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对端木蕻良桂林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端木蕻良对《红楼梦》艺术的反复品味研究,成为他1940年代桂林时期小说创作的重要艺术资源。细察此期小说文本,至少有三个方面体现出《红楼梦》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一是塑造了以"宝玉"为原型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二是在"真情主义"、幻灭主题的表达上呈现出鲜明的《红楼梦》式的悲剧结构和精神;三是在艺术上,神话和暗喻结构的运用、叠印手法和具体意象等方面都与《红楼梦》暗通款曲。1940年代端木蕻良桂林时期的创作可以看出《红楼梦》对后世创作的影响是开放的,多元的。     

从《左传》到《列女传》中女性形象的变化

从《左传》到《列女传》,女性形象的塑造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一方面与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形象的塑造与作者的创作目的,与当时的学术语境密切相关。随着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逐步形成,儒学开始以经学的形式统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刘向《列女传》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不同于《左传》,其实质乃是用儒家的观念塑造而成。     

《红楼梦》丫鬓群像成功塑造的文化原因探求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饱蘸爱与尊重的笔墨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活、性格丰满的红楼丫鬟，中国艺术画廊中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了拥有独立生命个体的下层女性形象。古代小说戏曲中上千年各具特色的丫鬟形象的积淀，明清时期尊重人权、解放个性的人文思潮的影响，加之曹雪芹本人以“实录其事”的手法为闺阁昭传的创作思想共同促成了文学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丫鬟群像的诞生。     

论陈维崧《妇人集》女性群像与作者的创作意图

陈维崧的《妇人集》作为一本闺秀诗话,记载了明末清初一百零五位女性,成功地塑造了众多集才情、才思与才貌为一体的才女形象。细究作者的创作意图,发现这些女性群像已被作为一种文化密码,藏于字里行间,不仅透露出对女性命运的人文关怀和思考,显示出借爱国女性以反观男性世界的一种反省意识,更传达出作者对于明朝灭亡和异族侵略的无限悲愤之情,并表达了教育的觉醒和进步以及对女子爱国情操的影响。     

一丘一壑也风流——《红楼梦》诗词创作略论

本文通过对《红楼梦》中诗词创作的具体分析与归纳,以形象对立、语言特征、情感色彩三个方面概括了《红楼梦》诗词创作性格化的基本特征.指出《红楼梦》中的诗词区别于《红》以前任何一部小说中的诗词,它是构成《红楼梦》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作者用来塑造人物形象、刻划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心理的重要的艺术手段.同时,也大大丰富了传统诗词的表现力.     

霍克斯译《红楼梦》中的文化归化探析

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的出版,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事业,并为《红楼梦》英译研究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本文通过分析霍克斯对《红楼梦》的翻译,发现翻译有一种"文化构建"的重要功能,翻译一经产生会对目标语或译入语文化的演进产生巨大影响。翻译不仅塑造了原作在读者心中的形象,而且是传递文化信息的媒介,是文学更新的重要工具。     

微谈东西方文学作品在悲剧人物塑造的异同

悲剧是世界文学名著中生命力最强的,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可以说在西方文学界首屈一指,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文学作品都可与之相媲美。东西方在悲剧创作上存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环境与差异文化的影响,西方悲剧与东方悲剧在其各自的人物形象塑造和这种塑造背后所蕴涵的文化内蕴上又凸显着各自的创作特色。最近由于某些原因,国人又掀起了一次"三国热",基于此,本文试图从《麦克白》和《三国演义》中的麦克白和曹操的性格比较分析入手,在相互比较中探讨东西方文学作品在人物塑造和文化内蕴的差异。     

基于话语权的《红楼梦》女性悲剧命运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书中塑造了一批十分鲜活的典型人物,其中有部分女性悲剧的命运与其在当时那种男权世界的话语权有着紧密联系。本文通过分析话语权在《红楼梦》中的重要性,探析"全失语""半失语""半语"女性与其悲剧命运,以期深入了解《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帮助读者更加透彻地了解《红楼梦》的文学意义。     

"美人隐喻"与中国文化传统 ——从《诗经·桃夭》到《红楼梦·五美吟》

"美人隐喻"着重指古典诗文中主体在文化层面对女性的一种精神寄寓。《诗经·桃夭》中"桃夭"的文化隐喻,不仅喻意了"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夫为妻纲的文化传统,还喻意了"美人"如"君子"需内外兼修,使形貌之美与德行修养一致。从《诗经·桃夭》到《红楼梦·五美吟》,历经屈原、陶渊明、李白、辛弃疾及曹雪芹等人的书写,"美人隐喻"逐渐成为古典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品题,并对儒家女性观在当下的重构意义重大。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刍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共同特点,即:她们都把笔力集中放在表现时代女性的命运方面。在看似从容超脱实则深深进入地描写疯狂世界里的女性疯狂这一点上,张爱玲可以说是第一个。作为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以她独特的象征手法、丰富的意象、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媾合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本文仅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内涵与意蕴作一初步探讨。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开始于四十年代沦陷区的上海文坛。1943年以后的三、四年是她创作的旺盛期,在这期间产生了《金锁记》、《倾城之恋》、《传奇》等优秀小说;1949年后发表《十八春》、《小艾》;1952年迁居香港,发表《秧歌》、《赤地之恋》;1955年定居美国,又有《五四遗事》、《怨女》问世。纵观张爱玲的小说,她多以四十年代旧中国的沪港洋场社会为背景,描写在封建传统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相冲击、媾合下,一些特定的女性的惘怅、悲苦、疑惑、无奈,甚至心理的畸形与变态,从抽象的哲学意味上对人性进行探索,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包含着她对生命本体、人生价值的思考。     

