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和自然之间——论新世纪汤松波诗歌创作

汤松波,作为新世纪广西诗歌中一位“离去又归来的歌者”,以豪迈而又略显忧郁的笔触行走在历史与自然之间,“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追忆”和“对自然和乡土的眷恋”构成了他诗歌世界的两极。以赤子的情怀抒唱出一曲曲温婉而动人、浪漫而质朴的赞歌,为新世纪诗坛带来了别样而清新的气息;他诗歌的简洁和素朴以及抒情性、音乐性和可朗诵性也为处于困境中的新诗发展带来了某种启示性的意义。     

景颇族诗人晨宏诗歌的本土意识和文化认同关系

诗人晨宏是景颇族作家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诗歌题材多涉及民族生活，并“记录”和“储存”了许多属于自己民族独特的现代性体验。浓郁的本土意识是晨宏诗歌的显著特点，他在本土意识的书写中实现着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认同。晨宏善于写“树”，并在其中完成了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     

“梦”与“花”：顾城和海子诗歌创作之比较

“梦”与“花”，分别是顾城和海子诗歌文本中重要的意象。在“梦”的世界里，在“花”的掩映中，深藏着诗人的心灵追求和精神渴望。顾城在他的“梦境”中表达了对“未来”和“远方”的追寻，而海子诗歌的“花朵”开放在“返乡”的路途，“回望”和“留守”是他的精神姿态。顾城用“梦”建造了一个“童话世界”，海子则用“花”营造了一个“神性世界”，他们诗歌的书写方式就是他们生命的书写方式。“梦”与“花”，和他们所生活的现实语境分别构成一种“对抗”和“超越”关系。     

“神之存在，依然如故”——沈从文神性小说的文化解读

神巫文化是沈从文创作中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也是深入探索其创作文化意义的重要关注点。作为现代文坛中最具边地色彩的作家,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立场上,频繁借用极具风情的文学意象,进行精美绝伦的“神性”书写。他笔下人物归于神性的命运,一方面挑战着主流文化的规约和城市生命的萎顿,另一方面也寄予了作家对民族文明在现代社会命运归宿的深忧隐痛。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形成和演变

广西少数民族的地域文化属于“那文化”的范畴。广西的“那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广西少数民族有独特的体貌特征,创造了自己特色文化,属于民族文化自主发展的时期。从商、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开始,汉族文化逐渐进入并不断扩大影响,广西少数民族的地域文化进入了与汉族文化融合并在交流中不断发展历史阶段。     

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多型态”——广义视野中的西部民族经济现象库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过程中，世界区域经济发展日益凸显“多型态”与“多层次”的特点，亟须以综合了多学科理论方法的“多视角”进行研究。我国西部区域在生态环境、民族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都复杂多型，为“多型态”研究提供了最理想与最丰富的田野。在上述“多视角”或“广义视角”的透视下，不仅可以梳理出西部区域典型的“多型态”特点，而且有助于探索一种全方位思考的、富于区域和民族特色的“多型态”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吉檀迦利》新论

泰戈尔的诗歌代表作《吉檀迦利》继承了印度民族的优良传统，扎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具有东方文化的鲜明特征；同时又吸取了西方文化的养料，在语言表达、思想内容、文学体裁上，均具有西方文化的特征。这部蜚声全球的伟大作品是“东方思想”与“西洋文学体裁”二者的巧妙结合，是东西方文化融为一体的艺术结晶。     

论文本诠释中的读者主体差异性

利科尔把文本界定为“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并与“作为口语形式出现的话语区分开来”。根据利科尔的分析，文本具有永恒性、简化性、意义的不确定性等特征。文本是作者思想意图和情感体验的书面表现形式．因此文本是连接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但是读者主体由于时代、区域、民族、阶级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读者主体本身的文化修养、专业知识、年龄差别、个体气质、性别、职业等个体因素的影响，在对文本诠释过程中产生了差异性．也造成了读者了解作者思想意图和情感体验的某些歧义。     

试论汤世杰的边地文化散文

在当代文坛,汤世杰被视为与写新疆的周涛、写西藏的赵丽华齐名的优秀的边地散文作家。汤世杰的边地散文以云南滇西一带的大理、丽江、保山、德宏、香格里拉等地为书写对象,在描写各地优美壮丽的自然风光、神秘独特的民族风情的同时,注意挖掘和表现边地的文化内蕴,具有浓郁的边地文化色彩。在近年来出版的《灵息吹拂》《在高黎贡在》等散文中,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生态意识,表现了作家对人文云南、自然云南的进一步关注。     

知识产权发展的未来

2007年4月，我作为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欧洲专利局和意大利经济发展部专利商标局。访欧期间，代表团成员应邀出席了欧洲专利局主办的欧洲专利论坛，听取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专题演讲，并就“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管理知识产权”、“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科技的进步会带来怎样的冲击”、“文化及民族特征将如何得到体现”、“...     

