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宋元明清楷书及其衰落原因

楷书是继隶书之后的一种字体端正、用笔合法、波磔势少的书体。它萌芽于西汉,中经魏晋六朝的成熟、繁荣,至唐极盛,成就辉煌。五代以降的宋、元、明、清楷书,主要学魏晋、北朝和唐人。虽小有创变,异彩纷呈,但总的格局却是呈衰落之势。除了时代的、创作主体、楷书自身的原因以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沿袭摹拟之风甚浓,真正独创的作品太少。从整体上说,这一时期楷书艺术成就不高,没有产生如钟繇、二王、颜真卿这样的伟大书家和杰出作品。     

从石刻文献看佛教文化对隋唐五代楷书的影响

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语言文字.作为这一时期语言文化重要载体的石刻文献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佛教类石刻的数量迅速增多；佛教石刻的类型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凿刻或者捐刻队伍庞杂,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等.与之相应的石刻文字也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石刻楷书记载的内容增加；新造字大量出现；假借字逐渐增多等.     

基于语料库的六朝与隋唐五代石刻楷书异体字比较调查

六朝与隋唐五代时期的石刻楷书中存在着大量异体字,它们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分别从异体字数量、异体字形、字位主形三个方面对"六朝石刻楷书语料库"与"隋唐五代石刻楷书语料库"中所贮存的异体字展开比较调查。调查表明:从数量上看,与六朝相比,隋唐五代石刻楷书的形体渐趋规范定型;楷化过程中,组成汉字的构件与笔画数量、汉字出现的频率、历史的传承与积淀是影响异体数量的共同因素。从字形上看,两段时期的异体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传承性,同时,隋唐五代石刻楷书中也出现了一部分具有时代特征的变异形体,其代表即"武周新字"。从字位主形上看,简易、区别、表义性、系统性原则是汉字楷化过程中楷书异体的选择标准及优化原则。     

隋唐五代小说中判断句的比较研究

小说在唐代演变为双线发展的局面，判断句在不同类别的小说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通过对比研究，认为“是”的系词用法在此时已经发展成熟。     

浅谈硬笔楷书笔画书写的技法

汉字书写是一门艺术,要写好汉字需要掌握一系列技法,其中最基本的是笔画的书写技法。汉字共有八类笔画,分别是点、横、竖、撇、捺、钩、提、折。每个笔画都有其独特的书写特点和技法,本文对硬笔楷书笔画的书写特点与技法一一作了探述。     

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看隋唐时期碑刻楷书的研究价值

隋唐时期是汉字楷书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当时社会上各种书写材质并用,其中碑刻材料是最能够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用字情况的实物文献资料之一。本文试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讨论隋唐时期碑刻楷书潜在的研究价值:总结楷化规律;确定历史地位;保存楷书字形;提供新增汉字;明确简化来源。     

隋唐五代国家对泰山的保护考释

传统社会中,国家对泰山的保护起始于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随着泰山地位的不断提高,泰山保护不绝如缕。随着泰山保护的历史经验积累,到了隋唐五代时期,开始从行政、法律、制度等层面展开系统全面的保护,并体现到了具体的实践之中。这与泰山神的神格职司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国家对泰山的祭祀制度,更加强化了对泰山的保护意识与行动。     

唐诗齐鲁地理文化的文学书写

地域和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切入点。文化地理学认为作者通过在文学作品中描写、阐释地域空间,从而表达主观的地区经验,以此宣告自身的地域身份意识与归属感。诗人对特定地理空间充满了复杂的情感。诗歌是诗人抒情言志的载体。面对同样的齐鲁自然风貌和人文历史,诗人因性格气质和人生境遇不同,在诗歌中建构的齐鲁地理文化空间呈现出多样性。此外,不同群体对齐鲁地理文化空间的感受和书写也呈现出差异性。齐鲁本地诗人重在书写乡村生活的衰败和皈依之情;而外来诗人常以“他者”眼光关注齐鲁壮美的自然地理和深厚的人文历史。     

当代河洛文学权力书写的王都文化阐释

当代河洛文学的权力书写有着浓郁的河洛王都文化色彩。洛阳十三朝古都所形成的千年王都文化语境,对河洛文学所描写的“世界”和河洛作家产生深刻的形塑。河洛王都的战争频发与权力交替,使崇权唯上的权力文化极为兴盛也别具一格,它只关乎权力而没有正义感和道德感。王都文化里的权力叙事与生存苦难并行,以苦难来彰显权力的重要,以权力来反衬苦难的沉重,使我们无法从单一向度对当代河洛文学的权力书写作出扁平型的情感与价值的判断。     

现当代文学史视阈下的作家文学白蛇传书写

白蛇传传说现代作家文学书写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六十年代“文艺为政治服务”号召下的“大我”宏观政治语境书写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的“小我”人性化审视书写。这两种书写范式实践了由宏达叙事向日常生活叙事的转型，表明了不同时期人们遭遇的不同困惑以及应对的态度。两者在创作理念和表现方式上差别巨大，在整个传说的传承中发挥的价值功用相去甚远。     

