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制度适用之现实困境与应对机制研究

目前,民事诉讼过程中,绝大多数的法官在遇到证据不够充分、事实难以认定时更愿意直接适用证据规则,而不愿尝试适用自由心证制度。然而,多数现代国家认为自由心证制度是最好的证据制度,即法官应当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排除外界干扰,基于自身内心的理性和良心对案件进行事实认定,将追求客观真实作为其终极目标,只有在追求客观真实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才退而求其次选择法律真实,适用证据规则。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程序的理性构建

当前对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规定粗疏，具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会遇到一些障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给检察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应对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程序进行理性构建。     

自由心证制度在中国适用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西方国家诉讼中的证据制度在经过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后,发展为自由心证制度并沿用至今.本文从刑事诉讼角度出发,结合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其司法解释的出台,通过分析中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适用过程中的局限性及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探讨自由心证制度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适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再论测谎结论的证据价值与证据能力

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但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适用规则等加以规范。这不仅使测谎结论的适用无法可依,也制约了测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对测谎结论的证据价值与证扰能力展开了分析,并认为测谎结论的完全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     

法律逻辑的两个基本问题:论证结构和论证型式

当法律逻辑采用以论证为基础的方法进行构建时,法律论证的宏观结构分析以及证据推理、法律解释和适用的推理所使用的论证型式,就成为法律逻辑的两个基本问题。图解方法有助于诉讼双方理清各自的论证路线,也有助于裁决者整体把握诉讼双方的论证结构并进而评价其论证力量,更有助于裁决者在裁决书中向当事人和公众有力地证明判决的正当合理性。论证型式的使用,在适当的条件下,不仅丰富了证据推理的手段,而且赋予或增强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正当合理性。     

论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诉讼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灵魂,刑事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而展开。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以及采用,直接关系到罪名是否成立以及刑罚的适用,对被追诉主体而言,这是一个成为与被追诉主体命运甚至生死相关的问题。刑事诉讼证据庭前开示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应包含证据开示的时间、地点、组织者、开示的证据材料范围、法院对证据开示的案件如何审理以及对未开示证据材料的处理等基本内容。     

浅析民事抗诉中的“新证据”

2008年实施的新的《民事诉讼法》不仅将新证据作为再审事由保留了下来,并将纳入检察机关抗诉的法定事由。这就要求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都应对再审新证据的认定和适用有统一的标准。虽然相关司法解释对新证据的情形进行了进一步明确,但对其具体适用问题并未涉及。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时对新证据的认定与适用直接关系到其监督职能的实现,因此检察机关对新证据的认定与适用应当有一个宽严适中的标准,以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的平衡。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探究

通过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法律适用、证据转换、刑事事实认定对附带民事事实认定的拘束力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试图为我国附带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提供理论上的一种革新的思路。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疑难问题实证研究

与注册商标"相同商标"的判断主体、未售出侵权复制品的价值计算、与其他罪名竞合时的法律适用、销售盗版等侵权复制品的定性以及证据的采用等问题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面临的疑难问题,相关司法解释也未予解决。以司法调研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法律适用意见,以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数字证据及其取证方法探究

本文浅析了电子证据、数字证据、模拟证据和计算机证据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阐述数字证据的概念及其法律定位,归纳了数字证据的特点和类别。为利于勘查现场,收集、提取和分析数字证据,列举了目前常见的电子设备中潜在的数字证据,提出数字证据取证的一般方法和步骤。     

论刑事证据展示制度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在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关于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规定,通过对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在立法上的缺陷、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构想。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证据部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证据部分作了较大修改,虽有进步,但缺陷也很明显。将证据的定义由"事实说"改为"材料说",这一修改实无必要;增加了证据种类,但对证据的分类不合理;明确了举证责任的承担,但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需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关于非法取证方法的规定过于笼统,应尽可能详尽地列举非法取证方法;虽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进一步完善,但该规则在实体和程序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在增加"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定的同时保留了"如实供述义务",这种相互矛盾的规定显属不当;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方面,证据核实主体应包括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建议更换办案人可能导致规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不应作出不同的规定。     

刑事不起诉的理性思考

借用理性的目光审视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刑事不起诉及其论据与逻辑严密的论证,较完整地揭示不起诉的创制根据、发动根据、分配根据及其不起诉的执行根据,追寻不起诉正当性的极限,旨在建立一个完备的刑事不起诉正当性的理论体系。     

论单位犯罪案件中的强制措施

中国目前的刑事强制措施主要是针对自然人犯罪主体而设置的,对单位犯罪主体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成了立法上的缺陷。设置适用于单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强制措施必须考虑单位犯罪案件中强制措施的特点和现有的强制措施在单位犯罪案件中的适用情况。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新释

长期以来,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公诉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过于抽象化、客观化和理想化,已不适应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需要对新刑诉法第141条进行重新认识。比较而言,国外的公诉证明标准低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且更具可操作性。我们宜吸收国外证明标准的合理因素,确立“证据清楚有说服力、预期可予定罪”的公诉证明标准。     

现场勘查在犯罪案件侦查中的作用

文章从多个方面阐述了现场勘查是侦查犯罪案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指出：现场勘查是刑事侦查工作的起点和判断犯罪的基础；现场勘查获得的犯罪信息是确定侦查范围和侦查方向的客观依据和制定侦查计划和实施侦查措施的重要依据。文章还强调了侦查人员必须重视现场勘查，充分获得犯罪信息。     

论"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由于犯罪主体关系的特殊性,它比普通的共同受贿犯罪更具复杂性,特别是在实践中对刑法有关条款的理解和对共同犯罪理论的具体应用尚存争议,如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具有共同受贿行为和共同受贿故意,已成为当前困惑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     

基于证据间距离和不确定性度量的证据组合方法

针对Dempster组合公式无法组合冲突证据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证据组合的权重分配方法.该方法充分考虑证据间的关系和证据本身的特性,用证据间距离度量证据间的不一致程度,用证据的不确定度来度量证据本身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扩展了文献[7]提出的权重确定准则,认为证据组合规则既要考虑使组合后证据与各源证据间的距离和尽量小,也要注重降低组合后证据本身的不确定性.最后根据新的准则给出了权重因子的确定算法和证据组合方法.算例表明,该方法改进了文献[7]权重分配方法的结果,且使权重分配更加灵活.     

论环境公害案件的刑法规制——以水污染致癌的归责为切入点

水污染致癌作为环境公害犯罪的典型代表,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传统的条件说无法排除水污染以外的致癌因素,疫学因果关系要求被告人举证倒置,无法适用到中国的刑法领域。为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需借助客观归责理论中的危险升高理论来进行环境公害案件的客观归责。现代刑法理论中的"故意"呈客观化趋势,可根据客观证据认定被告人主观上具有故意及证明被告人有不法认识可能性,从而完成环境公害案件的主观归责。     

侵占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侵占罪是修订刑法新增设的罪名之一,本文根据刑法的规定,运用刑法理论,具体分析侵占罪的客观成立条件、侵占行为的界定、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并就该罪与职务侵占罪的差异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