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国际传播中的形象构建及传播策略研究——以China Daily为例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对于赓续红色根脉及在国际社会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China Daily上关于红色文化的英文报道发现,作为红色文化传播的主流媒体,China Daily善于把握注意力,以共情为原则进行信息重构,在碎片化的叙事中介绍红色文化,塑造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     

流散与融聚——谭恩美与严歌苓文化认同之比较

谭恩关和严歌苓是九十年代海外华裔文学的领军人物,都为我们提供了华裔在异域的生活经验和心路历程。由于生活背景不同,她们在文化认同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叙事话语和刻画的华裔女性形象上。为了融聚在美国主流文化之中,谭恩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而严歌苓作为流散文学的代表,站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反思海外华人在异域生活的文化认同。     

暧昧的身体 荒谬的体验——对卫慧作品的后现代解读

若用后现代哲学解读卫慧作品,身体不过是前意识层面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性行为体现了一种特别的性欲意向,一种爱欲知觉。从存在论意义上来说,性关系是一个身体寻找另一个身体、以确认人与人的共在关系。卫慧的身体叙事文本,完成了新时期文学由“宏大叙事”到“个体叙事”再到“身体叙事”的叙事革命,在100年内实现了中国女性由个性解放到身体解放的现代神话。但由于远离我国当下的文化语境,不可避免地遭到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的围剿与唾弃。     

浅谈地域文学时空结构的"二律背反" --兼评贺享雍的长篇小说《怪圈》

文章揭示出了地域文学中的“时空悖论”;空间,即地域文学与主流文学相比它所独具的地方性,时间,即地域文学与主流文学相比之所共有的时代性,于是窨的地方性特色要通过时间性的传统文化来表现,时间的时代性价值要通过空间性的主流文化来体现,四川省著名的地域文学作家,“巴山作家群”90年代的代表作家贺享雍的新作《怪圈》,对解开这个“时空悖论”的纽结,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创作探索;化时空矛盾为审美张力,变民俗文化为艺术表达,寓主题象征于自然风物,用现代叙事讲传统故事。     

“重构”父亲的意义——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文本中的父亲形象书写

文章试图以现当代文学中父亲形象书写的两种修辞变换为切入点,考察"父亲"形象的文学叙事如何与社会现实、现代国家政治伦理建构之间互动、同构及其间所存在的复杂语义关联,以此说明作为"象征性行为"的文学叙事与现代国家政治伦理建构之间的关联。     

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中的杨家将形象

杨家将在历史舞台的影响恒久远，然而杨家将在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中的形象存在着差异，杨家将三代代表人物在历史叙事中表现为忍辱负重、忠君爱国、骁勇善战、远见卓识的形象，而后在文学叙事中又进一步彰显了其尽职尽责、孝敬父母、尚气节、体恤将士的形象，当下不断有文艺作品重塑杨家将形象并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维护正义、面对困苦积极乐观的气节与品格。这些人们所敬仰的美好品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存在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书写历史记忆——电视剧《戈壁母亲》的症候式解读

屯垦叙事成为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新近发掘的亮点,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对电视剧《戈壁母亲》进行症候式解读,发现其借助于大众文本叙事形态、有效地链接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大众文化接受语境,成功地超越了个体的“怀旧”和历史线性叙述的局限,在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接合中实现了“去政治化的政治”。     

壮族民间叙事文学与壮族当代小说悲剧形象审美比较

壮族民间叙事文学与壮族当代小说悲剧作品中 ,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悲剧形象 ,这些悲剧形象的审美特色呈现很大的差异 :在前者中塑造得最生动、最有特色的是英雄形象 ,人物性格单一 ,呈现出单纯明朗的美学特征 ;后者以描写具有优美品格的普通人为主流 ,人物缤纷繁杂 ,性格复杂多样 ,给人予繁富的美感 (英雄人物也是如此     

论《再见，哥伦布》中犹裔文化身份之流变

当代美国犹裔文学巨擘菲利普·罗斯的《再见,哥伦布》,以独特的视角与真实动人的细节叙事讲述了美国犹太移民的生存境况和在异质文化下寻求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心路历程。作品中的男性典型形象在美国主流文化与犹太传统文化的交融与冲撞下,遭遇身份困境与身份迷失;在身份抉择的过程中,由于同一文化对不同文化主体所起到的作用不同,典型形象对文化身份的选择也不尽相同。     

作为叙事的族群文化文本

文章阐述的是文学与族群叙事的关系。以玛丽·Molek和伊凡·Molek来阐明在美国的斯洛文尼亚民族文化如何被文学表述。文本透露出的有关民族文化的人类学信息,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获取,除非这些信息是在作品纯现实的章节中呈现。     

蝴蝶在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两个文化涵义

蝴蝶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有两个具体文化涵义：一为庄子梦蝶所代表的虚无或者说绝对自由状态，二为由韩凭妻的故事演变而来的梁祝故事所体现的忠贞不渝爱情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学里，相当多的自然物和生物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涵义，通过文学的长期流变，这些形象逐渐固定下来成为某种思想或感情的独特代表。     