自汉至唐的青门书写及其诗境演进

青门最初指汉代的霸城门,在唐代指代东城门,是长安城东迎来送往最频繁的出入口。青门从汉代开始进入诗歌,至唐代完成了从地理坐标到文学意象的演变。唐代文人对于青门的书写,包含着他们对都城的感知,既有对青门内外胜迹的吟咏,也有对于自己命运起伏的喟叹。从他们的视角来看,有青门内的功名追求,青门外的广阔天地,以及青门道上的依依惜别,青门的诗意空间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对于自汉至唐青门书写的研究,为梳理都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也能够广泛考察唐代文人的生存状态及交游情况。     

唐五代洛阳的科举活动与河洛文化的地位

洛阳在唐代、武击和五代做过都城，举办过科举活动。唐高宗时，利举制一些做法的创立成型，与洛阳有关。武则天把洛阳科举活动和执政柄革命唐命紧密结合起来，突出儒学的经世致用功效；首创武举，拓宽科举制领域；强调和发挥河洛文化的主导作用。武则天之后，唐廷或在洛阳出台科举制政策，或在洛阳举行考试。五代时期，洛阳依然有科举活动，十国举子也前来应试。科举制既以河洛文化为主导思想，又作为新成分补充河洛文化，在国家分裂之后复归于统一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     

黎紫书小说的记忆书写与时间形状

黎紫书的小说以历史中的个体命运为切片,时常打乱线性的时间结构,于循环往复中打捞遗失的记忆,并且始终保持着悲悯的情怀。黎紫书避开宏大的历史叙事,用以小博大的手法,聚焦于时间与记忆的书写,编织着一张时间之网,再现历史的丰富细节,以铭刻时间的记忆之痕。她的小说关注的是被情欲、政治、历史暴力碾压过的独异的“个人”,她对历史绝境中个体命运的关注,使得她的作品呈现出深刻的人性力量。     

周作人的风物书写与“人的文学”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以“人的文学”为核心,而他的风物书写,也与此紧密相连.周氏的风物书写,可从“人的图腾”、“世相的描述”以及“国民文化的书写”三个方面出发加以解读,其中前者是后两者的基础,而后两者则为前者的展开.在此基础上,周作人的风物书写具有文学与国民的双重意义,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周作人的兴趣、气质以及与文学事功的契合点.     

“被苦难”的底层——论作家群体在底层文学中对苦难的极致化书写

底层文学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即是对底层苦难的表现。然而随着底层文学的发展,作家群体对苦难的书写呈现出一种极致化的书写方式。那么这一现象有何表现?如何解读?带给我们何种启示?笔者将就此展开个人分析。     

文学地理与空间书写——以相思湖畔三位小说家为中心的考察

在东西、凡一平、黄佩华等"相思湖作家群"小说家的作品中,文学地理与空间书写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东西注重家庭与外界的书写,凡一平注重城市与乡村的书写,黄佩华注重民族与地方的书写,这些空间书写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表征/再现了作家对世界、地方和空间的自我体验。     

传统书写文化视野下的壮族歌谣习俗

通过分析有关壮族歌谣习俗的历史文本,认为传统书写文化观照作为口承文化的壮族歌谣习俗时表现出多重话语内涵和不平等性的特征。这种视角的根源是文化在发展规律上客观存在强势文化轻视、忽视弱势文化的历史局限性及传统书写文化在重文轻言、以文构权的思维定势下形成文化中心主义的主观局限性。由此提出应重视从口承文化的视野观照歌谣民俗,进而重新审视书写文化语境下口承文化的价值及地位。     

古代游宦诗人在广西桂东地区的文学书写

清人汪森的《粤西诗载》收入自秦汉至明末游宦桂东的88名诗人在桂东创作且吟咏桂东的诗作212首。没有收进《粤西诗载》的游宦诗人和歌唱桂东的诗词还有很多。从这些游宦诗人在桂东的文学书写,可以读到各时代诗人的诗心,诸如迁谪之情,隐逸之念,用世之心。他们对桂东地理、风土、政治的记录,是研究桂东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的重要史料,他们的诗作为桂东文学的繁荣增添了绚烂多彩的一笔。     

唐代文学中洞庭湖神话传说的文化解读

唐代文学对洞庭湖的描写,有很多涉及到洞庭湖的一些神话传说,或者是把这些神话传说融入到诗歌的咏唱之中,或是直接以神话传说为创作题材,从而表现出洞庭湖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这些神话传说,是形成地域文化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用历史的眼光透视洞庭湖文化,探究洞庭湖神话传说故事的源流,对我们理解洞庭湖这个地域文化主体,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