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 ——带有管理层约束的实证检验

企业发展离不开公司内部的创新能力,如何降低市场风险来推动企业发展是实业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管理层短视的视角,采用国泰安研究数据库中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起显著的促进作用;管理层持股和长期负债水平会正反两层面影响高管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结论从企业角度揭示了高管薪酬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内在影响,对加速企业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纺织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高管薪酬与经营绩效——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基于沪深两市纺织行业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数据,考察了高管薪酬、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侧重于探讨内部控制有效性在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纺织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有利于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且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越高,企业绩效越好.进一步的检验发现,纺织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部分是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得以实现,即内部控制有效性在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高管团队权力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CEO不确定性规避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选取2010~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高管团队权力的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以及CEO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正式权力集中度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强度；高管团队非正式权力集中度负向影响企业创新强度；CEO不确定性规避的价值观在高管团队权力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本研究丰富了高管权力及企业创新的有关研究，也为企业合理配置高管权力提供一定启示。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创新成为企业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高管团队作为企业创新战略的制定者，其权力分配状况将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战略的制定。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基于企业创新角度分析

基于市级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进行数据匹配，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具有激励作用，在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商业信用两种渠道对企业创新水平产生影响；基于异质性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提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低现金持有水平企业、中西部及低金融发展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     

家族企业CEO来源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

随着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问题日益凸显以及职业经理人市场日趋完善,CEO来源已经成为影响家族企业发展的关键。本文选取深市中小板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将家族企业CEO来源依照是否与控股家族存在亲缘关系分为家族成员CEO和职业经理人,检验了不同来源CEO对高管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从家族涉入角度分析了家族参与管理所形成的监督机制对职业经理人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家族企业中,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水平及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高于家族成员CEO;家族参与管理的程度越大,所形成的监督机制越强,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显著低于家族成员CEO,说明完善的监督机制可以降低代理问题,减小对薪酬契约的依赖性。     

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

以实施高管激励制度的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对象，选取2018—202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并从高管人力资本的视角，探究其对三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认为，高管激励中的薪酬与股权激励均能够对企业绩效起到促进作用；创新投入在短期内对企业绩效存在负向影响；高管人力资本作为调节变量，能够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建议制造业企业通过推行高管薪酬激励机制、适当提高高管持股比例、合理确定创新投入和重视高管人力资本等措施，促进企业绩效稳定增长。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高管薪酬激励对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以2013—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了企业异质性视角下高管薪酬激励与社会责任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对社会责任披露呈正向相关性,但企业异质性视角下,尤其在企业生产效率较低、内部控制水平较弱、行业属性为重污染、市场竞争环境处于高竞争等状态,即企业经营情况不理想时,高管薪酬激励与社会责任之间才会呈现1％的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制定高管薪酬激励方案时应结合自身的异质性条件,若企业经营状态不够乐观,须加强高管薪酬激励程度、提高薪酬水平,以有效促使高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高管薪酬激励对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以2013—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了企业异质性视角下高管薪酬激励与社会责任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对社会责任披露呈正向相关性,但企业异质性视角下,尤其在企业生产效率较低、内部控制水平较弱、行业属性为重污染、市场竞争环境处于高竞争等状态,即企业经营情况不理想时,高管薪酬激励与社会责任之间才会呈现1%的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制定高管薪酬激励方案时应结合自身的异质性条件,若企业经营状态不够乐观,须加强高管薪酬激励程度、提高薪酬水平,以有效促使高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气候变化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与金融化关系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证据

气候变化对企业经济活动和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在不断加深。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因素不仅会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且还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以2011—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对其金融化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越大，其金融化水平越高，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高融资约束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气候变化风险的增大，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与其金融化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会被减弱。研究结果不仅为引导非金融类企业需要基于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来进行金融资产配置，而且还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借鉴。     

考虑过度自信的薪酬合同实验分析

用实验分析的方法探索不同风险态度时,股东对过度自信CEO的最优薪酬合同设计问题.通过建立股东和过度自信CEO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型,并构造具体的数值实例解出最优薪酬合同后,在实验室的环境下控制CEO的风险态度及过度自信程度,检验理论模型中的最优解是否实现,从而为股东设计CEO的薪酬合同提供更加有效的参考和借鉴.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学习效应,股东和CEO的选择都向最优行动收敛,而且都显著水平地选择了理论预测的最优行动.最优的薪酬合同设计是,当CEO风险厌恶时,对低过度自信和高过度自信的CEO提供的薪酬分享系数较低,而中过度自信CEO的薪酬分享系数较高;当CEO风险中性时,对低过度自信和中过度自信的CEO提供的薪酬分享系数较高,而高过度自信CEO的薪酬分享系数较低.     

