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真的死了吗?——论文学后现代性对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性原则的消解

随着后现代文化形态的充斥,网络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文学的存在与否持怀疑态度。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教授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生与死的论争。文学是否会消亡?可从文学的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性特征消解的角度,正视文学的重重危机,但这并不是对"文学之死"的肯定。从米勒《文学死了吗》一书中可以找到文学不死的理由,即无论文学外在形式如何变换,都是引向文学内视性的现实"魔法",最终指向的都是另一个无言的、隐性的、等待被发现的世界。     

何去何从——也谈文学艺术终结论

有关文学是否会终结于电信化时代的话题目前成为文艺理论界争论的热点,“文学终结论”者立论的依据(“媒介决定论”)是值得商榷的。电子信息时代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包括文学在内的许多事物都正处于转型与重塑的过程中。文学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复杂的,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观念去框定当下这种多元的文学现状。目前理论界正在探讨的其实已经不是文学是否会终结的问题,而是文学转型的问题。     

“文革文学”——失态的文学

“文化大革命”中的主流文学是失态的文学。其主要特征是“极化”即彻底意识形态化，主要表现为否定一切的极端化思潮，文学本体的彻底丧失，极端的文学创作模式和“棍子式”文学批评。文学彻底意识形态化对文学本身造成了戕害。失态的文学的发生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它不是孤立的，突然出现的     

高等教育“适应论”真的是历史的误区吗?——兼谈高等教育的理想与现实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潘懋元先生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观点已得到我国学术界的公认。有学者将潘懋元先生的内外部关系规律总结为适应论并对其进行多方面的否定和批判,并判定适应论是历史的误区。本文在尽力还原双方观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析,认为这些学者所谓的适应论是对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一种误读,理性引领说中的很多观点虽有价值但是过于理想化,同时它对适应论的批判存在着误批和过度批判的问题。高等教育的理想应该立足于现实,在适应社会中引领社会,实现现实和理想的结合。     

“确信”／“多疑”的悖论及对异邦的想像——鲁迅“向左转”历史轨迹考察之一

1928—1930年间，鲁迅开始“向左转”。对鲁迅这一历史轨迹的重新考察，将显示出以往研究中许多不曾被发掘的意义，比如他在建立新的“确信”之后仍然所保持的“多疑”的思虑；他对苏联想像中对早期“想像的‘异邦’和现实的中国”思维模式的继承；他从事左翼文化建设中让劳苦大众在既无政治权利亦无经济权利情况下，能够享受一定的健康文化或艺术的动机和努力等等。通过考察，瞿秋白的“鲁迅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命题，在一个更为抽象的层面上将显示出新的意义。     

“有毒话语”——文学警示录

劳伦斯.布伊尔认为,有关环境污染的话题即"有毒话语"(toxic discourse)是文学的警示录,它表达了人们对环境恶化的焦虑。这些"生态预警作品"将文学文本与人们的生存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他们不仅传达和构建了一种生态美学和价值观,同时也担负起了树立读者环保意识的使命。     

舆论规训下的文学——论晚清文学中的“穿越”写作

晚清时期,神州陆沉,舆论场普遍对“现在”持一种强烈的批判,而启用的方法就是引入“过去”与“未来”,人们对“过去”资源的“新编”与对“未来”图景的想象,直接影响了晚清文学的创作,形成了一种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空维度上不断“穿越”的写作。晚清的“穿越”文本,直接受当时舆论的规训,意是“故事新编”,古为今用,几乎都具有明显的现实考量。这种现实考量即是在舆论场中通过“超越”现实的文学书写,想象一个以自己现实理念方能归回的“纯洁”古典镜像以及能实现的美好未来图景,以此确立这种观念在舆论场中的优势地位。无论是复古的言说还是未来的叙事,原点都是现实,都是现实观念的变革,只不过,前者是向中国传统寻求变革资源,而后者则更多的是向现代西方寻求异域资源。     

加强实践教学 全面提升素质——谈汉语言文学专业“专升本”教学改革

汉语言文学专业"专升本"教学,长期以来存在着与专科段教学简单重复的现象,既不符合教学要求,又不切合学员实际。应该实施教学改革,做到把教学实践放在重要位置,全面提升学员素质。     

在“离散”中寻求“认同”——新时期文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

“文学性”其实和编辑有很重要的关系,是被编辑生产出来的“文学性”。20世纪80年代更可以看出编辑的特点,编辑有意识地编发文学作品以表达自身对于文学的看法。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很多方面可以拓展,应该把围绕作品的各种因素揭示出来。 从“新时期文学30年”甚至是更广阔的“当代文学60年”的角度来看,其中包含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从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作家面临15年的高度“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前的所有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的。作家如何来把握这一变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迅猛程度,这是过去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一种离散的经验,即我们的经验分崩离析了。这种离散的经验也成了“全球化”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在失去一个完整的世界之后怎么办？这是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今天很难在已有的艺术形式和人的内心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如何建立这样的关系,值得去思考。恐怕我们过去的审美经验、文学经验都要发生变化和修正。 “新时期文学30年”或者说“当代文学60年”是个比较完整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之后,我们的文学是否又到了一个变革的时期？在未来的日子里,文学的出路又在哪里？还有多少可能性？无论是作家面对的生活世界,还是作家自身的状况,媒介的条件等等,经过了最近15年的时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缺失。每个人都需要认同,你的认同依据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找不到了。而如果回顾文学的历史的话,会发现文学不完全是追求艺术性、审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提供了人们认同的依据。我们今天讨论“新时期30年”之后的文学怎么走,实际上也是讨论     

