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人文三"北海"

郑玄、孔融、管宁作为活跃于汉末北海地区的三位儒士,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处世之道虽然不尽相同,但身处乱世而坚持砥砺自己的士君子品格,"以道自任"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其气节操守及学术建树堪称东汉士人的典范.     

科举视野下元载的政治活动及其文学影响谫论

唐代安史之乱之际,元载执掌唐朝权力中枢十五年之久,为肃宗、代宗二朝对时局有较大影响的大臣,他协助代宗铲除阉宦、维系中央财政体系支持平叛,建策抵御吐蕃、启用科举寒士、加强中央政权权威,展示了中唐科举士人卓越的政治才华。元载的政治生涯中对科举士人的提携和对门阀士人的排斥,肇端了中晚唐政治党争。元载贪腐致罪是社会个体的闹剧,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看,则是门阀士族围攻科举士人群体的悲剧。元载之死不但引发大历以后政局剧烈震荡,也引发了建中、贞元时期士人对此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反思和文学摹写。元载本人的作品虽然泯没无闻,但其政治活动和人生经历深刻影响了大历以后的文学创作,元载、杨炎政治集团中的史学家、文学家沈既济的作品《任氏传》和《枕中记》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词可以群——以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在北宋的唱和情况为例

诗可以群，是儒家对诗歌交际功能的揭橥，它确立了文人士大夫间以诗歌这种言志抒情的工具来进行唱和交流的传统。有宋一代，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开始在士人群体中承当起“群相琢磨”的作用，士大夫不独假诗歌传达关怀和理解，复借雅词寄托朋辈之深意、党人的契合、兄弟之亲情，这种词的唱和一方面有着其自身的政治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则从客观上繁荣了宋词的创作舞台。     

试探美国宪法诞生之初的辩论——读《联邦党人文集》

费城会议及会后在各种公开场合的辩论与美国宪法相伴相生,而《联邦党人文集》即是这场大辩论的产物。虽然这部宪法也许仍过于保守,但这种保守恰是辩论双方在坚守原则之基础上互相妥协的体现。通过《联邦党人文集》,我们能感受到那场辩论伴随着美国宪法的诞生,而实质上那场辩论是建立在共识之基础上,也铸造出美国宪法与众不同的特征。     

试探美国宪法诞生之初的辩论——读《联邦党人文集》

费城会议及会后在各种公开场合的辩论与美国宪法相伴相生,而《联邦党人文集》即是这场大辩论的产物.虽然这部宪法也许仍过于保守,但这种保守恰是辩论双方在坚守原则之基础上互相妥协的体现.通过《联邦党人文集》,我们能感受到那场辩论伴随着美国宪法的诞生,而实质上那场辩论是建立在共识之基础上,也铸造出美国宪法与众不同的特征.     

论唐末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的奢侈之风

唐末五代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之一,但这一时期的南方士人群体的境遇较好,心态与北方士人相比也不同.他们与王权保持着一种疏离的状态,内心深处眷恋盛唐时期的繁荣,行事上讲究物质享受,标新立异,人情放荡,风雅不羁.唐末五代士人的奢侈之风,对当时社会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加速了南方各政权的灭亡.     

北魏政权中汉族士人的群体构成

汉族士人对于北魏国家的政治统治和制度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政权当中的士人群体并不是浑然无别。由于门第政治的推行,汉族士人群体结构呈现出层级化的特点。这一结构特点与门第意识有关,同时也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发展。造成这种群体结构特征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对门第政治的制度化,另一方面也是士人之间深厚的门第区分意识。     

试从仲长统的"乐志"诗文看汉末士人的理想栖居

仲长统在<乐志文>、<乐志诗>中为汉末士人描绘了一幅物质富裕、精神自由的理想生活画卷,并透露出此期士人在思想、经济、政治立场及文学上的新动向.这种理想栖居与先秦儒家之"乱世则隐"理念一脉相承.同时,因士阶层自身经济地位的局限性,这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     

江湖

儒与侠,是古代士人生命存在的两种不同形态。春秋战国,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儒,     

地域文化研究的力作——《伏牛山文化概论》评介

伏牛山地区独特的环境条件和区位优势使其成为华夏民族孕育、繁衍的生息之地。这一地域的先民创造的灿烂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平顶山学院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近年来致力于此,进行专门研究:从对伏牛山文化圈概念的提出到对该地区所产生的各种历史文化现象的梳理和研究,历时数年,汇集成《伏牛山文化概论》一书。本书是伏牛山地域文化研究的力作。     

汉代士人心态与身份的复杂性及其对文学观念之影响

[]?汉代的政治格局使得汉代士人(或士大夫)有着矛盾的文化心态与复杂的身份,他们在与君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力的紧张关系中从事着精神文化活动,他们的身份也因此出现多维度的情形.“文人”是汉代士人多重身份中的一种,这种身份的形成体现着士人阶层对精神生活之独立性的吁求.“文人”身份的形成对汉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士人身体美学的学理省察——以《世说新语》为核心的探讨

