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逸周书·谥法解》旧校旧注札记

称善简曰圣”,缺处当补“副”字,“简”是实情的意思。“立制及众曰公”,“制”字当作“志”,是指的“无私”之志。“刑民克服曰”,“武”字当是“成”之误,“成”与“武”形近,易致误。“博闻多能曰献”,作“献”当不误,“献”是才能多的意思。“不隐无克曰贞”,“克”有作“屈”、“屏”、“藏”者,当以作“藏”是。“贞”当为“真”字之误,“贞”、“真’二字形近,易误。     

棒杀与捧杀——试析对柳永词的两种极端评价

柳永词因其对歌妓舞女的露骨甚至色情描写而在宋代被人以淫艳鄙俗之名棒杀,但在当代的批评中,其词却又被拔高到为妓女写心、代女性立言的高度。这两种评价都不免走入极端。诚然,柳永词在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描写有局限性,但其花情柳思、俚俗之体对宋词的发展亦有深厚的涵养;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由男性掌握话语权,女性缺乏自己的声音,在男性意识的笼罩之下是不可能出现真正代女性立言写心的词作的。     

秦观恋情词中的女性形象

宋代词人秦观的词被推为“婉约之正宗”。在其作《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8 3首词中,写恋情的就有5 4首之多。故有秦词“专主情致”之说。秦观恋情词中描写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对这些女性形象塑造与描摹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代表了词人作品的最高水平。     

《周易》——古代管理学的萌芽

《易经》虽是卜筮资料的汇编,但包含有决策和管理思想的萌芽。《易传》撇开其巫术的成分,肯定了其认识和行为紧密相连的思维模式,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高度来指导人们避凶趋吉,转祸为安。因此,《周易》成了群经之首,“治理备矣”,历代统治者无不以之作为“定天下之业”的理论指南,堪称我国古代管理学大全。《周易》一书,“贞”字迭拾俯摭,六十四卦中,除大有、大过等几卦外,余皆言及。贞、正、政相通,即管理国家事务的意思。《系辞传》指出:“乾、坤,易之蕴也”,“乾、坤其易     

广告之奇

许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何必拒绝公告》。那时广告业在中国刚刚兴起。许多人不习惯,感到不胜之烦,我劝人家对广告持宽容态度,有些精彩的广告也很赏心悦目。谁知道,广告越来越邪乎,已经成为消费的误导和社会的污染——污染人们的精神、视觉、听觉。 如:淫秽煽情的图书广告:“禁毁小说重印,艳情淫事如炽”。“高官大亨玩弄女性押妓纳妾,荡女淫男纵情声色误国误民”。“八大胡同肉屏风,淫荡无耻梦繁华”。危言耸听的药品和补品广告:“女人多磨难,女人天生多病”。“专家忠告:女性25-35岁是乳腺疾病高峰期,     

论《玉台新咏》中的女性诗人创作

本文试图以《玉台新咏》所选录的十三位女性诗人创作作为研究主体，以同时期的男性诗人创作为参照，透析隐含在这本“以写女性为主”且被称为“艳诗”选集背后的女性诗人的生存状态和创作态度。     

文人画散论

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文人画,戴逵、顾恺之的作品便是。建立唐代,诸如王维、郑虎之作,也被国人视之为文人画,只不过并未冠以“文人画”之名。到了宋代,文同、苏轼诸家之作,无论写竹画梅,还是图绘山水,都带有浓郁的文人气息,这才被明清及近人直呼之为“文人画”。 元代文人画非常兴盛,名家倍出,特别是明清时代绘画的题材也更为广泛,它标志着绘画     

关于《“梁”字的古今音》勘误(1995年第三期)

<正>一、勘误部分:P31 1、标题《“粱”字的古音》应加“今”字作《“粱”字的古今音》.2、第一段末行《“粱”字及其读声》之“声”应作“音”.3、第四段倒数第3行“兹不赘”加“述”字作“兹不赘述”.P32 1、右边顺数第19行“以上古的本音始”之“以”字作“从”字.2、右边倒数第5行“故不妨先以有反切的中古音系”之“以”作“从”字.3、右边倒数第3行(“（?）”在《集谐》)之“谐”字作’“韵”字.P33 右边倒数第4行“二、它的第一个变音是[ts‘lian]之韵尾“n”作“η”.     

浅论纪伯伦《先知》

在纪伯伦所有的散文作品中．《先知》被喻为是他的“顶峰之作”，是他用全部的心血浇灌而成的，冰心在《先知》泽序中写的“那满含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华丽的文辞，与我以极深的印象”，     

On the Confucianist's Idea of "Dwelling in the Highest Excellence"

《大学》者,大人之学.儒家认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就需要“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修身过程,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目标.“止、定、静、安、虑、得”六个修证的层次与佛道思想多有交集,但也有不同,需要辨析清楚.     

