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韩非子法治思想探析

商鞅与韩非子是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商鞅是法家学派早期的重要代表之一，其思想开创了法家学派重法的传统，《商君书》是其法治思想的精华。韩非子是法家后期的思想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商鞅法治思想的特点是重“法”，相对忽视了“术”与“势”在国家治理当中的作用。韩非在商鞅重“法”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了法治中“术”和“势”的巨大作用，并最终形成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在君臣关系问题上，商鞅强调“君臣共操”，即共同治理国家，使君臣关系和谐；韩非子则提倡以“术”御臣，容易造成君臣关系紧张。从法治思想的具体运用来看，商鞅相对重视“农战”，主张农业和战争相结合，其目的是富国强兵；韩非重君权，其法治思想以君主专制为出发点和归宿。     

著作·体式·风格——漫论先秦法家之文

法家是先秦时期主张“法治”、强调耕战、坚持历史进化观、力主改革的进步思想流派。《汉书·艺文志》云:“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理官,就是法官。法家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春秋初期的齐相管仲主张“以法治国”,嗣后,郑之子产、晋之范宣子均立法以治,魏李悝大倡法治,韩中不害“明法”重“术”,慎到“尚法”而讲“势”,秦商鞅变法而国大治。管、李、申、商诸人史称前期法家。战国末期之韩非子,     

法家法律思想中的治国之道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主张"依法治国"的一个学派,法家人物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从早期的管仲、李悝、商鞅,直到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提出以法治国的一套完整的法治思想,对后世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一、缘法而治的"法"的基本特征法家治国之"法"必须具有强制性。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     

《法经》名称由来驳议

“法”、“经”二字，在春秋战国时期应广泛，并各有其通行含义；主张“法后王”、“法要明白易知”，。是法家的思想倾向和特点。因此，法家李悝所的《法经》，其名称不可能是任何其他字的借字或借义，而应该是它们在当时的通行含义。     

儒法融合——图书馆内部管理的新主张

对传统儒家和法家的人性论进行对比阐述,提出了将儒法融合的人性管理思想引入图书馆内部管理之中的主张。     

直销企业到底需不需要专营店

以前讲到直销,很多人就很直接地将其理解成＂传销＂或＂无店铺销售＂。主张解释为传销者,是以直销行为的主要路径为＂人＂这一理念而展开的;而称其为＂无店铺销售＂者,则更多的是关注这种行为模式和传统销售行为模式的差异。     

孔子与韩非子德育思想的比较及其对现代德育的启示

孔子与韩非子分别是儒家与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德育思想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孔子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仁”,而韩非子的德育思想核心内容是法、术、势结合的理论,尤其强调法。他们各自主张的德育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仍有借鉴的意义。     

伦敦硅谷经济特区酝酿引进伦敦城公司治理结构—振兴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需要法人穿上宪法权利的铠甲

英国自称世界第二大科技强国。但是,其伦敦＂硅谷＂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已透露出落后的一面,成为＂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不毛之地。伦敦城公司治理模式则具有更强的实用性,美国硅谷研究会称其是知识产权密集产业＂最有吸引力＂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呼吁美国硅谷各自治体积极引进这种传统治理模式。本文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法人权利的全面宪法化,逐步振兴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将是一个伟大的法治进程。     

论郭沫若对韩非研究的失误

郭沫若对君主执“术”的控制对象－“潜御群臣”－－扩大为“驾驭臣民”，离开了韩非的本意；而韩非的“术”控理论稳定而成熟，旨在“法”“术”结合，整饬吏治。郭对《难势》的批判，将原作“抱法处势”的概念换作“任法用术”；该篇“复应之日”是韩非法治理论的精髓，主张“法”，“势”结合，论证法治胜于贤治，又不否定肾治，郭称其为“诡辨”，输于学理。郭据《定法》称韩非为“法术家”，但据《难势》韩非还主张“法”，“势”结合，他是主张“法”“术”“势”结合而以“法”为核心的法家。郭有时直接贬韩非为“术家”，“偏恶引起偏失”。韩非对“法”的研究有“纵失”和“横失”，玉有石璞，其来有自。对原作的发掘，尚须艰苦工夫。     

