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字的古今音》勘误(1995年第三期)

<正>一、勘误部分:P31 1、标题《“粱”字的古音》应加“今”字作《“粱”字的古今音》.2、第一段末行《“粱”字及其读声》之“声”应作“音”.3、第四段倒数第3行“兹不赘”加“述”字作“兹不赘述”.P32 1、右边顺数第19行“以上古的本音始”之“以”字作“从”字.2、右边倒数第5行“故不妨先以有反切的中古音系”之“以”作“从”字.3、右边倒数第3行(“（?）”在《集谐》)之“谐”字作’“韵”字.P33 右边倒数第4行“二、它的第一个变音是[ts‘lian]之韵尾“n”作“η”.     

从定语的性质看《孟子》定心结构中“之”的隐现

本文旨在通过对《孟子》定语语料的分析来发现定心结构中“之”的隐现规律。在分析中我们发现,定语的性质对“之”的隐现起很大的作用,因为不同性质的词语做定语时“之”的隐现情况不同:方位名词、数词、量词后不带“之”;其它名词后有的带“之”,有的不带“之”;代词后绝大多数不带“之”,只有一例带“之”;具有指代人称作用的谦敬词后带“之”;单音节形容词后不带“之”,双音节形容词后多数带“之”;动词后多数不带“之”,短语后一般带“之”。     

从定语的性质看《孟子》定心结构中“之”的隐现

本文旨在通过对《孟子》定语语料的分析来发现定心结构中“之”的隐现规律。在分析中我们发现，定语的性质对“之”的隐现起很大的作用，因为不同性质的词语做定语时“之”的隐现情况不同：方位名词、数词、量词后不带“之”；其它名词后有的带“之”，有的不带“之”；代词后绝大多数不带“之”，只有一例带“之”；具有指代人称作用的谦敬词后带“之”；单音节形容词后不带“之”，双音节形容词后多数带“之”；动词后多数不带“之”，短语后一般带“之”。     

“食不可赏”的儒家“孝”思想发微

“食不可赏”一语出自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篇中,在随后出现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及北京大学藏秦简《从政之经》中,也有相同或类似的语句.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前人多只从饮食角度加以关注,未从其他角度深入.基于《为吏之道》中蕴含着浓厚的儒家思想,那么“食不可赏”所反映的正是儒家“孝”的伦理思想,告诫官吏要有孝敬之心,尊养父母,不可忤逆亲上,有踳悖之行.在这里,“孝”更多地是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发挥政治作用,这也是秦朝统治者重视“孝”并将其作为官吏的品德要求的主要原因.     

从儒家的心性修养看《白雨斋词话》之“沉郁”说

儒家的心性之学直接关系到《白雨斋词话》的理论品质及其立论的内在肌理.“沉郁”作为一种深怀儒家道义信仰的贤人君子在道不可行、身处困境之中而依旧从善固执、忠爱缠绵的悲剧性情感,它即是一种极为难得的人格修养,也是一种高卓的词艺境界.由此可以得出“沉郁说”本身就潜藏着对“怨慕”之情和“弱德”之美的内在关涉.     

形声兼义字与形声通假字

“六书”条例,发明很早,《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六书”是先哲研究文字,类别文字构造的科学总结,文字制作的规范,尽在于是,“六书”之说不可毁.有的人訾嗷叫嚣,必欲彻底泯绝之,可谓先圣后圣,其揆不一也.黄季刚先生认为“‘六书’为中国一切汉字所同循”.他说:“汉世俗书渐众,故其释字形亦不本于古,以泉、货为白水、真人,以日月为易,以千里草为董,以乙力土为地,以白下羊为皋.此皆《说文·叙》所举诸生、廷尉谬说之外,以造字正义衡之,固为谬误,察其离析之法,亦自合于解字之理.亦此曹意中之会意字也.自是以后,文武为斌,不可为叵,樊然淆乱,日有所增,而皆不违“六书”之例.惟孙休为子立名及梁四公子名,其字无从下笔,自余皆可以“六书”说之.”     

英汉词汇比较拾零

社会语言学把词汇视为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词汇变化发展乃是社会生活变化和人类认识发展的反映.英语和汉语是两种高度发展的语言,此两种语言的词之涵意及使用习惯有许多不同,各有特点.严复曰:“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天演论·译例言》).可见,我们在理解英文词汇意义过程中,须持谨慎之态度.由于我们认知英文词汇时受到汉语的干扰,很容易怀着汉语的语言心理而望英语之“文”徒生汉语之“义”.实际上,英汉词汇意义间比较有三种情况:①完全对应;③不完全对应;③完全不对应.注意英汉语言的对比,对提高学习者的语言分辨能力和文化素养有积极的意义.赵景深先生把milky、way译作“牛奶路”而被鲁迅先生赠以“迢迢牛奶路”的名句,以至“牛奶路”成为翻译史上的典型笑话;这恐怕对英语学习者在学习中要认真推敲词汇意义教育颇大.     

Within the Tension of “Meaning” and “Thing”:A Study of the Opinions of Zhuang Chunyu and Kong Guangsen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春秋》“义”“事”之争有莫大关系.在乾嘉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下,庄存与提出“《春秋》非记事之史”,认为《春秋》之所书,皆“约文以示义”,是“不书”重于“书”;孔广森提出“《春秋》重义不重事”,认为孔子之《春秋》,虽然是因鲁史而作,然每每赋予了新义.虽然庄、孔两人严格上讲,都未必可视同于嘉、道之后的今文学者,然这样一种重“义”不重“事”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已为清代今文学之滥觞.     

