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清初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改革思想

清初启蒙思想家在封建制度逐渐解体、资本主义萌芽潜滋暗长的社会转折时期 ,提出适合时代需要的社会改革思想。它包括代表新兴市民要求的经济改革思想 ,富有民主色彩的政治改革思想和“立天下之法”的法律改革思想三个方面 ,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康有为的近代科技观

康有为的近代科技观是其维新启蒙思想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康有为提出“以开创之势治天下”的科技启蒙观，极智极富，争雄竞长的科技比较观，变法急务，富强至计的科技人才现，是世界科技革命的第一次巨浪对我国近代历史影响的反映。     

反思传统 突破传统——黄宗羲法治思想别议

黄宗羲的个人经历和学术造诣使得他在面对明末清初的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法律制度时能够在反思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突破传统的观点,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的法治思想的渊源其实来自中国传统思想,但同时暗合了一些近代西方法治思想。在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认为善法是"天下之法",而"一家之法"非法,即恶法非法;然后又主张君与臣平等,"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的平等观,并设想了设置宰相和学校议政两个具体的制度。他的法治思想有时代进步性,认为必须限制权力、分散权力,制衡权力,这样的权力才能为"天下万民"服务,才不至于成为谋"一姓之私"的工具。但也体现了局限性。本文试图对黄宗羲的法治思想作别一解读。     

中国人的"天下观"

“天下观”是中国文化独特的创造,具有非常丰富的涵义,“天下观”认为天下由处于文化发达的“中国”和四方未开化的“蛮夷”组成,这样独特的世界理念孕育了中国的“大一统”意识,形成了几千年来东亚的朝贡体系和册封体制,这种“天下观”既具有积极的方面,也有其消极的因素。重新梳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理念对于当今世界制度的构建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黄宗羲反君主专制思想解读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集中表达了他反君主专制的思想。首先,他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其次,对君主专制制度之下的君、臣、帝王之法及相关政策的批判;最后,黄宗羲围绕君权的监督与制衡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很有力度的反思,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以宰相而摄天子”、“公其是非于学校”等主张。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既不可与西方近代的民主启蒙思想相提并论,也不能简单的归为儒家民本论,而有着独特的内涵。     

承传与借鉴之下的趋同——唐甄与伏尔泰启蒙思想比较

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唐甄和法国伏尔泰的启蒙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其表现于伏尔泰是一种“加法式”的借鉴,于唐甄则是一种“减法式”的承传。这种借鉴与承传形成一种反向流变效应,使两种体系不同的启蒙思想达到一定程度的接近。这种接近具体地表现在他们的宇宙观和政体观上。     

论黄宗羲政治学说的内在逻辑和历史意义

文章从《明夷待访录》的中心命题“立君为天下”而出,分析了黄宗羲政治学说的内在逻辑,即从人的生命需要出发,彻底否定君主“家天下”和“无君主义”,主张“立君为天下”,兴公利除公害,最终成就“人各自私”、“人各自利”。为保证“立君为天下”的实现,黄宗羲既不主张以“天”来约束君权,也不提倡道德来规范人主,而是从权力的分配、法律的制定、舆论的监督、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来制衡君权。在此基础上,也分析了黄宗羲“以君为天下”政治学说的历史影响和意义。     

“新潮”新文学观探析

“新潮”新文学观是一种启蒙话语,其民族化与欧化倾向遵循了口语化的语言发展规律,但它忽略文本的形式建设,对传统文学亦表现出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态度.“新潮”新文学观具有深层的心理动因及文化选择意识.     

论“依法治国”的法治观

<正>在二十世纪将要过去,二十一世纪将到来之际,中国在新修改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追求目标.为此,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法治观,明确我国现阶段实行法治所应解决的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如何认识“依法治国”的法治观正确认识“依法治国”的法治观,是我们实现法治的思想基础.     

