实行暴政和魏收人品等原因造成。从＂酷吏＂一词的语言文化角度看,应该是＂严正冷酷＂之吏,而不是＂残暴＂之吏,郦氏并非后人认为的暴吏,魏收亦没有丑化郦道元人物形象。     

从语言文化角度谈郦道元"酷吏"说

郦道元在<魏书>中被列入酷吏一列,后人多认为是由于郦氏实行暴政和魏收人品等原因造成.从"酷吏"一词的语言文化角度看,应该是"严正冷酷"之吏,而不是"残暴"之吏,郦氏并非后人认为的暴吏,魏收亦没有丑化郦道元人物形象.     

论《史记·酷吏列传》的叙事方式

《史记·酷吏列传》的叙事结构独具特色,它具体表现为：一、司马迁正确处理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使文章详略得当;二、《酷吏列传》的外形结构酷似一传,其中的纹理特征又包含有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     

东汉汝南郡方士考略

东汉时汝南郡方士活动频繁、形象各异,他们或为官一方,或独以占名,或以降妖除魔为己任、或兼精儒家文化。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汝南郡为天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当地民众对鬼神的盲目崇拜、东汉年间谶纬之术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东汉汝南郡方士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贡献。对东汉汝南郡方士的活动进行探究,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对东汉社会进行更准确的把握。     

东汉名士现象研究

研究东汉名士现象,可以从名士的由来、东汉名士队伍的两大分野、名士形象的品格魅力、名士效应下的人文气象等四个方面入手。东汉名士效应与汉末"建安文学"有内质性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是为其文化背景,浸染了独特的时代色彩;二是为作家的文学创作实践,定下了全新的审美格调;三是激活了一代作家放眼天下、关注民生、感悟人生的赤子情怀。     

东汉皇宫宿卫体系论略

东汉的皇宫宿卫体系是在继承西汉皇宫宿卫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而形成的。东汉皇宫多层宿卫体系非常严密、宿卫军权高度集中，这利于东汉皇权的集中和强化。然而，东汉后期，随着外戚和宦官势力的不断膨胀，他们为把持国政，都争相把控制皇宫宿卫力量作为争夺权势的强力后盾，使东汉皇宫多层宿卫体系成了外戚和宦官削弱和控制皇权的凭借。     

东汉崔氏家族生态文化探析

东汉崔氏家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又带给他们文化的给养。官方的文化导向使他们重视经书,蓄积了深厚的文化功底。博学的家风使他们耳濡目染,得以诗书传家。志同道合文士的相互砥砺更促进他们的进步。     

东汉汉译佛经中的第一人称代词

主要以东汉汉译佛经第一人称代词为研究对象,在穷尽性统计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静态描写,通过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整理出东汉汉译佛经第一人称代词的系统,并指出其特点及形成的原因,帮助人们了解东汉时期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系统的实际面貌,了解第一人称代词的历史发展轨迹,以期对汉语史研究做一些有益的必要的补充。     

东汉皇宫宿卫体系论略

东汉的皇宫宿卫体系是在继承西汉皇宫宿卫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而形成的。东汉皇宫多层宿卫体系非常严密、宿卫军权高度集中,这利于东汉皇权的集中和强化。然而,东汉后期,随着外戚和宦官势力的不断膨胀,他们为把持国政,都争相把控制皇宫宿卫力量作为争夺权势的强力后盾,使东汉皇宫多层宿卫体系成了外戚和宦官削弱和控制皇权的凭借。     

浅析东汉明帝的文化政策

东汉明帝刘庄，遵奉光武旧制，在恢复经济、安定政治的基础上，致力于文化建设，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文化政策，如尊祀孔子、重儒崇经、大力兴学、广集图书文献、典校秘书、实施宽明的佛教政策、大兴礼乐等。这些政策既承继光武传统，又依据时势有所创新和发展，对后世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汉汉译佛经词语例释

利用东汉时期的汉译佛经,讨论其中10个词语,或对诸家未及之词进行诠释,或补辞书之疏漏,或补证时贤之成说.     

试论东汉末的才性问题

才性问题作为汉末探寻理想人物素质标准的公众话题,历史渊源久远.它在汉武帝时期因董仲舒人性论对政治人物的设想而深化,并在汉末因标准冲突引发社会冲突,从而诱生理论上的思考。才性问题在作为政治问题的表象背后,体现了汉末时代对理想、人物素质内涵的界定。     

东汉北地郡治内徙考略

经过对史料的分析认为，北地郡自秦到西汉一直是边地重镇。西汉末年，北地郡受到羌胡内侵，自此辖地萎缩，郡治内迁。东汉，北地郡复置。其郡治虽沿用旧名，但实际地点却已不在西汉故地，而是随着羌乱多次变动。到东汉永初六年（141年）前，北地郡治已内迁关中。     

东汉崔氏家族生态文化探析

东汉崔氏家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又带给他们文化的给养。官方的文化导向使他们重视经书,蓄积了深厚的文化功底。博学的家风使他们耳濡目染,得以诗书传家。志同道合文士的相互砥砺更促进他们的进步。     

东汉豪族大姓的来源及发展

东汉豪族大姓主要由战国以来的封建旧贵族和随着秦汉地主经济的发展而新兴起的豪强大族构成。东汉初,政府一方面打击那些与王权相忤的豪族,一方面又扶植、放任豪族大姓的发展。东汉中期,豪族发展呈上升趋势,各地强宗大姓的社会、经济势力极度膨胀,对东汉社会影响巨大。因此,分析探讨豪族宗族组织更有利于对豪族大姓本质的认识。     

谈《史记·酷吏列传》隐含的悲剧意识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以客观、冷静的治学态度对西汉时期的酷吏进行了“实录”。通过对这些酷吏群体遭遇的分析,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客观冷静记录间,折射出的是抑制与愤激,不满与同情,这透出了司马迁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存价值的怀疑与困惑,是不自觉的悲剧意识的显现。这种悲剧意识是隐性的,但却是崇高的,闪烁着人性和独立精神的光芒。     

东汉三国时期的造园堆山

与秦，西汉和相比，东汉三国时期的造园堆山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园林山水由求仙的中介转变为现实的审美对象，东汉三国造园堆山追求景象的真实感，经由“转移模写”求得假山与真山间的形似，造园堆山有如自然之缩景。     

东汉广陵太守张纲治绩述论

张纲出生官宦世家,受家庭的熏陶,年少时便能"厉布衣之节"。汉安元年,张纲被选为"八使"之一,代替天子巡视天下。他不畏权贵,弹劾了一大批贪赃枉法的官僚。出巡回朝后,由于得罪大将军梁冀,被派广陵任太守,平定以张婴为首的农民起义。他采用安抚之法,平定了张婴等的叛乱。同时,他在广陵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爱戴。     

东汉党锢士人气节的表现形式及其构成机制

汉末桓、灵之际,宦官乱政,正直废放,在伏牛山大地上活跃着一批心怀国祚、视死如归的党人。他们以气节互相推重,依靠群体的力量发出声音,同阉宦集团展开斗争。儒学在东汉的大发展提升了知识分子们的话语权,春秋战国的养士遗风为党人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谣谚则是促进党人团结、讨伐阉宦的有力武器。此三者大致是党锢之祸中支持士人矢志不渝、前赴后继的气节之构成机制。士人话语权的提升使他们拥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群体的愈发扩大也会增加他们话语的权重,谣谚盛行、互相题拂则可以吸引更多士人参加这场"战斗"。此三者密不可分,相互生发。党人们用生命和鲜血诠释着儒家的义利关系,成为伏牛山区域历史文化的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