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地仙信仰的人类学研究

动物信仰是中国北方地区最普遍的民间信仰。它在不同的地域反映出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华北地区的“四大门”和东北地区的“地仙”表面上虽具有相似的信仰形态,但在东北地区,动物信仰经过融合多种地方因素已经发展成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信仰体系。     

五显神的源流与信仰

五显神发源于民间有关五位神的信仰,各地有不同的称呼,如五圣、五猖、五郎神等,相应地,传说的版本也多样。婺源的五通神信仰在有较大影响后通过地方士绅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在政府授封的干预之下变为五显神。五通神信仰虽被政府视为淫祠,但继续在民间流传,因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而发生了种种变异,使得五显神及其信仰亦正亦邪。此外,五通神信仰还主动和被动地受到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五显神从政府获得的封赠,在于道教的认同和扶植。道教对五显信仰的接纳与扶持还表现在对其神格作出与政府比较一致的定位,并赋予其正神的信仰内涵。佛教则从五通仙人与华光菩萨两个侧面接纳、改造五显神信仰,这反过来影响了道教对五显神信仰的改造。五显神庙宇众多,婺源五显庙多被视为祖庙。庙会是五显信仰的主要形式。     

赣南赖公信仰及其科仪初探

赖公信仰是赣南地区非常重要的民间信仰,初步形成于明代后期,盛于明清之际,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数百年来,在赣南地区修建了大量的赖公祠庙,流传着许多有关赖公的传说故事。赖公祭祀仪式也是赣南地区十分重要的民俗活动,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形成一系列的科仪和一些特殊的角色。这些关于赖公的民俗活动和传说故事一起构成了赣南赖公信仰历史,其中,口头传述部分则构成赖公信仰口述史。     

畲汉陈十四信仰的比较研究

陈十四信仰在畲汉两族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畲汉两族在陈十四传说的内容与陈十四信仰的形式上体现了同质性,但在陈十四传说的口述形式、记录文本以及民众对陈十四信仰的艺术展演上则表现出异质性.共同的心理诉求是畲汉两族对陈十四信仰趋同的重要因素;畲族对汉族强势文化的认同是畲汉两族陈十四信仰同质性的中坚力量;畲族民族意识的延续是畲汉两族陈十四信仰异质性的核心原因.     

晋东南三教信仰初探

儒、佛、道三教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重要的信仰,它们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大。本文通过对晋东南三教信仰的分析,探讨了三教信仰在地域社会中的传播、国家与民间信仰的冲突与协调等复杂关系,从而揭示了三教信仰在民间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舟山本岛海神信仰探析

神灵信仰是特定地区民众精神与当地制度文化相结合之后孕育而生的,具有浓重的区域特点。浙江舟山群岛渔区居民的海神信仰与内陆地区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别,几乎岛岛有庙、处处有神,并且与碧蓝的大海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的信仰程度也是虔诚的多。舟山本岛作为全国第四大岛,海神信仰呈现出它自有的特色。探寻该岛海神偶像信仰生成的原因、发展历程及现状等,引导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服务于新时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     

论我国民间信仰习俗的地域特色（上）

信仰,指人们对某种观念、意识、主张的极度信服与尊重,并以此作为自己思维和行动的准则.本文所说的信仰,不是指对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政治信仰,也不是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而是民间信仰.对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间信仰习俗进行探讨,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个有趣且有意义的课题,笔者仅就我国民间信仰习俗的地域特色作初步研究,以填补目前国内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     

赣南客家的建筑民俗与民间信仰

赣南客家传统民居的建筑民俗既受到其他地区的影响,又有当地的鲜明特色,从而反映出赣南客家民间信仰的开放性与地域性。以民俗志的方式描述赣南客家的建筑民俗,以知识考古学的视角考察蕴含于客家建筑民俗中的民间信仰,一定程度上可以发现赣南客家乡土文化和生活的逻辑。     

当阳玉泉寺与关公信仰探析

关公信仰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地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关公成为全民的信仰,是诸多历史因素合力的结果。在诸多历史因素中,当阳玉泉寺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关公显圣于当阳玉泉寺,并与玉泉寺高僧普净禅师、智者大师相遇的传说使关公顺利地成为了佛教保护神,为更多的普通民众所信奉。而关公从一名佛教保护神变为＂武圣＂是关公成为全民信仰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当阳玉泉寺起着促进作用。关公信仰的形成过程反过来延缓了当阳玉泉寺的衰落。     

论湖州民间蚕神信仰及其社会影响

通过湖州地区民间蚕种故事及蚕种信仰田野调查，着重论述湖州地区丝织业发展与民间蚕神信仰兴盛的关系；透视民间蚕神故事及蚕神信仰从嫘祖到马头娘的历史演变，揭示蚕神信仰在地域上的差异性及其包容性；纵观蚕神信仰的广泛影响，探讨蚕神信仰对社会所产生的体现以农为本的思想，求得心理安慰。传播蚕业知识，产生新的人生礼仪习俗等积极作用。     

