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立足点,广泛吸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成分,创造性地提出“天人感应”说、“大一统”论以及“人有善质而未能善”的人性论观点,丰富、发展了儒学     

天人合德思想对于儒学道德形上学的理论意义

儒学的主旨就是人学，它对于人伦道德给予更多的切实关注，故其形而上学实质上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儒学从其发轫（先秦儒学）、发展（汉唐儒学）一直到成熟定型（宋明理学），一直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天人合德”。“天人合德”思想为其道德形上学建立了理论基础，在儒学的伦理道德思想之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儒学之本与儒学的当代意义

人类的文化创新之关键在于开发出新的最根本的人性本体与生活世界之原理,而儒学正逢其时。要创新和复兴儒学,需要深刻认识儒学之本。从中国文化之本源出发,可以引申出一个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创造理论：无极而太极的层级创化论。此亦儒学的基础及其开始。儒家的开发建立在周易哲学的创造思维与人性自觉的基础上。儒学为知本之学,亦为本体用之学。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梳理和反思

多年来,有一普遍流行的看法,认为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注意人与人间之伦理道德,而不重人对神的宗教信仰,如西方的黑格尔、中国的梁漱溟等人。因此儒学的宗教性问题一直是近现代中国儒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试图对以往儒学宗教性研究中的一些核心观点进行梳理,考查诸位学者对儒学宗教性研究的不同纬度,以了解儒学究竟有哪些宗教...     

从孔子天命观看儒学与宗教的关系

孔子对天命鬼神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决定了儒学的非宗教性，而他重视现实、关注人生、突出祭祀、慎重追远等特点使儒学具有了浓郁的人文意识，也使儒学为中国人的生活及思维方式确立了基调。了解孔子天命观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把握儒学的特点及其与宗教的关系。     

《周易》中的天人之学

天人之学是整个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而《周易》也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经典。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易》全书都是在讲天与人的关系。《周易》为天人之学提供了两种路径:一是神秘主义,二是道德形而上学。中国古代神秘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站在道德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探讨《周易》中的天人关系,则是一个更有建设和指导意义的问题。     

气化感应与艺术化转向——嵇康的乐教原理探析

嵇康乐论的优胜之处在于其用"气"阐释了音乐理论。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中,"乐"始终是附庸在"礼"中扮演着维护社会"差等有序"的重要角色。天人感应模式在乐与人之间发挥了极大作用,但是"天"作用于人的单向关系,也使汉代乐教陷入瓶颈。嵇康认为乐教的移风易俗的根据在于"人心",他以"气"沟通"声"与"心",通过"气化感应"而达到心物交融。从自然之和转向艺术体性之和,让嵇康消解了以往乐教对人性的束缚,将理想人格追求推向了艺术的境界。     

老庄天人观及其文学呈现

天人观是老庄思想的核心问题。天人合道、以人法天与天人混同、天而不人分别是老子庄子天人观的基本内涵。与此相关,老庄对其天人观的文学呈现也各有特点。大略而言,老子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哲理品格与诗性感悟色彩,庄子的特点则是人物形象的系列化、理念化与寓言化。     

天人关系:从神话到哲学的文化嬗变

中国哲学里的天人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物我一体的自然化、人敬畏天的宗教化及人反思天的哲学化三个阶段。与其相适应，天人关系也分别表现为天人相通、天尊人卑及天人合一、天人相分。这一文化嬗变在实质上乃是人类理性的进步和现实社会制度变迁的折射。时至今日，仍具有很重要的文化意义。     

老庄天人观及其文学呈现

天人观是老庄思想的核心问题.天人合道、以人法天与天人混同、天而不人分别是老子庄子天人观的基本内涵.与此相关,老庄对其天人观的文学呈现也各有特点.大略而言,老子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哲理品格与诗性感悟色彩,庄子的特点则是人物形象的系列化、理念化与寓言化.     

