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论何其芳《画梦录》中“三峡情结”的创作意义

何其芳是一个具有深厚“三峡情结”的京派散文作家.面对30年代散文日益趋向“叙事化”和“说理化”,离新文学初期倡导的美文距离越来越远的现实,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改变这种状况,并对京派文艺理论形成一种契合.     

从独语到对话——冯至昆明时期创作的话语空间

抗战时期,冯至旅居昆明后方,生活的变动和现实的经历让他扩容了诗歌内涵、拓展了创作体裁,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小说《伍子胥》都成书于这一时期.在林场相对隔绝的生活空间中,冯至进入了生命的沉潜阶段,其作品继续了早期抒情诗歌中的独语风格.但在这一时期,冯至独语的内涵体现为生命存在的个人体验和意义追问,独语语境不再拘囿于作家一己的哀乐而引入了对话因素.在与自然、历史、先贤等交互性对话结构中,冯至将个人性的生命体验和思索提升到了普遍性的对生命存在的审视和生命价值的探寻.同时,冯至通过外向性的语言将大众预设为隐含读者和言说对象,从而寻求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向着时代和大众发言的个人化方式.本文试图探索冯至如何在独语与对话的辩证关系里,完成了个人话语空间向着大众与时代的敞开;从中发现处于特定时代和历史境遇中的作家如何在个人性、时代性与大众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对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的确认中,彰显出现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和独立人格.     

见证历史与解密人生——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是按照何其芳生命史进行的一次具有编年史特色的研究。应用人格分析与多重方法,将文本解读与人生解读结合起来,揭示何其芳自身的变化,读解知识分子改造的"镜像"。赵思运的何其芳研究带给我们的既有学术又有人生的启示与沉思。     

何其芳的悲秋情结——从何其芳大学时期（1930～1935）诗文看

何其芳大学时期的诗文显示出浓厚的＂悲秋＂情结。何其芳与＂悲秋＂母题的亲和力一方面是由于他的传统文化积淀,另一方面又是他的精神世界与＂悲秋＂母题的契合。通过对他人生的解读与对他诗文的解读,我们可以探触到他孤僻的心理个性与其人生的无指向痛苦交融成的忧郁、迷茫、孤独的心理场。这一心理场与传统文化的＂悲秋＂意识是异质同构关系。这种异质同构,使得悲秋意识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积淀下来,而何其芳的精神世界又以文化通约的方式予以接纳。     

从“大众诗歌”的战士到“国防诗歌”的歌者——客籍诗人温流论

作为一名忠实的大众诗歌战士,客籍诗人温流不仅发展了20世纪30年代大众化诗歌的创作理路,而且提升了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精神维度。国防诗歌口号提出之后,温流凭着一腔热血表达了自己保卫国防的决心,也为民众发出了争自由解放的呐喊。温流的诗朗朗上口,富有一定的音乐美,这与他对客家山歌等的借鉴是分不开的。从客家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温流歌谣体诗的意义是非常突出的。     

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以何其芳奔赴延安的动因为考察对象

中国现代作家因人生阅历以及创作经验的不同,在奔赴延安前心态各异。洞悉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有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现代作家文学道路嬗变的脉络和原因。在艾青、丁玲、萧军等奔赴延安的中国现代作家中,何其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追求报告文学写作,想通过奔赴抗战前线收集资料撰写报告文学,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另一种是追求进步的心态与精神。这种体现是他抗战前作品中蕴含着“激进力量”和追求进步的热情。再加上吴伯箫、杨吉甫等革命友人的影响,加速了何其芳奔赴延安的过程。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中。这也说明,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何其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者——兼论“泛意识形态化”阐释模式

从何其芳建国后的文学批评实践来看，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其文学批评的特点可概括为“泛意识形态化”阐释模式。     

闪光的歌就是蛹羽化的蝴蝶——论格奥尔格诗歌从《学步》到《颂歌》的“突破”

<颂歌>是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学步>收集了诗人此前的作品.从<学步>到<颂歌>,被研究者称为诗人格奥尔格创作道路上的一次关键性的突破.突破是内在因素和外在刺激共同作用下的蛹化蝴蝶的过程.     

