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与现代性的文化嬗变

理性是人性的一种展现，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生成。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行使着单向度、集权化、合法性控制的职能，是现代性的理性根源；同时，它也注定了现代性文化嬗变的内在逻辑，驱动着现代性文化的变迁。解决传统与现代以及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危机，根本上在于技术理性的规避。     

工程与现代性

现代性是以工程为载体的秩序寻求过程中所展现的矛盾性和悖论性。现代工程作为现代性的最高成果,兼具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其不确定性引发工程风险,而现代性的工程化后果又直接导致工程的异化和人的新异化。所以,按照生存论的解释原则,必须看到源自工程异化的人的新异化的工程人类学意味,进而探索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有效途径。     

生态危机与现代性关系再审思——一种历史实践论视角

本文从一种不同于科学主义和文化主义的历史实践论视角对生态问题的本质、根源以及治疗做出考察，探讨现代性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自身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生态危机遵行现代性实践的总体性逻辑，其根源在于现代性实践的过度与局限。生态危机治疗的关键在于现代性实践的全方位转变。生态危机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昭示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困境和风险。启示在于西方现代性的文明模式不能是普世性的，同时人类要走出生态困局，必须认识到现代性的根本误区在于实践上的过度与类价值的缺失。     

技术、理性与现代性批判

现代技术既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又带来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现代技术问题是当前人类面临难题之一.作为现代性运动必然结果,"技术问题"不仅反映了技术与自然之冲突,还透射出肇始启蒙的现代性文化之固有矛盾.理性是现代性运动的核心文化理念之一,从启蒙理性到技术理性之蜕变以及技术理性之过分张扬是技术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     

为自然抑或为人?——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分析

生存悖论和人类之死讨论的都是人类最终走向消亡的问题。从人类终结的前提出发,非人类中心主义存在许多误区,人类中心主义是正确的。每一种生命最终的归宿是消亡,人能够做的,只能是延缓人类的终结,这就是最广义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建立节约型社会是延缓人类终结的重大举措。实现生存方式的改变,人能够走出自己的生存危机。     

论"苏格拉底式智慧"

“苏格拉底式智慧”是坦然承认无知的智慧，其精髓是对人类的有限性和终极实在的无限性的体认。随着西方现代性的生长和扩张，人类逐渐失去了这种智慧，因而以追求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方式追求无限，从而在生态危机中愈陷愈深。为能走出生存危机，人类须找回“苏格拉底式智慧”，须明白大自然正是人类须对之心存敬畏的终极实在。     

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三）—技术的边界与人的底线——技术化生存的人学反思

一、当今世界发生的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浪潮,不仅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科技革命,而且也是一场人类生存方式的重大革命。现代科技对社会的支配性、扩张性影响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社会已形成技术化生存的局面。在技术化生存境界中,技术的无度扩张已突破人的底线,造成     

技术生存的内在矛盾

人类主要依赖技术和技术物生存,是技术生存的本质。技术生存是高效率的生存方式。技术物与自然物的矛盾、技术物与人的矛盾,是技术生存的内在矛盾,由此引出技术生存中的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     

虚拟生存的意义性探究

现代发达的网络信息科学技术,构成了人类生存方式的自我突破.网络社会的生成及其虚拟生存的实现,不仅凸显了人脑思维功能的极大扩展,而且建构着现代人新的意义性生存活动.从人自身生存的历史性角度考察,虚拟生存的文化生命已经渗透到人的观念领域,并极大的激活了人的生命意识.     

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后现代解读

当代人类面对着各种危机，其中价值危机是最根本的危机之一。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一种挥霍性的消费价值观。这种消费价值观的根本特征是对人的基本需要和使用价值的背离，时尚为其提供了消费的价值尺度。时尚消费是一种符号消费，是以对使用价值的贬低为前提的。广告是制造时尚的机器，是制造挥霍性消费的机器。这种消费价值观是对可持续发展观的背离，也是对人类根本生存利益的背离。在这种消费观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的人生观。     

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判断力——赫费对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的批判

面对科学技术的强权,科学技术批判理论执着于机会与威胁的不同批判立场,在科学的道德评价上陷入二难抉择的困境;海德格尔拒绝道德理性,企图通过技术的形而上学批判而消解科学的强权,此做法也行不通。现代科技并不能回避道德的审视,但是,现代科技问题的悬而未决性质,决定了科学伦理学必须做出方法论上的转向。赫费认为,恢复判断力的德性地位,实现对科学问题的准确诊断,能够克服现代科技强权的二难困境,这在方法论上构成了对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的批判。     