魏晋士人对于身体主体的审视,依然以"神契道境"为本,却已不舍形色容止,形色容止之美才是葆有清逸之境的确切落实。察其因由,形神表里符契的层次性身体构成是其隐在之底色,自《人物志》显其端倪,魏晋士人身体观承此底色,一转孟子践形论之德性身体诉求,再转两汉以形神骨相辨福寿贤愚之材质属性义。不同于庄子超越形神、妙契道境的自然身体观,魏晋士人贞认即形即神、清逸之气贯注的才性格调之体。以形色见神意,开出其身体美学之学理依托。     

北宋文禁——基于新旧党争的研究

北宋熙宁以后的文禁打上了朋党之争的烙印。文禁始于哲宗"元祐更化"时"元祐党人"禁毁"荆公新学",经"哲宗绍述"禁元祐党人学术而发展,至宋徽宗时对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所谓"元祐党人"建"元祐党籍碑",发展为全面的"元祐学术"之禁而达到顶峰。这场源于朋党之争的文禁,与文字狱结伴而行,对当时及后世的文人心态与文化学术影响深远。     

晚明江南[1]文化殊相--名士与名姝的艳情与悲剧

从明代中叶开始,江南士人在一定程度上确立起"超然"的意识,开始摆脱对政治权力的迷信和依附.士子们多数不太认真研习儒家经典,全身心地去奔仕途,而以文采风流、能诗词书画为习尚,以结社携妓交游为盛事.究其原因,主要是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密切相关.晚明的江南商人文化与才子、才女文化有不解之缘.商人文化对士人文化、青楼文化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万历年间娼妓遍天下,扬州、苏州、盛泽、松江、杭州等城镇妓馆林立,南京之秦淮最为繁盛,在秦淮青楼中深藏着许多才女,一般人称之为"名妓",这些名妓的共同特征是才、色、艺三绝,卓而不群,精通琴棋书画,文学艺术造诣不让于须眉,做人上有侠肝义胆,见识过人,在明清易鼎之际,关心国家命运,崇尚气节,大义凛然.秦淮名妓生逢晚明朝代更替、社会巨变、天崩地解的所谓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出美人.他们的命运绝大多数是悲剧式的,当时秦淮名妓的命运多半与江南名士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其代表人物为李香君、卞玉京、董小宛.     

晚明士人群体日常空间的分化和审美建构 ——聚焦园林艺术的视角

晚明士人群体的实践模式逾越"得君行道"的儒家传统,以"去政治化"特征的日常空间从伦理政治空间中分化生成.以计成的《园冶》为例,士人群体通过对园林设计的布置和园林生活的经营,建构了兼具摆脱名位争夺和寄寓精神情致功能的日常生活空间.通过《园冶》的方法论"借景"展现士人群体对日常空间的审美建构,这是一个以闲适和纵欲为特征的生活空间.由此隐含了治统的权威下降的历史转向,构成了间接性的文化抵抗思潮.     

士人心态与汉代屈骚评论

随着战国纷争的形势为统一的专制政权所取代,士人在功名追求中渐渐失去了选择的自由,也就日渐失去自己作为知识群体而存在于社会的主体自由,士人由此而落入功名追求与个体人格的矛盾和困惑之中.生活在汉代的士人是最早感受到这种矛盾与困惑的士人.汉代士人对屈骚的评论,就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困境与出路探讨.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公共决策的系统特性分析

公民话语权是公民表达权利、参与政治生活的体现,公民意识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而公民社会的发展则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否实践的重要基础。结合社会化媒体的移动泛在、圈群连通等特性,分别解析了社会化媒体在公民话语权的释放、对公民意识的提升以及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不宜称庆:东汉士人对祥瑞的新解读

祥瑞,作为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吉祥征兆在古代文献中频繁出现,被赋予了通融天地、粉饰君权、抚慰民心的政治功能。然而,在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东汉社会,依然有士人对祥瑞的出现发出了"不宜称庆"的言论。这种不和谐之音与戚宦交替统治的政治局势、灾难频发的自然状态有关,是汉代士人对既有灾异观的思考与调整,同时也启迪着后代士人对祥瑞政治功能的更为清醒的认知。     

儒家生命教育思想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启示

儒家思想一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主流的地位,主导并影响着其他各家的教育思想。他们所要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做人和如何做事"的问题,主要考察的对象则是"人",提出将入世的生命以出世的精神来提升,以至于能够达到"外王内圣"的理想境界,我们将此称为"入世"的生命哲学。     

试从仲长统的“乐志”诗文看汉末士人的理想栖居

仲长统在《乐志文》、《乐志诗》中为汉末士人描绘了一幅物质富裕、精神自由的理想生活画卷,并透露出此期士人在思想、经济、政治立场及文学上的新动向。这种理想栖居与先秦儒家之＂乱世则隐＂理念一脉相承。同时,因士阶层自身经济地位的局限性,这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