论黄宗羲思想的民主内涵及其历史地位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一个系统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实行社会改革的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政治思想纲领,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17世纪最伟大的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他的“君为民害”论和“民主君客”论,批判了君主专制,伸张的是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的思想;他提出“藏天下于天下”“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之说,具有民治、民享、人权平等的思想倾向;“公其非是于学校”的主张,则是对人民议政权和监督权的肯定。     

孟子动态的田赋税率观

文章就孟子的赋税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指出其田赋税率观是动态的,同时还对学界笼统说孟子“税率不过什一”的观点进行了辨析。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三十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在解读这一句的时候，有必要再回顾一下前面两句：圣人有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在这两句中，圣人界定了“象”和“爻”的概念及其产生过程，     

关于建立写作课的标准化测评体系的构想

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汉语写作作为一门课,无论大学还是中学,都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一些有关写作的根本问题至今没有大致统一的意见,比如,究竟有没有文章之法?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章学诚在《古文十弊》中说:“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后来的写作理说的“文无定法”是从这里来的,“文成法立”也是从这里来的。既然前人“文成法立”了,后人为什么不能循前人的文章之法去作文,还要写没有“定格”的文章,使得“文无定法”呢?     

法治专门队伍的“革命化”问题辨析

法治专门队伍建设的目标是“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而“革命化”的建设目标首当其冲，是因为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法治专门队伍的政治灵魂，必须把理想信念教育和科学理论指导摆在法治专门队伍建设的第一位。“革命化”与“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相辅相成但是又各具特色。从核心意蕴的角度辨析，“革命化”针对的是思想层面笼统抽象的问题，而“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针对的是实践中具体操作问题；从实践要求的角度辨析，“革命化”的实践要求是加强科学理论学习和理想信念教育，“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实践要求则是针对法律职业的管理监督、培训以及保障；从功能机制的角度辨析，“革命化”发挥着思想统领的作用，而“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是“革命化”实现的具体路径。     

西方近代知识观革命与教育学启蒙

西方近代知识观革命不仅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也必然意味着教育学的启蒙。以康德哲学为标志的西方近代知识观革命中蕴涵的教育学启蒙表现在教育必须重视书本知识教育．然而教育不等同于知识，教育中的知识只具有“潜在性”；“潜在性”教育知识观将真正带来教育的革命。     

"执法大检查"与司法独立和公正

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进一步推进司法独立和法治进程的关键。从“执法大检查”活动的“合法性”分析中可以看到,司法“政治运动化”、“法治表面化”的倾向还严重存在着。因此,必须进行深层的民主、法治启蒙。深化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多元权力的分化与平衡制约,维护司法权威和促进司法公正,从而推进法治秩序的早日建立。     

浅论西方近代法治观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中西法治进程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本文从理论上阐述西方以“法律至上”和“限权政府”为核心的近代法治观的形成以及对中国法治道路的借鉴意义。     

唐甄及其政治思想初探

唐甄是我国清初的杰出思想家,一身饱腹珠玑而不得志,至52岁时始治学,积30年著成名篇《衡书》,意在发权衡天下之抱负,其成就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同为明末清初民主思想之力作,中国启蒙思想史上的两面旗帜,对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民主运动起过启蒙作用。唐甄被人们誉为“启蒙元勋,民主先驱”,载入《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齐名,列为清初的四大思想家。一、唐甄的世家祖籍     

对法治社会的反省

当前学界大多以为我国传统政治之流弊,在于主张人治而不重法治,因此,建立法治社会,乃是现代化建设中极重要的工作。这当然是切应时弊的确论。然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对于法治社会的质疑也很多,尤其是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像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对此问题有最为集中的讨论。他们基本上认为法治是必要的,但并非治国之充分条件,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主导法的仍是人的因素。故制法者应以百姓心为心,谋天下人之福利,勿立一家之法。执法者应宽仁、不忍、哀矜,勿以刻察为得意。对于民众,除了以法律督察纠课以外,更应注意教育。钩稽整理这些人对“法治”的反省状况,对当代法理学及政治学之建设,仍有相当的意义。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二十九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上一句具体而微地说明了“象”的产生过程,由此定义了“象”的内涵;这一句则以类似的句式,说明了什么是“爻”,以及“爻”是如何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