“鬱林”古地名考释

围绕＂鬱林＂古地名的由来,对历史上一些类书中有关记述进行比较深入剖析,并从历史发展、地理形势和民族语言诸方面加以综合论述,证明古地名＂鬱林＂为壮族少数民族先民所命名的江河地名。     

礼法之规度——张璁《正典礼第一》疏义

明世宗朱厚熜登位不久,因在＂大礼议＂中与杨廷和各执一端,张璁上疏《正典礼第一》支持朱厚熜,驳斥杨廷和之论。张璁认为杨廷和要求朱厚熜继嗣其伯父明孝宗朱祐樘的做法,违背了天道人伦。因为兴献王朱祐祐与朱厚熜之间才是天然的父子关系,所以朱厚熜不能继嗣朱佑樘,而朱厚熜身为朱祐樘之子明武宗朱厚照的亲堂弟,则可以继承其皇位。张璁以经论礼,指出儒家的《礼记》及明太祖朱元璋的《皇明祖训》两种经典对礼法的规定,才是判别朱厚熜应该继统还是继嗣的根本依据。对张璁这份奏疏的义理进行解读,可以看出礼法对明世宗初政的规范和制约。     

张之洞与其幕府中的诗人：陈衍

张之洞幕府中汇聚了很多当时的诗坛健将,著名的宋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陈衍,便是其幕中之宾。陈衍与张之洞诗歌派别不同,论诗旨趣有别,虽不是张之洞赏音所在,但陈衍正是在张之洞幕中提高了自己的诗作、诗论水平,并提出了著名的＂同光体＂理论。     

嘉靖前期张璁和杨一清关系探析

张璁和杨一清是嘉靖前期政坛上的两位高级官员。大礼议中，张璁倾力支持世宗的大礼观，杨一清对张璁的观点表示认同；在李福达案的善后处理问题上，杨一清竭力调和张璁等人与守旧派的矛盾；在是否推行“科道互纠”与清理翰林院积弊问题上，张璁、杨一清分歧明显；在杨一清受贿问题上，张璁尽力保全杨一清。两人之间的互动，不仅影响到各自的事功和政治命运，而且影响到嘉靖前期政局的变化。     

近代女杰张竹君的媒介形象考察

张竹君是清未民初颇具影响的女性社会活动家，当时报刊对其进行了持续的形象塑造。1902年马君武的“女士张竹君传》塑造的“女豪杰”形象在媒介中呈现并广泛传播；1904—1905年张竹君扶植女界的“实行家”形象深入人心；1911-1912年媒介塑造了她“战地女医生”的形象。张竹君媒介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既有舆论界精英塑造时代新女性形象的启蒙诉求，亦可见形象主体自觉地进行媒介运作的痕迹。不同媒介形象展现了张竹君身份的多重面向，却有共同的摆脱家庭走向社会、具有独立意识的新时代女性的特质。     

张洁的女性救赎之路

对女性生命体验和女性个体独立意识的书写,一直贯穿于张洁30年来的小说创作。张洁的“女性意识”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立足于中国女性自身生存体验来寻求女性个体的独立、男性的完美和两性的和谐,走出了一条张洁式的痛苦而执着的女性救赎之路。     

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

张爱玲是中国历史上＂海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但她的小说却不同于一般海派的写作风格,往往在情爱纠缠之中,流露出对现实人生的殷切关怀。不管是早期《传奇》对世纪末小人物苦难庸俗的平凡生活细致入微的描写,还是中后期对政治的谨慎回应,张爱玲的作品中都弥漫着浓厚的现实主义氛围。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对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爱玲的间接诉情文本解读

《红楼梦魇》是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     

文化图式下“山”与“海”的中西文化内涵解读

山,是中国大陆型地理环境的典型地貌特征;海,则是西方海洋型地理环境的典型地貌特征。＂大陆型地理环境＂文化图式与＂海洋型地理环境＂文化图式决定了＂山＂＂海＂中西文化内涵的重叠与差异。这些重叠与差异导致了语言表达上的差异和多元化。了解＂山＂＂海＂中西文化内涵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在文化背景下更好地理解与＂山＂＂海＂有关习语的中西文化内涵,对于跨文化比较并确定适宜的翻译策略具有借鉴意义。     

《红楼梦》与张爱玲小说叙事语言风格比较

《红楼梦》和张爱玲小说将高雅的书面语和通俗的口语运用到小说叙事中,表现出通俗本色、浅近形象和雅俗相谐、亦雅亦俗的语言风格,但无形之中二者又呈现出＂中国化＂与＂中西合璧＂的叙事语言风格之差异,彰显出张爱玲对《红楼梦》叙事语言继承中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