从“抒情”到“书写”——杨亚杰的诗歌

湖南女诗人杨亚杰20余年来一直默默坚守着诗歌圣坛，先后出版了诗集《赶路人》、《折扇》和《三只眼的歌》。她最近出版的《三只眼的歌》标示出她诗歌内容的深化和风格的转变，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独创性。其诗歌逐渐融入诗人生命的本真状态，成为一种朴素而带有诗性的生活方式，于是就有了从有意而为之的刻意“抒情”到自然而然的随意“书写”，从匆匆“赶路”的激情奔涌到俯仰宇宙的从容表达。     

何其芳的“延安道路”及其阐释——赵思运《何其芳“人格解码”》评析

但凡论及何其芳,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他的"延安道路"。在否思革命的"八十年代"话语共同体中,革命话语与知识分子改造之间的压抑与反抗结构,着力建构了一个分裂的何其芳形象,这其中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及文学的独立价值被突出强调,而在特定时代政治语境中的个人选择及其合理性,则在某种程度上被漠视。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一书,借助人文互证的"双重证据法",试图弥合这一分裂,并呈现出何其芳奔赴延安及其后为人为文道路背后的多重复杂纠葛。     

论政治信仰对何其芳诗歌创作风格的影响

政治信仰对作为个体的人,特别是有着文学信仰的文人来说有着重要意义。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信仰对何其芳创作风格有重要影响。在毛泽东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何其芳选择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彻底屈服于政治信仰,使他无法跳出樊笼而寻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学体制。     

水波荡漾意味深长--何逊诗中的"水"的意象

南北朝诗人何逊在诗中大规模地运用“水”的意象来表达对友人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和分别后的怀念之情,以及难以释怀的羁旅客愁,抒发了对遥远家乡的思念。利用“水”的意象来寄予这些情感是古人在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方式,而在何逊的诗歌里却更集中,更强烈地突出了“水”在表现平常情感上的文学价值。     

从"雪中送炭"到"架设桥梁"——竺可桢20世纪40年代日记中的李约瑟

主要依据新近公开的竺可桢日记中的第一手资料,对20世纪40年代竺可桢与李约瑟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文献考证表明:自1930年,竺可桢开始长期关注"中国科学何以不发达",即"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实验科学"问题;在40年代的竺可桢日记里,详细记录了竺可桢与李约瑟会面的时间等情形;李约瑟在来抗战时期中国"雪中送炭"之前即已经大致形成"李约瑟难题"的雏形,竺可桢等一批中国学者对"中国何以无科学"问题的争论促使了"李约瑟难题"的成形;50年代初,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计划,实际上推动了竺可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着手建立中国科学史研究专门机构的构想.     

小议日语会话中的"配虑表现"

在现代日语研究中,“配虑表现”这一用语目前还未成定论。但这种语言现象的存在已引起一些日语研究者的重视。山冈把其定义为：在会话时为了与对方尽量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而采用的语言表现。通过例句分析可以加深对日语会话中“配虑表现”这种倾向的了解。     

论李白的赠内诗

赠内诗是兴盛于李唐时期的一种新型爱情诗。李白的赠内诗，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极具艺术价值与审美特质，是唐代赠内诗中的一座艺术高标。其中，又以写给夫人许氏、宗氏之赠内诗最为著名。李白在其赠内诗中，将他与’午氏、宗氏夫妻间的殷深情谊，以及生死与共的患难经历等，均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后人如元稹、白居易、李商隐、韦庄等人，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李白赠内诗的影响。     

论中国20世纪40年代"中间路线"的经济民主思想及其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中国20-世纪40年代“中间路线”的经济民主思想是当时世界各种现代化潮流催生下的产物；其内涵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经济民主的先决条件即实现耕者有其田，宏观经济民主即国家计划与企业自由相结合，微观经济民主即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相协调，经济民主的终极目标即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民主；“中间路线”经济民主思想蕴含着较强的现代性色彩，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在处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在社会公平和民主的体现上，以及在实现民主的层次上都具有深远的现代化意义。     

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教科书编纂

世界史教科书的编纂是世界史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教科书编纂呈现出总结的趋势,世界当代史的编纂开始纳入学界视野,出现了以周谷城《世界通史》为代表的优秀的世界史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