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中“大写”的物与“谦卑”的人——试论红日的《报废》

小说《报废》主要展现了对现代生活的深刻反思,特别是在消费文化为背景的时代下人被“物”所役使的一种痛苦与挣扎,但这种挣扎在当下中国更具有讽喻色彩。通过对小说中展现的人与物、人与文化、人与时代关系的分析,指出这部小说所独有的社会认识价值与艺术魅力。     

论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超人力因素的写实意义

对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的超人力因索，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迷信”、“糟粕”，而应看到作品运媚超人力因素的写实价值。清代白话公案小说所反映的鬼神世界是现实社会的折射，在公案小说中表现鬼神因素，满足了大众的社会需要。作者（说书人）以鬼神世界来拟写人世，从而突出清代白话公案小说这一题材的独特的社会写实意义。     

谈封建群体意识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

早在十九世纪末,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严复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就论述过小说与社会心理的关系,谓小说是“写人心所构之史”,以此区别“写人身所作之史”的历史。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来看,文学创作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也是作家审美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一种创造活动。因此,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就是我国古代人民审美本质力量在这一特殊艺术形态中显现的历史,是古代小说家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审美感受的发展史。我     

论明清小说中的“惧内”

明清时期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惧内”题材,兴起一股奇特的“惧内”风潮。“惧内”在小说中表现出奇特的艺术面貌,其人物形象更为个性分明,小说情节更为曲折生动,小说的趣味性、可读性得到了较大的增强。“惧内”题材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既是社会文化思潮的反映,也是小说发展的必然。     

性·政治·文化－对《白鹿原》的一种解读

《白鹿原》是一部“家族小说”,也是一部“革命小说”,“化小说”,而有关“性”的叙事在其中起了关联和载体作用,不仅揭示两性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权力政治关系,而且还与家族斗争,农民运动,革命战争等社会政治接通,并由此深刻揭示了中国封建伦理礼教化与宗教制化的底蕴。     

浅析《呼啸山庄》中男女主人公的双重性格

《呼啸山庄》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部“最奇特的小说”,是一部“奥秘莫测”的“怪书”。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爱怨交织,双重人格集于人物一身。希斯克厉夫经历了人性的歧视、压抑和爱情的背叛后,采取极端的爱和极端的恨来面对他的人生;而凯瑟琳在希斯克厉夫带给她的快乐和林顿带给她的虚荣中徘徊。男女主人公这种独具魅力的双重性格特征正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现实．即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及由此导致的人性的扭曲。     

英美意识流小说产生的基础

指出意识流小说是现代主义小说中最具特色的一种。认为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哲学与现代心理学发展的产物。     

悲剧的必然性——浅析《苔丝》中哈代的宿命论思想

哈代的小说中充满了宿命论思想,这一点在他的名著《苔丝》中描述苔丝的命运时尤为突出。本文试图通过弗洛伊德的作家与白日梦的理论——即小说中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作家自己“精神生活的冲突”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从而说明,由于哈代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们的生活的巨大变化的不理解,又找不到科学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社会巨变给社会和人们的各个方面带来变化,从而把这些现象归结于宿命的安排,并在小说中通过女主人公苔丝表现出来。     

一场没有终结的对话--简论翁达杰的《世代相传》

加拿大作家翁达杰的《世代相传》是一部相当奇特的后现代主义作品,评论家称之为“编史元小说”、“传记式小说”。在这部解构传统的文本中,作者将历史与小说、真实与虚构、主观与客观、作者与读者融为一炉,并化文本为“战场”,使这些传统中对立的双方上演了一出“战争”之戏。不过,在翁达杰笔下,传统中对立的双方不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而是和平共处的交流与对话。     

<史通>的散文观与小说观述评

《史通》是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其内容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关于散文,刘知几主张内容要“实录”、风格要简约,模拟古人以“貌异心同”为上;关于小说,刘知几就文言小说的分类、小说与史诗的关系、小说创作中的虚实关系、小说的社会功能等万面提出了较为全面的看法。     

"十七年"现实主义小说发展轨迹及其时代局限

1949年到1966年间的文学，习称为“十七年”文学。重新全面审视“十七年”中文学发展，可看出数量众多的还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去选取和反映生活，且以工农兵为主角的小说。“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成就也主要体现在小说领域中。沿着“十七年”现实主义小说两条纵向发展轨迹，可知社会生活题材以及冷静客观地反映人性、人情、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几次明显的创作浪潮。但由于当时的历史限制，它们都可谓坎坷行进，成为现实主义小说的一次断章。     