上市企业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的合理性,以2006—200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管薪酬总额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企业高管薪酬总额受企业规模和国有股比例影响显著;高管人员持有的股份比例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市场价值指标将比会计利润指标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更强。     

“海归”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战略差异——兼论制度环境与产权性质的影响

以2009—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与烙印理论,探讨“海归”高管与企业战略差异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战略差异度,且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战略差异度的正相关关系。此外,“海归”高管对于所处地区制度环境较好、非国有的企业战略差异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选聘具有国际化背景且能与中国本土管理经验相结合的高管以及国家实施海外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旅游企业绩效的影响

对2008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21家旅游公司的2009—2013年样本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旅游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缩小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能够增强企业高管团队内部的交流及协作,有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旅游企业的高管薪酬体系应兼具公平性与激励性,应采取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机制并行的方式,使资本市场不断透明化、合理化,以促进企业绩效的持续改善。     

CEO教育水平与公司绩效

该文利用2003—2012年间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CEO的受教育水平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通过使用中国各省历年的高考录取率、文革对高考的影响以及CEO的生长环境作为CEO受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解决该变量的内生性后,发现CEO的学历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价值。然而,CEO的受教育水平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收入增长能力均无显著影响。该文的研究表明,CEO的学历可以提高资本市场对企业价值的预期,但是在短期内并不能直接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美国银行并购中CEO薪酬回报问题对中国银行业的借鉴

对近年来外资银行收购中资银行的动机国内学者已经有较多的正面观点，而本文通过对美国银行业并购中的CEO薪酬回报问题进行研究后发现美国银行的CEO通过并购行为即使导致银行股票价格的下跌仍会为其带来异常的薪酬回报增长，从而提出外资银行并购中资银行有可能是外资银行高管人员为其谋取私利的动机，建议中资银行在应对外资银行的并购行为时一定要小心谨慎。     

金融错配、高管团队学历特征与企业专利质量

创新是企业生产的第一动力,企业创新离不开外部金融市场与内部高管团队的共同支持。基于目前上市公司存在的金融错配现象,选取2003—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测算金融错配指数及企业专利质量,并通过中介效应与系统GMM估计方法,从企业高管团队学历特征的视角,实证分析金融错配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错配对企业专利质量存在抑制作用,并且通过企业绩效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科技创新;高管团队整体学历水平的提升能够对企业专利质量升级起到正向影响;企业高管团队学历水平能够抑制金融错配对企业专利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针对金融错配现象进行了量化分析,为深入理解金融错配、企业高管异质性与企业专利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政府补助、高管薪酬粘性与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

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代表着企业发展潜能的创新能力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研发投入作为学术界公认量化企业创新能力的指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选取2014—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实证方法分析政府补助、高管薪酬粘性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研发投入随着政府补助的增加而增加；高管薪酬粘性不会削弱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且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粘性对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

随着上市公司自1998年开始披露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以来,人们注意到许多难以理解的现象,比如连年亏损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却获得了相对丰厚的报酬。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高管薪酬增长率与公司业绩增长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符合锦标赛理论的预期,说明适当拉大员工薪酬差距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国有股比例不同的公司的激励作用也不同。     

美国公司模式下的高管薪酬:历史、争论及反思

对美国公司模式下高管薪酬体系的发展历史及相关争论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并对高管高薪酬引发的相关经济及社会现象进行了反思。高管薪酬体系对企业的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同时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指向标之一。如何提高公众对高管薪酬制度的认同度,是高管薪酬体系当前阶段面临的主要挑战。     

数字金融对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产业结构的中介检验

为进一步深入探究中国数字金融市场、产业结构和城乡发展差异之间的内部理论逻辑,现以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调研样本,首先借助面板回归、GMM模型检验数字金融与城乡发展差距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探究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服务程度对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然后运用中介检验模型对产业结构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的发展在总体上缩小了城乡差异,主要表现在覆盖面的广泛性和应用深度上,且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条路径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分析,提出了应大力推动发展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普及的深度与广度,提高居民教育水平以带动数字化与传统金融模式的结合发展,同时通过合理配置数字金融业资源以达到产业优化发展等措施。这对促进数字金融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