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学阐释方法论

朱熹对《诗经》的阐释继承了经学阐释中章句训诂的方法,但更为主要的是从身心上著切体认,发明义理,对《诗》采用心性体悟为主的心理解释方法,于此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采用了诗学鉴赏的方法,形成了以理学心理解释为主的,带有经学、文学方法在内的阐释方法系统。     

朱熹《舜典象刑说》的刑法思想

朱熹《舜典象刑说》主要涉及刑法产生理论基础、恤刑及赎刑思想。心情阴阳学说是朱熹刑法思想产生的法理学理论基础，并将此学说与理气观相结合建构成更深广的理论；朱熹的恤刑观并非是轻刑宽恤，而是体现了圣人制刑止刑的严刑宽民思想，朱熹认为赎刑必须严格控制其适用范围，不唯贫富，反映了朱熹适用法律的平等思想     

论朱熹的诗教观：经理合一 会通博综——基于《诗经》和《四书》的研究

朱熹的诗教思想在其理论体系中具有形而上意义,通过日用工夫涵养、复归本心,以启明广大生民之本心,通达大道。为充分发挥《诗经》的教化作用,使其与集理学之大成的《四书》学融贯为一整体,朱熹的治经重心与前儒相比有所转移,将义理阐释作为解经旨归之一,引理入经。“思无邪论”“淫诗说”“反美刺论”等诗教观使《诗经》文本脱离政教桎梏,在回归本义的基础上施展教化。探究朱熹诗教观在《四书》中的呈现,可以经鉴理,发掘其背后的义理主线。经与理的密切关联深化了经学的思想底蕴,更优化了理学的教化效果。朱熹在经学理学化方面的努力使其思想体系更具整全性。     

一盏学术论文写作的指路灯——推荐(台)林庆彰博士《学术论文写作指引》

林庆彰先生是台湾学界的著名学者。1948年生,台南县人。现住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东吴大学文学研究所兼任教授。著有《明代考据学研究》、《明代经学研究论集》、《清初群经辩伪学》、《图书文献研究论集》等。主编有《诗经研究论集(一)(二)》、《经学研究沦著目录》、《朱子学研究书目》、《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杨慎研究资料汇编》、《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姚际恒著作集》、《姚际恒研究论集》等十余种。译有《近代日本汉学家》、《经学史》、《论语思想史》,另有论文60余篇。他还曾在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开设“冶学方法研究及讨论”课程,并多次指导该所研究生的论文写作。丰富的论文写作经验,多年的论文指导实践,使他的《学术论文写作指引——文科适用》(台北市,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6月)一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值得向大陆读者推荐。     

《理学正宗》编纂与清初朱学道统的建构

窦克勤的《理学正宗》是清初学术史上一部独具特色的思想文献，其编纂有三方面特征：一是人物选择以朱熹为中心，通过为朱熹师承及后学立案的方式展现宋明朱子学发展面貌；二是文献摘录取先儒切要处，在编排中遵循朱熹拟定的著作次序，注重先儒对经的注解，体现出与清初经学转向的互动；三是按语选择上以朱熹及程朱理学者为中心，又引心学学者之语以佐其评价的客观性。总之，《理学正宗》是清初“尊朱黜王”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鲜明地表现了为程朱理学争正统的道统宗派意识。     

论朱熹与戴震《诗》学之间的因缘关系

朱熹和戴震《诗》学关系密切,朱戴有着共同的学术精神和治学风格,大胆怀疑,客观求真。朱熹《诗》学诸多思想和方法对戴震有明显影响,戴震《诗》学借鉴了朱熹《诗》学的具体思想和方法,肯定和引用了朱熹大量的《诗》学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戴震《诗》学对朱熹《诗》学有所超越和发展。     

论欧阳修《诗本义》对“兴”的文学解读

欧阳修的诗经学专著《诗本义》是北宋诗经学的开山之作和代表之作,《诗本义》一书提出了诸多解《诗》的新见解和新方法,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解诗方法上,将《诗经》的文学研究方法纳入经学研究轨道,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探讨《诗本义》如何从《诗》的艺术形式入手研究《诗》,并以此体现出《诗本义》在诗经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桎梏,从而走向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所做的重要贡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录江西先贤著述综论

《四库全书总目》载有江西先贤著述共1120种,经部著述量大质优,朱熹、吴澄、江永三人于宋、元、清三代经学贡献较大.史部著述分布范围遍及全省,但分布不均衡,庐陵等地著述数量丰富,南部赣州地区罕有著述.子部著述内容丰富多样,有学术价值,医家类著作有实用价值.集部作者之间往往祖孙世代相连,家学渊源深厚.江西文脉代有承续.     