从叔孙通到董仲舒：西汉前期儒学与统治结构的变迁

西汉前期的儒学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结构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为了顺应时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儒者们有意识地强化了先秦儒家理论中有利于稳固政治结构的一面。通过考察叔孙通的“起朝仪”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如何完成“守天下”的任务，可以看到作为思想的儒学究竟如何影响当时的政治秩序和统治结构。综合来看，将西汉前期的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应是比较恰当的，在儒学与政治的互动之中，双方达成了一种双赢互惠的局面。     

试论儒学传统与现代人权意识

儒学传统与现代人权意识中的“人的尊严”观念、权利观念等有相契之处 ,故而以儒学传统为根基亦可建构起现代人权意识。而且 ,发掘、汲取儒学传统资源 ,完善、丰富和发展人权意识 ,将会对人类未来的人权事业作出贡献     

宋明新儒学要干什么?─—写在《本体与境界──论新儒学的精神》一书出版之后

（编者按：宁新昌著《本体与境界──论新儒学的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宋明新儒学就是通常所说的宋明理学，也许读者会问，为什么不用来明理学而要用西方人发明的新儒学一词呢？主要的原因是，在宋明理学内部还有理学和心学之分，因而理学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为了使概念明晰起见，本书用了被西方人发明而又为我们接受的新儒学一词。新儒学到底要干什么？笔者从境界方面给予了说明，由于新儒学所说的本体属于境界范畴，也就是说，它的本体属于境界本体，故笔者便从本体──境界立论探讨了宋明新儒学的精神。宋明新儒学…     

儒学实践理论的新探讨

儒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其关键的哲学理论,曾支配了中国思想数千年,成为中国思想中的主流。但近代后儒学在西学的冲击下日渐式微。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成为了当代中国学人不断思考并积极探讨的问题。儒学实践理论是儒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原来概念中强调知行的内容在时代需求面前已经没有更多理论上的吸引力。这样儒学实践理论实际就成为了一个开放而抽象的概念。既然是一个开放而抽象的概念,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思考对其进行不同的理论界定。本文主要尝试对儒学实践理论概念进行定义,并对其概念的内涵外延进行理解。     

论余英时文化史观的三维向度

余英时的文化史观大体可以分为儒家文化史观、政治文化史观以及人类文化史观三个方面。就儒家文化史观来说,"哲学的突破"、"士"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心"乃价值之源等构成了余英时先秦儒家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明清儒学思想基调的转换与晚清儒学的内在批判构成了余英时明清儒家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儒学非正统、反传统成分以及"整理国故"运动则构成了余英时五四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就政治文化史观来说,通过"士志于道"、"人皆可以为尧舜"等名言警句,余英时论述了中国古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支撑点。就人类文化史观来说,余英时对人文与科学的新研究与新思考充分展现了其博大人类情怀。纵观余英时文化史观,我们不难发现其儒家文化史观具有理性、政治文化史观具有理想性、人类文化史观具有独特性等特点。     

从宋明新儒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看佛教对儒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相当程度来自于佛教。隋唐时期,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一种开放的政策,儒、释、道三足鼎立,为各种思想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隋唐佛教的佛性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儒学化,这更为儒学吸收佛教的思想提供了方便。宋明新儒学之“心性”,无论是张载的“天地之性”,程朱的“天理”,还是陆九渊的“心”,王阳明的“良知”,都不是传统儒学的作为具体人的现实具体之心性,而在相当程度上已具有本体的性质,与佛教的“佛性”、“心性”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宋明新儒学区别于传统儒学之最根本处,就在于二者思维模式的不同。探讨佛教对儒学的影响,认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对现时代人地关系的几点认识

地球是人类的母亲,人类的生存和进行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地理环境,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人地关系,是自人类起源以来就存在的客观关系。 人地关系扩大来讲是“天人”关系,这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久的一对哲学范畴,自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公元前十一世纪),直至近代的章太炎.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对它都有深入的研究。在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眼中,这对关系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是在变动中被逐渐认识的。“天人”关系实际上是自然和人的关系,现时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人口、资源、粮食、环境、能源等,实际上是涉及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天人”关系现时代的矛盾表现,实质在于人地如何相处、如何协调、共同发展,可见,人地关系的研究,对人类的现时和未来有着重要意义。     

人的活动由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转换——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例

自觉与自发作为人的活动的两种状态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之中。自觉性作为人存在发展的内蕴指向不断扬弃自发性而实现自身,而自发性作为自觉性的前提和基础不断为人的发展提供新的领域和契机。人的活动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分析人的活动由自觉到自发的历史转换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实质。     

浅谈中学信息技术教学

自从有了人类，人们就利用自然界或者社会提供给我们的各种信息为我们服务，充分的利用各种信息成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备的一项基本技能。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这一时代信息运用的是否合理成为了事情成败的关键，因此如何利用好信息资源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培养好的一种能力，而作为祖国未来的中学生们更要注重培养他们的信息素养。     

儒学在多元价值世界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思想初探

儒学的复兴是当前中国人必须思索的一个课题。文章探讨了儒学参与“全球对话”的可能性，如何实现儒学在21世纪创造性的转化，从而使儒学成为全球化语境中一种声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