“郑卫之音”述评

在《诗经》研究史上有一个对“郑卫之音”批判的传统,从孔子到《乐记》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说“郑声淫”（过渡）的;到了宋代对“郑卫之音”作了曲解,认为是“淫奔之词”,“五四”以后认为“淫奔之词”恰恰是反礼教的,值得肯定,纵观对“郑卫之音”的研究,主要局限一是没有注意“郑卫之音”的本意是指过度,过分,二是没有区分孔子个人爱好和评价标准的不同,三是没有区分孔子与后儒观点上的差异。     

中国"写人学"的命意及其本土文化身份

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中国“写人学”这一命名最能显示该学科的本土文化身份。具体说来,与“画”融通之“写”是最重要的中国文论话语之一,而“人”又历来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核心,饱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由于中国“写人论”的核心和气脉是由绘画理论演化而来的“以形传神”,因此,中国“写人”之“学”的理想构架应当是由“写形”、“传神”以及“设色”、“写心”等传统话语整合而成的有机体系。     

践行“三个转变”激发学生作文的主体意识

在小学作文教学中，语文教师如果认真践行以下“三个转变”，就会改变学生不愿写、不会写和没得写的状况。 一、激趣，变逼迫着“遵命而作”为自党的“有为而作”兴趣是人们探究某种事物的认识倾向，是学生进行认识活动的动力之一。《论语》中指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作为第二性的“她者”——《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的形象解读

父权制文化里,女性通常被视为依靠男性而存在的“第二性”,也被认为是非本质的“他者”,综合来看,以“她者”一词概括女性的处境较为合适.奥菲利亚在《哈姆雷特》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其始终被禁锢在父权制度划定的“她者”边缘区.作者莎士比亚和剧作中的男性角色构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凝视机制,在凝视机制的包围和男性话语的规训下,奥菲利亚先后经历了低语—沉默—疯癫—死亡的过程.本文基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结合波伏瓦提出的“第二性”观点来分析男性凝视下奥菲利亚的形象建构过程,揭露奥菲利亚在沉默和疯癫两种状态下被“她者化”的真相,旨在分析《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的“她者”处境,呼吁女性打破沉默,勇敢捍卫自身权利,突破“她者”的枷锁.     

苗瑶先民的“马郎妇”现象

唐代以后的学者如李复言、黄庭坚、钱钟书等都认为 ,把遍淫众男子的“金沙滩头马郎妇”称为“观音”,是因为她“以淫止淫 ,令入佛智” ,恐误。“马郎”应为“麻栏” ,是古代西南、华南苗瑶先民“阿注”幽会情郎之所 ,“马郎妇”当即“阿注” ,是苗瑶先民实行族外群婚制的产物。“马郎房”和“马郎妇”并非苗瑶先民特有的风俗 ,而曾经是全球各种族原始先民“同夫共妻”阶段的共同现象。明白了这一点 ,关于各种族先妣神的许多神话和迄今尚存的很多民俗就很容易解释了。     

《离骚》新论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了《离骚》中的“前后失照”之处。这是由“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二句切入的。王逸《楚辞章法》说:“‘蛾眉’,美好之人”,洪兴祖《补注》则谓“众女竞为谣言以谮愬我,彼淫人也,而谓我善淫”,似此,则——此句取以为喻之“美好之人”称“余”者,乃女也。“众女嫉余之蛾眉兮”,又即下文之“好蔽美而嫉妒”也。上文“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注“‘美人’,谓怀王也’”;     

“我”的出走与回归倡———晚清新小说女性形象分析

晚清新小说塑造了众多与传统迥异的女性形象,集中呈现了晚清女性生活的新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女性对自我的体察与感悟.从“我”之初现,到被“大我”淹没的“我”,到歧路上畸态的“我”,再到对“旧我”的皈依,晚清新小说的女性形象对作为个体的“我”的认知走过了艰难的探索之路,具有深刻的时代印记.     

理想与现实共存——浅析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形象

海明威一直被公认是塑造“硬汉”形象的巨匠,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许多“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的英雄。但是任何作家的作品中不可能只出现男性,而忽略女性形象的塑造。海明威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被很多人认为是不成功的,其实不然,仔细分析其作品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塑造,可将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分为两类：即“小兔子”式的理想女性和“男性化”的现实女性。海明威作品中女性的塑造不是中心,但却对男性中心形象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骨笛乎,竹笛乎——析中国笛文化的变迁

贾湖骨笛和河姆渡骨哨等史前乐器的出土将中华民族的音乐史提升到了七千多年前,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史前音乐文明的一系列思考,诸如:最早出现的笛是骨笛还是竹笛;为何在早期史前文明的考古中少有发现竹笛,而在后期文明的考古中却没有再发现骨笛等.文章通过笛子的选材、制造工艺、本身承载的社会信息等角度对骨笛和竹笛作了对比分析,指出在音乐史的发展历程中,从骨笛到竹笛的必然性.     

《草堂诗余》在清初的接受与批评

《草堂诗余》是一部“重北宋、轻南宋”,独尚绮艳婉丽词风的一部词选,在流传中享有盛名,尤其在明代流传甚广,对明代词风、词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清初承袭明代词风、词学观念之影响,且为反拨明末淫靡词风,《草堂诗余》在清初一时被重新接受.但由于《草堂诗余》取径狭隘,以绮艳婉丽为词风本色,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晚明淫哇之风,但最终无法避免流入淫靡,且受当时社会情况、清廷文化政策之影响,《草堂诗余》受到了批判,乃至最终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