文学“战车”何去何从——关于韩寒创作的研究综述

韩寒以作家身份出道,创作至今以历十年之余,成绩斐然。但是对韩寒创作的研究却日渐成为一道缺失的风景线,在韩寒研究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减小,这表明他的文本意义在消减当中。以往对韩寒创作的研究已形成两条线索：一是韩寒的作品,如语言、人物、主题、手法等方面;一是将韩寒放置于＂80后＂作家群,对＂80后＂文学或＂青春文学＂做整体把握。2012年对韩寒创作的研究总体上也是沿着上述两条线索进行。这两条线索互相交叠,研究成果各具风貌,但也存在着一些空白。     

人道主义在历史中的必然——对“五四”新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人道主义的考察

本文认为任何一次大的历史变动，反映在文学上，人道主义都无可置疑地成为其大纛。并从世界文化发展上，且主要是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时期文学运动的发展态势上给予了深刻论证     

“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追问与反思——对“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解读

张福贵先生在其文章《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产生质疑,进而提出“中华民国文学”的概念。本文主要从遮蔽与超越、封闭与敞开、诱惑与质疑三个维度阐释“中华民国文学”概念对“直线性”、“政治性”、“现代性”等既往“现代文学史观”的理论反思和修正,以及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独特的思想个性和对文学解释回归本原的学术诉求。     

“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追问与反思——对“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解读

张福贵先生在其文章《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产生质疑,进而提出“中华民国文学“的概念。本文主要从遮蔽与超越、封闭与敞开、诱惑与质疑三个维度阐释“中华民国文学“概念对“直线性“、“政治性“、“现代性“等既往“现代文学史观“的理论反思和修正,以及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独特的思想个性和对文学解释回归本原的学术诉求。     

文学体制场对创作场的规训——论“伤痕文学”话语言说的制约因素

"伤痕文学"话语言说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文学体制是影响较大的制约因素。论文通过分析文学体制场内的文学政策、文学出版、文学批评和文学评奖等各个子场域对文学创作场的规训,进而考察"伤痕文学"话语言说的制约因素。     

文学言语的存在论根基——"语言学转向"后的文学语言问题之应对

在＂语言学转向＂的哲学背景下,特别是在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的影响下,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文论使文学语言失去了生活和诗意的根基。本文借鉴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理论,从＂此在-生存＂、＂共在-交往＂、＂存在-超越＂三个层面,为文学言语的现实性、生命感、交往性、诗意性、超越性等特点寻得本体论依据。     

冲出"百慕大"建设新华夏——避免苏联剧变灾难,全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病源病根在于斯大林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以致他推行的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长期难以纠正,六次错过了自我进行体制内改革的机会,苏共自己培植的高薪特权官僚集团阻碍体制内改革,结果先"左"后右、内外夹攻合葬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只有进行体制内改革,才能冲出"百慕大"危险区、死亡区,取得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圆满成功。     

口号背后的话语逻辑——对文革文学中“走资派”话语的一种考察

文革文学中经常涉及到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理念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涉及到的实际的政治斗争也多是围绕打倒"走资派"而展开,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显然是一个矛盾。考察这些小说文本,我们发现,对"走资派"的打倒实际蕴含了当时政府鲜明的反西方立场,同时,它也是当时社会劣势成员怨恨情绪的表达和争夺社会权力时依据的意识形态符号。     

困顿中的退守与坚持——论“十七年”文学中的路翎小说

本文通过对路翎在"十七年"中小说创作的"知识考古"分析,探讨路翎在共和国成立这一新的话语背景中所面临的困顿状态,不断被边缘化的过程与宿命,在现实政治规训中无奈的退守,以及他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执着坚持的人格力量。从而以路翎为标本,见证一代知识分子无处安放的青春,在政治与时代面前失语的尴尬境地。     

冲出“百慕大” 建设新华夏——避免苏联剧变灾难，全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病源病根在于斯大林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以致他推行的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长期难以纠正,六次错过了自我进行体制内改革的机会,苏共自己培植的高薪特权官僚集团阻碍体制内改革,结果先“左”后右、内外夹攻合葬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只有进行体制内改革,才能冲出“百慕大”危险区、死亡区,取得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圆满成功。     

困顿中的退守与坚持——论“十七年”文学中的路翎小说

通过对路翎在“十七年”中小说创作的“知识考古”分析,探讨路翎在共和国成立这一新的话语背景中所面临的困顿状态,不断被边缘化的过程与宿命,在现实的政治规训中无奈的退守,以及他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执着坚持的人格力量。从而以路翎为标本,见证一代知识分子无处安放的青春,在政治与时代面前失语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