我国海上保险“最大诚信”内容新探

纵观有关我国海上保险“最大诚信”之论述,对其内容之界定或“述而不论”,或“论而不清”,本文试从我国现行法之法条出发,力求准确论证海上保险“最大诚信”之内容。     

考察汉日语言中“死”的比喻表现

无论在汉语还是在日语中,在会话过程中避免用“死”这个字眼都是两种语言表达的礼貌说法.但是,在汉语会话中,经常会出现“死”字来表示某件事状态程度之高.比如“烦死了”“气死了”等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表达感情程度之高的典型表现.但是,在日语中却不这么表达,相反,日本人还会因为中国人使用了“死”字的表达方式而感到不解.通过对比日语和汉语中“死”的比喻表现,来探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死”的比喻意义时避免出现摩擦.     

“稼轩体”特色论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是南宋杰出的词作家.《稼轩长短句》凡六百二十首,无论是数量之丰,还是质量之高,皆雄居两宋之首.他“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郭沫若语),“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四库提要》),开创了豪放词派.在内容上无意不可人,无事不可言,在艺术上也有着突破性的贡献,成就了独具一格的“稼轩体”.下面试以《沁园春·叠嶂西驰》一词为例,来探讨一下“稼轩体”的主要特色.     

《论语》札记二则

《论语》中“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和“父母唯其疾之忧”两句的释义历来争论较多。“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理解为“君子不敦重就不威严，学习了就不会鄙陋”更为合适。“父母唯其疾之忧”应理解为“（孝就是）子女只担心、忧虑父母的疾病”。     

外交之妙 妙在迂回——外交谋略之六

人们常言,外交是一门艺术。艺术之妙,妙在不直。开门见山,一览无余,终非艺术上品,而曲径通幽,柳暗花明,才能引人人胜。诗贵“曲笔道真情”,不画庙而画幡竿才是古画“深山藏古寺”的不朽名笔。艺术如此,外交亦然。外交之有“艺术”的美称,恐也在于这“不直”二字。“不直”之谓,套用外交术语,则称作“迂     

“虚拟实在”的形上意义

虚拟不只是一种技术术语,更是现代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从虚拟之“虚”、虚拟之“真”、虚拟之“在”三个层面可以看出“虚拟实在”的形上意义。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非遗”传承的内在动力——以云南壮剧为例

“非遗”保护的关键在于传承,传承是要靠人来进行的.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非遗”传承的内在动力.没有文化自觉,就没有传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认识到“非遗”深厚的文化魅力并为之持之以恒地坚守.     

论王国维之“古雅”

不同于中国传统古典文论的概念,王国维的“古雅”以西方美学范畴为基础.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王国维区别了“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其“古雅”概念主要是指“第二形式”,是对美的对象的表现形式,是双重形式,也就是“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古雅”和“优美”、“崇高”的互补性.对“古雅”的判断是经验的、后天的,个人和时代的不同也同样制约着对“古雅”的判定,而这种判定同时又需要一种“修养力”.     

试析晏殊、欧阳修抒怀词的中心意象

晏殊和欧阳修抒怀词中多次出现“花”、“酒”、“歌”、“乐”的意象,以这些中心意象为切口,可以解读出其抒怀词中的“丧失”情结以及词人排遣丧失之痛的方法：在“酒乡”中忘却,在“歌乐”中重扬生命情致.另外,晏殊还持有圆融的哲学观照眼光,可以不假它求地直接化解“丧失”悲感.     

李道纯老学思想中的常变观

李道纯提出了“真常之道”的概念.其“真常之道”思想是受王弼“贵无”思想影响而来的.李道纯认为,老子对“道”的阐发,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通变.他对于“复”的理解也有两种,即《周易》“一阳来复”的“复”和《老子》“归根复命”之“复”.“复命”体现的是“知常”的向度,“观复”体现的则是“通变”的向度.李道纯认为“知常”与“通变”应是循环无端的,故不可执于一端.李道纯又把“观复”之“复”与“化”联系在一起,共同作为道之用.与以往的解老著作相比,李道纯更强调由静转动意义上的“复”.     

传承老子“以道蒞天下”促进干部的理论学习

针对多年来很多公务人员不熟悉马克思主义,不重视理论学习,提出公务人员应传承和恪守老子“以道蒞天下”的管理哲学思想.老子的“道”是指客观规律,就是指理论包括管理哲学.老子的“以道蒞天下”,就是认为要用“道”（客观规律）来指导国家社会的管理,并普及之.重新阐述老子经典著作《道德经》关于“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以道蒞天下”与学理论用理论的价值,特别是学习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管理的价值.     

走向新世纪丛书——《中国世纪行》(连载2)

规律之二:农稳粮足天下定是历代王朝鼎盛的共同特征 “春秋第一霸主”的齐国:齐桓管仲“置金”奖农。 公元前685年,管仲改革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在改革中,他十分重视发展农业,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把民之贫富作为估价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所谓“观民之有余及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为此,他制定了一套奖励农业的措施:凡“民之能明于农事者”、“民之能繁育六畜者”、“民之能医民之疾病者”、“民之知时者(知某年有灾谷不登,某年无灾谷可丰)”、“民之通蚕桑,使蚕不疾病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