市场监管法视野下“毒奶粉”事件的反思

市场失灵导致市场监管,而市场监管也可能出现非法与低效。＂三鹿奶粉事件＂加速了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然而,从我国刚出台的《食品安全法》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奉行的是＂重公法监管,轻私法保护＂的市场监管模式。结合近两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来看,这种监管模式容易走入一个死胡同,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因此,政府应当从大量日常监管事务的牵制中解放出来,致力于让民众通过私法体系捍卫自己的安全与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行政监管的效率。     

从行政法与民法的关系及特点看民法典立法技术的完善

公法对私法的规制主要通过行政法来实现。立法者应该通过在民法典中设置一个“接口”的方式来实现行政法(公法)对民法(私法)的干预。该“接口”由两条路径和两种话语组成。两条路径是：在民法典总则部分，通过设置“原则”性的规定作出一个表明两者关系的宣告。在分则部分选择“民事行为”作为具体的规制管道；两种话语是：“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号码”投资的法律容纳度

当"号码"成为不可重复的有限公共资源时就具备了寻租和投资的潜质,一旦法律容纳,就会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逻辑演绎下去,并且市场会失控、法律会失灵,"号码"资源也在动荡中寻求其应有的归属。为此,探讨"号码"资源在行政领域、公用事业领域经有偿寻租后的法律属性和法律适用,分析公权力在与私权利对接时的利益放养与制衡尤为重要。     

公共治理视域下“软法”实施的困境及消解

介绍了“软法”的概念，分析了其兴起的原因及其在公共治理领域中实施的困境，提出相应的措施：“软法”必须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价值目标，遵循宪法精神与法制原则，实现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浅议1980年《婚姻法》对1950年《婚姻法》的修改与完善

建国后30年间,我国的社会生活包括婚姻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制建设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国在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和婚姻家庭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于1980年对《婚姻法》进行了修订。修改后的《婚姻法》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愿望,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文章则着重讨论了1980年《婚姻法》对1950年《婚姻法》的修改与完善。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限制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学界已有诸多论述,但往往是谁包含谁的论述居多.如果从财产权利立法的局限性入手,探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向立法、义务立法,则对知识产权保护有独到之处;在权利外部,反不正当竞争法构成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因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配合,才能有效地防止知识产权的跑冒滴漏,才能在权利人与竞争者、社会公众之间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     

依法治市的几个特殊问题--解决重庆"四大难题"的法律对策研究

依法治市必须突出地方特色，必须结合本地的主要问题．当前，重庆依法治市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四大难题”，从重庆市情出发，围绕这“四大难题”，提出若干法律对策与思路．     

企业"内部人犯罪"法律问题探讨

近年来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大量“内部人失控”问题,在刑事法领域中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内部人犯罪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损害投资者利益,对国家的经济安全也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刑法对严重危害社会普遍利益的行为进行调整。从犯罪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对因内部人失控而导致犯罪的问题进行探讨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被害人权益救济制度

当前,一些学者从我国确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发,建议制定专门的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制度。现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确认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而对已经形成的环境公益侵权事件中被害人权益救济问题,则鲜有人关注。对环境公益诉讼中被害人权益进行救济,可以为环境侵权事件中的被害人找到一条司法救济的途径,从而为我国立法部门制定后续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提供帮助,也可为环保行政部门提供决策和执法参考。     

普通高校学生"婚姻权利"及其理性思考

“婚姻权利”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对于普通高校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而言,其“婚姻权利”却在长时期内成为争论的焦点。特别是教育部最近修改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取消了原《规定》中事实上的“禁婚”条款,使得大学生的“婚姻权利”问题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对此,学生、家长、学校、社会、行政管理机关以及司法机关都应理性看待;同时,当普通高校学生这一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维权。     

晋代“引礼入律”论略

晋《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较为典型儒家化法典,“引礼入律”是晋代法律发展的重要特点,它在《晋律》中有突出表现：刑罚实用上“准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保护士族、官司僚政治、经济特权的政治经济立法以及维护等级秩序的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等。其产生根源有：从文化根源看,是因为礼有区分贵贱等级、定分止争的功能;从政治学方面看,司马氏所建立的是门阀士族统治,所以任用儒家制订、解释法律;从经济方面看,民本思想是礼的重要内容,“引礼入律”有助于恢复经济、安定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