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新千年之中国编年史

从全球视野看世界历史的发展,会发现很多时代性极强的概念,比如四大文明、帝国、欧洲中心论、美国霸权、亚洲复兴(崛起),等等。其中“亚洲复兴”这个属于现在进行时的概念,尤其让我等身处亚洲的中国人振奋。     

关于小型医学影像图形工作站架构的讨论

在提出“医学影像图形工作站”这个概念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与此相关的另外～个概念，什么是“图形工作站”。     

大型软件工程中心上马

作为整个长江流域四大经济协作组织之一，南京区域经济协调会工作会近日在合肥召开。目前，合肥正借助这个组织的强大推力和自身的科教优势，向“长三角”进发。     

数字地球与数字城市

对于老百姓来说，“数字地球”已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就连业界人士也认为，这个话题早已过时。其实事实恰恰相反，“数字地球”越来越显示出强烈的号召力。在“数字地球”的大概念之下，衍生出无数的“数字**”的大概念之下，衍生出无数的“数字**”，如“数字中国”“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重庆”“数字广州”等。     

近三年广西科技计划任务重点——（二）实施“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工程”

根据计划，广西将着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积极实施“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工程”，重点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海洋等领域，每年培育30家高新技术企业，做大做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到2010年，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100家，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年增长率达到25％左右，工业增加值达到310亿元。推动桂林、南宁、柳州、北海四大高新园区“二次创业”。     

中国历史上本、末业概念的流变

本、末业概念产生于战国,一直流行到近代。它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经济问题的基本概念之一。本业,又叫“本事”、“本务”或“本作”,简称“本”。这个概念从产生时起,就是指包括家庭纺识业在内的农业,因此又叫“耕织”或“农桑”。这个含义,除少数例外,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末业,又叫“末作”、“末事”、“末产”或“末生”,简称“末”。它的含义在战国到秦汉时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后代的注疏家不了解这个过程,将汉代的含义套到战国,说战国的末业也是指工商业。这个错误,积久相传。以至现在许多新出的书籍或     

社会的延续与变迁：一个批判性的回顾

将社会视为一个“系统”与将社会视为一种实体的“物”这两种概念，虽对人类学的社会研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也成为理论推展的主要障碍，成为人类学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类学家多是在“系统”这个概念上来寻求突破，80年代之后则开始设法摆脱“社会是一个物”这个概念，以获致理论的进展。大体说来，前者的努力并不成功，因为他们始终不能摆脱“社会”这个由Durkheim所创造出来的实体；而后者则重新检讨了“社会(society)”以及与之相对的“个人(individual)”这两个概念，从而为人类学的社会理论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琼筵醉客”与“红尘”“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剧作的思想倾向

关汉卿、马致远均列“元曲四大家”,且是最有地位、最有影响的两位。然而，有关两家创作比较之类的论较少。本试从题材选取、情感基调、谴责现实的态度和方式、思想的局限性四个方面分析、比较二之创作倾向。     

"习惯法"与法的概念的泛化

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和概念的原理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能予以否定。然而，近年来法学界却流行在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之外还存在所谓“民间法”、“习惯法”、“非官方法”等法的概念泛化现象。法的概念泛化有多方面的原因，其影响是消极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它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基本原理相矛盾，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相冲突。这个理论误区必须澄清。     

临沧供电局通过“三讲”与“四大目标”构建“大教育、大培训”格局课题研究报告——云南电网公司临沧供电局破解员工教育培训工学矛盾难题

“三讲”教育模式和“四大目标”计划的实施破解员工教育培训工作工学矛盾。本文解读“三讲”教育模式及“四大目标”计划的基本内容、形成过程及架构依据，实施的结果，提高员工的思想认识和技术技能，破解工学矛盾。     

元代戏曲理论中的中国戏曲史

与元杂剧创作的繁盛相比较，元代没有相称的戏曲理论，因而人们在研究元代戏曲时，多注重作家作品，而忽视元人关于戏曲的理论，事实上，元人关于戏曲的理论虽然零散，但只有披沙捡金，就会发现，元人已从关于戏曲文体流变的研究入手，开始了中国戏曲史的初步建构，这一贡献，具有戏曲的早期史学价值。     

元明文人南戏论要

南戏是宋元时期在民间产生和形成的一种戏曲形式，它发展到元末明初便分为民间南戏和文人南戏两途。虽然民间南戏代表着南戏的主流方向，但文人南戏的出现在中国戏曲史上有英特殊的意义和不可替代性，客观上对于明清传奇文学体制的规范和音乐体制的规范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文明戏(中国早期话剧)研究史的几个问题——以袁国兴和黄爱华近著为中心