朱熹《牧斋净稿》述评

《牧斋净稿》可以算作朱熹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高潮,是朱熹早年生活的记录,是朱熹早年出入佛老心路历程的记录总结。《牧斋净稿》在朱熹诗歌创作风格形成上具有奠基作用,对《牧斋净稿》的艺术价值与地位重新审视,极有必要。     

论汉初经学对藩国文学的渗透

汉初经学以藩国为盛。为经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不但有藩王、藩臣,还有布衣之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汉初轻视儒生,不重视《诗》、《书》;另外,某些藩国所在区域历史上就有浓厚的治经氛围。经学以文学为载体,文学也记录了经学发展的情况。汉初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赋、文上。     

朱熹对道德结构三个层面的划分

在朱熹哲学中,有许多固定的思维模式,在朱熹的道德学说的结构体系中,所经常运用的,则是体用这一思维模式。什么是体?什么是用?体用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朱熹论述得很详明。他说: “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如耳聪目视,自然如此,是理也;开眼看物,着耳听声,便是用。”(《朱子语类》卷6) “此身是体,动作处便是用。天是体,‘万物资始,处便是用。地是体,‘万物资生’处便是用。”(《朱子语类》卷6)     

关于朱熹反《毛诗序》问题的探讨

今人认为朱熹《诗集传》废《毛诗序》不用，直接从文学角度求之于《诗经》。而《诗集传》对诸诗的题解。有近三分之二沿袭《毛诗序》，故“废《毛诗序》不用”的说法不能成立。朱熹反《毛诗序》的言论主要集中在“淫诗”和《诗经》尤其是“小雅”诸篇的写作时代两点上。“淫诗”说为朱熹承袭《论语》及《礼记·乐记》之说而来。但朱熹的推论犯了逻辑方面的错误，其“淫诗”说缺乏可靠的依据。《诗序》作者离开《诗经》写作时代下限不远、其所说时世较为可信。朱熹反《毛诗序》的主要目的，一是认为《毛诗序》为汉儒或村野妄人所作；二是认为《毛诗序》有害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其反《毛诗序》的根本目的，是想借解《诗》来为其理学思想服务。     

"五行互藏"的理论探讨

五行互藏理论是五行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历代医学中并未得到系统深入的阐述和足够的重视,影响了五行学说体系的完整性"。五行互藏"的理论起源于《黄帝内经》,由明代医家张景岳首次提出概念,不仅可用于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联系,而且可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以及药性分类和用药。     

新时期孟子心性论与其他心性学说的比较

新时期的学术界将孟子心性论与其他相近或相关学说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孟子荀子心性论的关系及优劣是非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孟子荀子心性论有内在联系,荀子对孟子批评中实际上又有继承;但二者论断的优劣是非问题仍迄无定论。学者还将孟子心性论与以下的心性学说相比较或联系进行考察,包括:孔子心性论、《管子》心性论、朱熹及宋明儒学心性论、老庄心性之学、佛教心性学说、近代来华传教士心性论、弗洛姆性善论、卢梭等西方哲学家人性论。     

中韩合璧 学术创新——评《程朱思想新论》

原典意义的儒家学说 ,只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一个支派。经过历史的演变 ,儒学成为中国上层社会的主流思潮 ,特别是两宋以降 ,以二程、朱熹代表的新儒学更是冠盖天下 ,远播海外。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程朱思想新论》一书 ,便是新时期对这个课题的回应     

论朱熹的老学思想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虽以儒学为正统,但对道家思想也有深入的研究。通过对《老子》的理解与评价、老子与释道、朱熹哲学与《老子》等几个方面分析朱熹的老学思想,可以发现老学本身的理论活力并进一步彰显道家思想在朱熹哲学体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两汉《春秋左传》学的展现形态及层次

《春秋左传》学是两汉经学的重要部分和命题,这不仅因为春秋学在两汉,尤其是西汉政治文化演变中的重要作用,也由于《左传》文本本身所包含的经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等多个层次的学术意义.在重视经典,尤其是经学经典学以致用的汉代学术、政治语境中,文本层级的多元性,必然导致两汉《左传》学展现形态的多层次性.这些形态及层次中,最为重要的是政治学实践、经学体系建构和史学认同三个方面,它们分别表现于诏令奏议征引、章句义理阐发和主流学术话语之外对于《左传》一书史学特质的认同与运用.准确认识两汉《左传》学的理论形态及接受层次,对于深入地认识《左传》乃至整个汉代经学的理论形态,以及经学对汉代学术的整体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认识价值.     

“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牟宗三对陆九渊的解读

牟宗三讲陆九渊以“非分解地立义语”将全部预设的“分解”都教在《孟子》中，直从“第一义”进行点拨、启发、训诫学人，从本质上把握住了陆九渊及其心学的特征。同时陆九渊因其强调从“第一义”出发，所以对“第二义”甚或“第三义”重视不足，不免落于“偏”，对于朱熹的学说也未能点出其问题的要害，使朱熹误认为陆九渊“合下有些禅底意思”。这一点，牟宗三也进行了分解式的厘清。     

明代科学发展的迟滞问题

从经济、教育和理学(经学),以及科技发展自身几个方面论述了明代科学发展的迟滞问题。     

明代科学发展的迟滞问题

从经济、教育和理学（经学），以及科技发展自身几个方面论述了明代科学发展的迟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