晚清小说理论中的社会效果说

小说在“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时至晚清而一跃称雄文坛,“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与创作繁荣呼应,小说理论也明显趋于系统化、理论化、近代化,“社会效果说”影响甚大。以梁启超为代表,对小说“群治”功能的夸大,虽有鼎新文学观念,促进创作繁荣的积极作用,同时又把小说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成为概念化作品的理论滥觞。其无补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失败,有悖于艺术创作规律的结果,使梁启超本人陷于窘境：“十年前之旧社会,大半由旧小说之势力所铸成也”,“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推行“欲新民,必自新小说”的文学主张,不能不解决艺术性与社会效果的关系。黄人谈“美”,徐念慈谈“形象”,吴趼人谈“趣味”,都是借鉴西方进步的美学观点,强调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文学作品的效果必须通过艺术感染影响读者,既是对创作的要求,又有读者的鉴赏能力的需要。晚清小说理论界不少有识之士已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伦理学方面作了有益的理论倡导。晚清小说理论中关于社会效果的论述是十分广泛的,披沙拣金,爬罗剔抉,有益于我们科学地理解小说的社会效果的方方面面。     

五四“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以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等为例

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潮流,是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的重要一环。在五四运动从高潮到落潮的这段时间,以冰心、庐隐、叶绍钧、王统照等为代表的“问题小说”作家通过其小说创作,表达了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深切思考。以五四“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为切入点,将小说中的家长形象进行了类型划分。在细致的文本分析中梳理和分析家长形象在五四“问题小说”中的独特作用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蕴。透过这一新的视角能够更好地理解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内涵和价值。     

北国的“婉约”——浅论孙犁小说的艺术特色

对社会人生的敏锐洞察与深邃见解,并在生活中吸收乡土文明的精髓;积极进取却又能心静如水的心态,以及在此心态下经历的一种波折的人生,构成了孙犁人格的全部。而他的作品中谐和浪漫与现实的创作风格、积极乐观的女性形象,以及实现了乡土小说由冷峻伤愁到乐观豁达的转交,是孙犁小说独树一帜的奥秘所在。孙犁小说的这些特色给北国带来了一股“婉约”之风。     

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逆向流动——汪曾祺小说的一种解读

汪曾祺自“信笔由缰”的40年代至“俯拾即文”的90年代所创造的一系列小说,或显或隐地体现了他现代性追求的复杂多变与纵深融合.无论是审美现代性的情感逆行与回环,还是社会现代性的潜藏与生发,汪曾祺小说总能在两者的反向流动中找到平衡点,使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在人性的深处达成同构.     

论人性的扭曲——《呼啸山庄》主要人物性格分析

小说《呼啸山庄》中主人公在性格上都具有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烙印。希斯克里夫的冷酷、残暴但对凯塞琳的执着的爱,凯塞琳在“自我”与“超我”之间抉择的困惑以及第二代哈里顿与凯茜的特征都体现了小说背景时代人生的扭曲与挣扎。人物性格突出了“爱”与“恨”的关系,恨是爱的异化,爱是恨的复归,同时也向人们揭示了人间爱的永恒主题。     

论《哥儿》“自我”的迷失与重塑

日本近代著名小说《哥儿》,描写了主人公“哥儿”的“自我”觉醒和成长过程,以及其他几位小说人物的“自我”迷失,批判了日本转型期的封建残余与黑暗的社会现实.作者夏目漱石将关注点放在小说人物的主体意识、“自我”的迷失与重塑上,生动描绘出新旧交替时期的日本社会群像,反映出新旧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游”性精神的建构——胡学文《挂呀么挂红灯》探析

胡文学的小说《挂呀么挂红灯》从用词、歌曲《挂红灯》出场的意境、主人公借钱花钱还钱的行为等几个方面着手，建构了小说中“游”的意境，展示了小说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游”的精神。这种精神与现代契约社会有一定的矛盾。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家的创作心态

志怪小说表面上“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其实质是对生死、性爱、安全的关注。而这种内心情感的萌动与渴望，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或根本无法实现的，但它却在神道世界中实现了，神道世界则成为志怪小说潜意识的载体，这才是志怪小说作家认为“神道之不诬”的真实原因。这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文人创作志怪小说的一种潜藏心态，这是介于教徒“自神其教”与“有意为小说”者之间的一种创作心态。     

论《还乡》主要人物的悲剧根源

《还乡》是托马斯.哈代一部重要的悲剧小说,由此哈代的小说从乡村喜剧转变为现实悲剧。小说中大部分人物经历的悲剧命运,与他们对大自然和社会的反抗有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