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西方技术统治论的文化本质及其趋势

技术统治论主张科技专家对社会进行全盘的统治或管理。在早期 ,它是西方现代性精神理念与激进知识分子的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对社会现实进行激进批判的社会乌托邦。随着现代性危机 ,现代技术统治论强调国家的非政治化 ,对现存的社会体制、社会目标不加批判地认同。技术统治论演变成了维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     

现代性批判视阈中的技术之恶及其终结——论沃勒斯坦重估现代性价值的意义与方法

沃勒斯坦区分了技术现代性和人类解放的现代性,认为西方现代性批判运动以技术之恶为借口意欲终结整个现代性,这种做法实质上罔顾了它的内在价值。沃勒斯坦重估并肯定了现代性的价值,这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批判思潮和坚定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启示意义。但是,他基于主观主义方法论立场不可能为人类解放的现代性找到真正的出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以其现实的历史性原则,不但实现了对主观主义方法论的批判,而且也实现了对技术现代性之恶的真正终结。     

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

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认知理论。它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其起源及发展早期,基本是以道德化诠释为主。到宋代时,心学派基本沿袭了早期道德化的诠释方向,但理学派则强调其中的理性精神,对宋代科学的兴盛影响重大。在明清之际,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实证化的取向更加显著,使格物致知论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型,为近代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对接铺平了道路。而到近代之后,格致论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对格物致知论历史源流的梳理,从中还可以发现其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技术自然主义:老子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与超越

老子建构了以"道"为核心范畴的自然主义哲学体系,并以自然主义反思春秋战国时期的技术发展,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技术思想,这种思想可以称为技术自然主义。老子的技术自然主义以"道法自然"为作为技术合法性的形上依据,以"大道废"作为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以"复归于朴"作为技术发展的理性路径,以"小国寡民"作为技术发展的理想国。老子的技术自然主义实质是要以"道"的自然性规范技术的发展,以道驭技,建构技术价值与技术规律相统一的技术发展道路,反对技术的滥用。老子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为技术发展寻求了理性的发展路径,指明了人类技术文明发展的终极关怀,在技术的本质、技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当代的技术研究、技术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实验科学:一种新的权力/知识分析

在科学发展进程中，科学是怎样成功地取得对事件的技术控制的呢？很显然关注理论再现的正统解释已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劳斯（Joseph Rouse）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它专注于科学的技巧、实践和技术，认为后者是现代权力关系展开和起作用的场所。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发生在实验室对微型世界的构造过程中，也常常表现为科学对实验室之外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政治影响。权力／知识形式贯穿自然科学之中。     

一个自然主义者的非自然的批判——论蒯因批判分析-综合陈述区分的合理性

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的区分是现代经验论(即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立场的理论基础,蒯因在著名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对分析-综合陈述区分的拒斥,常被看作是对现代经验论主义理论基石的最严重的摧毁。本文对蒯因批判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并通过考量他批判两种陈述区分的真正哲学意图,阐释他的后经验主义哲学的特征。     

对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科技关系的考察

近代以前的科学史不能看成单纯的科学思想史,把科学思想史与科技关系史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对古代科学、科学思想的特点以及它们的缓慢发展进行较合理的说明.     

Postphenome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ustainable Technology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Don Ihde??s ??postphenomenology?? may constitute a proper access to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sustainable technology and I do so in three steps. First, I lay bare how a modern framework that systematically separates facts and instruments from values, choices and responsibilities yields no space for engaged decisions and responsible action towards more sustainable societies. In a second step, I elaborate how postphenomenology??s ??in-between?? perspective opens up the possibility of questio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inherent part of our human existence. Building on this, I argue how a ??normativity of the in-between?? may be developed around the concept of ??topical measure?? and which is grounded in the foundationless foundation of postphenomenology??s relational ontology. In a last step, I show how such a ??topical measure?? opens up two fields of normative action vis-à-vis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sustainable technology: one critical, the other empowering. Whereas ??topical criticism?? focuses on bringing into the open the powerful subpoli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field of ??topical responsibility?? rather aims at actively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in these political circles. Besides its main interest, which lies in forging a genuine and adequate way into the issue of sustainability, this paper also constitutes an entry into Ihde??s philosophical oeuvre.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sustainable technology does not only touch upon Ihde??s relational trinity human-technology-world, it also deals with the degree of normative inquiry present in Ihde??s philosophy, an issue he has been repeatedly questioned about by his interlocutors.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技术理性批判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刻地揭示出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是造成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的关键性因素。他们认为,定位科学技术的生态学效应应着重分析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功能及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