近几年相继出版的袁国兴的《中国话剧的孕育与生成》和黄爱华的《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是两部各有特色的文明戏研究专著,有体系的专门研究论著的出版,无疑标志着中国国内的文明戏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通过对文明戏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的考察,可知今后的文明戏研究方向应该是:一、加强戏剧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只有依靠正确的资料,才能期望文明戏研究有新的成果产生;二、加强中日学术交流,以解决中国学者对日本戏剧知识不足的问题;三、加强文明戏与中国传统戏曲以及早期电影的关系的研究,以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文明戏的特性。     

历史剧《屈原》的浪漫诗剧品格

历史剧《屈原》是一部浪漫抒情诗剧杰作。它在结构上具有集中统一的特点,主要人物的戏剧动作（特别是内心动作）呈现出逐步深化、层层迭进的轨迹。屈原和婵娟等艺术形象带有浓厚的理想化、抒情化特征,特别是屈原形象,把中华民族的道德美和情操美发扬光大起来。＂失事求似＂创作原则的运用,对于诗意地表现屈原魂灵,＂发掘＂大波大澜时代的悲剧精神,颇有积极意义。作者擅于驰骋艺术想象,将历史背景、乡土民情等等幻化成鲜明的艺术形象,以诗的意趣和氛围营构出特定的戏剧情境。     

从《窦娥冤》看元杂剧与民俗文化之关系

元杂剧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创作遵照约定俗成的习惯来进行,可以说,它既是艺术表现,也是民俗表现,它与民俗文化关系极为密切。本文从民俗文化的四个层面,即民间传说、民俗语言、民间信仰、民间礼仪与《窦娥冤》的文本创作之联系,来具体阐述这样一个主题——作为元代时代精神的元杂剧,它的出现,是由民俗文化整合的结果,是由民俗文化赋予这个时代以鲜明个性,并以元杂剧这种文学体式表现出来。     

赵本山影视作品中修辞手段的运用

影视剧和小品中出现的东北方言多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向观众展示出一种独特的语言风貌。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赵本山影视剧和小品中的语言主要运用了谐音析字、摹绘、省略、激问等4种修辞方法。     

陈与郊与其杂剧《袁氏义犬》

万历年间,戏曲家陈与郊创作的杂剧《袁氏义犬》,其题材虽来源于历史故事,却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该杂剧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将王衡的杂剧《没奈何》插入第一出,采用了“戏中戏”的艺术手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戏剧效果;另一个是陈与郊有心将该剧写成一部“寓言剧”,并通过一个寓言故事的演述来寄寓和抒写自己的内心情感。     

论袁枚对“情”范畴的拓展

清代的袁枚对于“情”的认识明显比前人更深刻,在重“情”方面也大大超过了他们。不过,在这一点上,学者们仍然注意不够。他们往往只是从“性灵”的角度来论述他的诗学理论,使他的诗论中“情”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局限在传统范围之内,而忽略了其中创新的内涵。其实,袁枚诗论中的“情”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拓展,主要表现为：以“情”代“志”;以“情”求“性”。袁枚的这种理论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西文人与元代诗文格局

江西文人是元代文坛的一支生力军。在前期南方文坛各自为阵的文学格局中,江西文人和文学更多是呈现出宗宋的一面,诗学陈与义,文学宋而不废唐,吴澄涵容理道的文学观念为盛世文风导夫先路。元中期,江西人虞集、揭侯斯、欧阳玄逐渐步入京师主流文坛,大力推行平易正大的盛世文风,成为主流文坛的领导者。元后期,主流文坛衰微,江西人危素、傅若金追慕雅正文风,成为盛世余音,而还有一些江西诗人直面元末动荡的现实。元代江西文人和江西文学先导性的特点值得探讨。     

《白兔记》创作年代新证

《白兔记》为明人称为"四大传奇"之一,在南戏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关于它的创作年代,学界一般认为是元代,然也有学者认为它或成书于宋。经考证,《白兔记》不可能早于元灭南宋、统一南北,即公元1279年。一是《白兔记》的情节内容完全承袭《刘知远诸宫调》而来;二是"刘知远故事"自北宋始一直在北方流行;三是《白兔记》中的爱情套路与《拜月亭》《琵琶记》等如出一辙;四是《寒山堂曲谱》《白兔记》中的"刘唐卿改过"的小注,恰暴露了南戏改编者借鉴了刘氏的同题材杂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