从“桐叶封弟”“司马牛致邑与珪”看玉文化传统的中心地位

从人类学角度解读传统叙事文本“桐叶封弟”和“司马牛致邑与珪”,可以还原珪玉在叙事结构中的中心地位,它反映了古代文化大传统——玉文化传统对文字文本的影响.珪是玉的一种,既是祭祀礼器,又是神性表征,同时起着沟通鬼神、权利通神的作用.玉是帝王权力表征中不可或缺之物.王权在现实中的凸显和强调,权力从抽象变的具体,都需要借助玉这个媒介.诉诸N级编码理论,实物“玉”从内容到形式恰当反映了原始先民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它传达了超越文字文本的原始编码意义.由此形成的玉文化传统正是隐藏在文化表象后的古代文化大传统,即先于文字的大传统,也称一级编码.     

最早的字典如何编码？——神话类比思维解码《尔雅·释鱼》

《尔雅·释鱼》中许多不属于鱼类的动物被古人归入鱼类阐释，是因为在古人的类比思维中，这些动物因某方面特征成为生命崇拜的象征体，体现初民“生生不已”、“变化无穷”的神话生命观。文章通过文化文本的N级编码理论·试图在文献、文物、图像的多重证据观照下，对《尔雅·释鱼》的可能性编码原则作出蠡测。     

古代文学中的“眉”意象探究

"眉"是中国古代关于美的一个象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作为一种意象已经被沉淀为固有的民族文化内涵,也逐渐被人们接纳成为共同的意蕴。"眉"意象作为单象意象,虽然只是一个词汇,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却包含了作者丰富的情感意蕴、审美情结和文化内涵,取得了别样的效果。     

中国文化的编码与解码自觉——序《中国灯谜年鉴》

从文化符号的编码和解码角度研究谜语（灯谜）活动,将其视为图像之谜和文字之谜以后出现的三级编码.谜语创作和解谜,体现着符号编码和解码的自觉意识,对于重新解释文字记述小传统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谜语的出现,要上溯到一级至二级编码.从解画谜到解字谜,再到解谜语,谜面和谜底之间的隐喻思维贯穿着大小传统的全过程.汉字作为象形字,本身包含着形音义的编码关系.从训诂学家的《尔雅》《说文解字》,到民间流传不衰的测字术,无不植根于这类符号解谜的活动.宇宙之间最大的谜是“天命”,从观风水到辨别玉石,从佩戴玉礼器到甲骨占卜和算卦看相,华夏早期知识人完全沉浸在解码天命或神意的现实需求中.藉此打通的视野,可从不同角度审视文化文本的多元编码.     

文化文本的N级编码论——从“大传统”到“小传统”的整体解读方略

文学人类学的核心问题是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复杂关系。本文提出的N级编码理论,兼顾无文字时代的文化大传统与有文字时代的小传统,从文化表述的讨论,引入文化编码的讨论,以鹗女神和蛙女神崇拜的图像叙事为例,将史前期的文物和图像视为一级编码,汉字为二级编码,汉字书写的早期经典为三级编码,此后的相关主题写作,直到莫言的《蛙》,统称N级编码。提示N级编码理论对于打通古今中外文学研究的可操作性,尤其是如何通过新发现的大传统知识,重解小传统的文本。     

中国叙事理论的发展及研究评价

中国叙事的存在可谓源远流长，战国以后，中国的叙事艺术蓬勃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叙事作品。中国古代叙事作品有三种形态：文本叙事、舞台叙事、民间口头叙事。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理论已相当发达，以小说评点、古文评点、《史记》评点为主，形成了叙事理论的框架与主体。当代叙事理论构建应参照西方叙事理论。     

"泥泥狗"作为文化符号和审美元素的解读

从"泥泥狗"造型、色彩和纹饰特点等方面分析了被称为华夏文明的"活化石"、"真图腾"的"泥泥狗",认为其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化美,而且还是远古人类繁衍崇拜的物化和象征.     

简析《全唐诗》中“丝绸女”形象

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诗国",而且也是一个"丝国"。诗与丝,前者作为精神文化的代表,后者作为物质文化的代表,两者很早就缔结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重要的组成部分。丝与诗的紧密结合,成为我国古代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全唐诗》中,出现大量与丝绸相关的"丝绸诗","丝绸诗"中有大量关于女性形象描写的诗句。"丝绸诗"中女性形象的丰富多彩,体现了女性在唐代丝绸文化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格萨尔》叙事文本的多样性——以青海果洛甘德县德尔文部落为个案

文章在实地田野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本和语境结合的研究方法,将《格萨尔》史诗传统视为一个大的文本,认为《格萨尔》口头叙事传统中口头说唱的叙事文本、书写文本、格萨尔绘画、雕塑、石刻和遍布各地的风物遗迹等都是不同形式的叙事文本,这些叙事文本乃史诗传承的重要载体.将这些不同的叙事形式纳入史诗文本的研究视野,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挖掘史诗的个性和文化内涵,从而注意到《格萨尔》叙事文本的多元化和多样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