诗意溃散的边地——田耳小说论

田耳的小说通过书写现代工业文明对乡土的碾压、乡土失序状态和荒诞的生存境遇，展现了一个诗意溃散的当代乡土世界，深入解剖了转型时期边地社会的内在肌理，刷新了我们对边地乡土的文学想象。在此意义上，田耳丰富了乡土写作的当代经验。     

冯至式的寂寞:人生姿态、文化成因和精神风貌

现代诗人冯至一生对寂寞这个特殊的情感符号都情有独钟,并且在诗歌世界中反复吟咏,对其有着刻骨铭心的敬意。寂寞作为冯至诗歌中被反复书写的情绪,体现了冯至对世界人生的感性领会和理性升华。在冯至的人生之途和诗歌世界的切合之处,寂寞对于他的个人诗学具有多重意义,尤其是人生之旅与精神文化对其寂寞书写具有重要影响,他的诗歌也因此形成了特殊的精神风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音乐剧的发展路径探析——以《长征长征》为例

民族音乐剧《长征长征》以集体历史记忆“长征”为蓝本，汲取了甘孜地区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了现代化语言与技术，以艺术的形式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促进了各民族地区之间人民群众团结一心。文章通过解构该剧，分析民族音乐剧的艺术特征和文化价值，基于文化自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略，探讨推动民族音乐剧良性发展的举措，以推动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学会感恩，孝敬父母

设立“母亲节”通常是与弘扬民族文化和提升祖国凝聚力密切相关,作为现代治国理政的重大举措,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重视和倡导。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设立了“母亲节”,赋予其本民族文化的内涵。     

语言与跨文化的交际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在其交际的过程中，都必然会显现出其独特的文化特征。有关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人类学家萨丕尔（sapir）曾说过：“语言是社会现实的向导。”“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这些做法和信念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性质。……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     

“文学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在广西民族大学成立

2012年11月,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和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等团体的协助下,跨学科学术平台“文学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在广西民族大学成立。中心成立之际举办了题为“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讨论。中国社科院的汤晓青和四川大学的徐新建教授应邀做了题为《现代学术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和《创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的演讲。     

离散中追寻生命踪迹的自我书写——论张爱玲小说《小团圆》及其晚年的文学书写

战争、国族、性别（政治）是张爱玲的“自我”书写应对的三个层面，由于缺乏健全的人格，她没能妥当地处理好这些关系。《小团圆》在重构生命世界的自我认同中，存在着文本和书写者、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张力。在离散境遇以及跨语际书写、翻译之中，张爱玲经受着文化认同的混乱和徘徊并最终走向母语写作和中华文化认同。晚年张爱玲在追寻生命踪迹的无休止的涂写中表征着书写的焦虑，这种书写行为喻示着生命本原的不可抵达，生命的踪迹如灰烬，它是一种虚妄的存在。在这层意义上，《小团圆》是张爱玲生命燃烧过后的“烬余录”。《小团圆》的面世，昭示着张爱玲晚年又出现了一个创作高峰，虽然比不上她的“传奇时期”，但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传媒时代，作为一个文学现象的张爱玲正在被无限“书写”之中，形塑了一个新的传奇。     

大和民族“太阳崇拜”文化内涵的再诠释

文章通过对大和民族有关“太阳崇拜”的神话进行考察，从“太阳女神”、“太阳的隐匿与复出”、“天孙降临”三个方面分析了大和民族太阳崇拜所具有的丰富文化内涵，并初步探讨了其文化内涵给后世的社会文化所带来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人城关系的对抗与重构——论迟子建小说的哈尔滨书写

自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涌动，发掘民族“文化岩层”的热潮就持续兴盛。从乡土民间到伤痕怀旧，社会的迅速发展继而带动了“城市”新型概念与“回望”原生情感的诞生，“城市书写”逐渐被以迟子建为代表的一群作家推上文学舞台。其中，哈尔滨凭借其城市历史的独特性，加之迟子建独有的城市体验，对“冰城书写”形成了双层制约，使得该文学建构更好地契合了城市本身的生活形态与历史变迁。借由历史叙事与文学创作进行横纵双向建构，通过对印象哈尔滨的本真溯源，以全新思维构架出“对抗与重构”的隐含模式，囊括了哈尔滨文化、艺术、建筑、血脉、信仰、情感等多方面在内的新旧交替与内外变化。“抗衡与变容”无疑是对迟子建的哈尔滨书写中“城市反响”与“城市动荡”的集中概括，在自身发展与外国入侵的历史大背景下，透过新象旧貌的对抗与融合，体感在冰城之间集糅美爱、丑恶及罪罚的人性百态与柔情坚城的人城关系。     

提升广西“文化力”应注意的问题——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例

如何利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来提升广西的“文化力”，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对广西的文化建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也为如何提升广西的“文化力”提供了宝贵的探索经验。要加强广西的文化建设、提升广西的“文化力”必须面向现代化的文化变迁，体现出一种文化的自觉；必须处理好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必须有文化体制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