老舍作品中“悍妇”形象的创作心理探析

在老舍先生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悍妇"形象是其对于传统女性形象的一种沉重的颠覆,在老舍的小说世界中占有独特而光辉的艺术地位。老舍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恪守以及精神上的失衡和追求是其创作"悍妇"形象的重要心理动因。     

叙述者背后的"他"与"她"——《帕梅拉》与《亚当·贝德》性别意识比较

《帕梅拉》是18世纪英国男作家理查森的代表作,《亚当·贝德》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代表作。两部小说中的叙述者都采取了与作者不同的性别来叙事,但两位作家的性别意识都通过对小说的女性形象塑造反映出来。本文采用女性主义文体学方法,分析《帕梅拉》塑造天使女性形象背后的男权观念以及《亚当·贝德》塑造平凡女性形象背后的女性主义观念。     

《金瓶梅》中女性人物描写的特点、成就和影响

<金瓶梅>塑造了众多形色各异的人物形象,其间所蕴藏的文化与社会内涵,一直为研究者们津津乐道.作品中所雕刻出的女性群体,林林总总间个个形象丰满,有血有肉,她们不仅打破了传统作品中女性塑造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还成功地用其"真实的复杂"性格成就了一片以待研究的空间.     

从《伊萨卡之旅》看安妮塔·德赛的女性观

作为三次提名"布克奖"的印度英语女作家,安妮塔·德赛对印度当代文学影响深远,《伊萨卡之旅》是其后期的代表作之一。在女性主义视角下解读《伊萨卡之旅》,可以凸显出作者如何塑造以赖拉为代表的新一代印度女性形象,以及其女性观是如何在该小说中体现的,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寻求女性身份价值,建立女性主体意识的创作目的。认真探究德赛的女性观,对于深入分析德赛的女性主义及其创作思想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金瓶梅》中女性人物描写的特点、成就和影响

《金瓶梅》塑造了众多形色各异的人物形象,其间所蕴藏的文化与社会内涵,一直为研究者们津津乐道。作品中所雕刻出的女性群体,林林总总间个个形象丰满,有血有肉,她们不仅打破了传统作品中女性塑造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还成功地用其“真实的复杂“性格成就了一片以待研究的空间。     

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女性群像分析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大部分以"国际题材"为创作主题,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叙述技巧上大胆突破常规,开拓了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学领域.亨利·詹姆斯小说代表作品中的女性群像按文化地域分,可以分为美国文化女性形象、欧洲文化女性形象、欧化了的美国女性形象;按人物特性分类,可分为天真无知型女性、高雅型女性、表里不一型女性等.     

秦可卿形象的作者塑造与读者接受

秦可卿,《红楼梦》中一个颇有争议的形象。曹雪芹曾接受畸笏叟的建议删去＂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改＂淫丧＂为＂病死＂,使其由初稿中一个饱暖思淫欲的女子成为了今稿中寄予作者＂兼美＂理想的形象。由于这一现象的存在,造成了作者塑造与读者接受的复杂变异,也使这一形象具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     

《呼啸山庄》与《红楼梦》梦境描写比较

《红楼梦》是中国梦文化的形象写照,是作者对神话的一种延伸；《呼啸山庄》表现的是一种来源于圣经的哥特式创作风格。二者通过梦境的描写,完成了其独特艺术魅力的实现。     

现代化进程中忧愁致死的小城女子形象拾零——以《小城三月》、《徙》为例

萧红的《小城三月》和汪曾祺的《徙》分别塑造了翠姨和高雪两位女性形象,她们一个住在江南小镇,一个住在哈尔滨的乡下小城,一南一北,共同经历着人生的不如意,且都在最美好的年纪,忧愁而死。     

舒婷爱情诗中的女性意识再解读

舒婷的诗歌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结合创作时间与具体文本,可以发现其在女性意识的背后隐含着中国传统的女性价值观。她的这种女性价值观主要体现于传统美德下女性形象的书写,传统视野中女性价值的认识,传统文化里女性理想的追寻三个方面。在舒婷的诗歌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既富有含蓄美,也符合儒家文化对女性品格的要求;作品中的女性价值观则由她的创作观而定,再以诗歌的形式思考,但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即想要打破世俗之见又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另外,她诗歌中的女性在追求个人价值时总要面对一些道德与义务上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