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清丽诗风的传承与递变

晚唐五代宋初诗歌艺术渐变转型的内在轨迹由多元曲线交织而成,清丽诗风的传承与递变特为其重要一脉.唐懿宗咸通以后,众多隐逸者用澄澹精致的诗作表达出世情怀,取得了出类拔萃的创作业绩,并为此提出了“趣味澄复”、有“韵外之致”的审美理念.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各地“不与俗接”的隐逸诗家成为清丽诗境的主要创造者.宋初林逋、潘阆等隐君又以澄澹清雅的诗篇,为整体苍白的诗坛增添了许多超逸的韵味.总之,在唐、宋诗歌艺术转型过程中,隐逸诗家唯清丽是尚的艺术探索,有着不可或缺的诗学价值.     

陆龟蒙的隐逸心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唐末诗人兼散文家的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但他又确以其文学,卓越地表现了对社会的批判和抗争.那么,揭示其隐逸与文学的关系,就将是重要的.     

晚唐五代江浙隐逸文学生态研究

晚唐五代江浙隐逸文学的复盛,与中原文化第二次向南推移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杨吴、南唐及吴越政权的偏安与稳定,为地域性文学生态的改善提供了历史契机;九华山、西山、庐山、奉化、永嘉等地,相继成为隐逸作家聚集交流的胜地。由道士、僧侣及出世文人共同组成的创作群体,借助隐逸文学表达了独特的生活境遇和价值理想,同时呈现出一种乱世特有的静谧与安闲。不过,其作品时常体现出偏狭和无奈的情态。     

儒家化的隐逸与任侠:盛唐山水田园诗与边塞诗的文化精神

在盛唐独特的文化背景下,隐逸、任侠与儒家文化所形成的一种亲和关系使得盛唐边塞诗人能把飞扬跋扈的人生意气、自由无拘的浪漫精神与忠于帝国、为君辅弼的时代精神完美结合,形成刚健豪迈的诗风;同时也使得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情调居于一种既通透明澈而又生机跃动的“临界”状态,从而成为这两类题材中不可复返的典范。     

陶渊明的归隐之路

陶渊明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隐逸诗人、田园诗人。由于老庄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既有热切用世之心，又追求人格的独立，这就决定了作为个体的他必然与封建社会当权群体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同时也决定了社会不可能为他提供实现理想、体现自我价值的现实条件。因此，他的归隐，既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同时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论王阳明中后期的隐逸情结及其进退之道

王阳明在“阳明洞”隐居修炼后虽然表示要放弃遁世隐逸之念，“复思用世”，但实际上并没有从此真正放弃。相反，王阳明一生始终有较为浓郁的出世归隐之愿，它不仅成为其一生中的经常性的生活实践之一，而且已被当作其一己生命的根本价值取向之一，已形成为一种终生具有的“隐逸情结”。阳明中后期之隐及其进退之道可谓具有超世而不离世、绝俗而不离情的特征．具有融合儒道的意蕴．体现了一种儒道互补的人生观，也更为典型地表现出了其内在性格中的出世一人世的既矛盾又互补的性格结构及其潜意识中介入与超然的矛盾张力。     

隐遁和隐逸：陶渊明归隐的两个阶段

隐遁和隐逸：陶渊明归隐的两个阶段石先进归隐是古代文人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但过去的正史野史只记“隐途传”“逸士传”，忽视了归隐有隐通和隐逸之分，似乎把问题简单化了。这既掩盖了事物的真相，又不利于研究的深入。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就以从隐遁...     

陶渊明隐逸身形的背后--兼谈儒道人生观的消涨融合

陶渊明均以隐逸诗人的身形出现在大家面前,如对其人生经历、写作动机、人格本质等方面作较为深入地考查,我们发现在其隐逸身形的背后,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本文从儒道两派人生观的消涨融合,来探讨"陶渊明们"矛盾心理世界的原因.     

试论屈原的君子人格

作为战国末楚国由盛转衰时期的一个贵族知识分子，一个富于创造能力、感情激越而感伤的诗人，与同时代的士人相比，屈原人格烙上了士人格的深深印痕，但他与这个亚文化群体又有种种不同。其悲剧人格以及衍生的思想个性和艺术个性将他和春秋战国时代士人格区分开来，其人格是春秋以前君子人格遥远的嗣响。     

论孟浩然山水隐逸诗的艺术特征

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园隐逸诗人孟浩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诗歌创作风格基础上,在其山水田园诗歌创作中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表现手法、抑或风格意境方面都较前代有了斯的超越,开辟了唐代山水诗的清新之风,本文将从创作手法等方面阐述孟浩然山水隐逸诗创作的艺术特色.     

晚唐时代“列锦”辞格的发展演进状况考察

晚唐时代是一个政局混乱的时期，但随着文学的发展，晚唐的“列锦”辞格仍有发展，与初唐、盛唐、中唐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表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由《全唐诗》中的晚唐诗歌予以全面考察，列锦辞格在晚唐的运用已是相当普遍，对晚唐诗歌在意境营构、韵律美的创造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晚唐诗歌中的列锦辞格运用虽然普遍，但也有一些类似列锦而实非列锦的辞例，这是需要予以厘清的。     

多民族融合对唐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影响

唐代体育文化是唐人在开放的时代氛围里创造出的开放性的体育文化。本文从隋唐制度的渊源、多民族的融合方面,论证其对唐代政治及社会生活,尤其对唐代体育繁荣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玄怪录》与唐代政治

唐人小说中隐含着唐代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复杂画面。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牛僧孺的《玄怪录》,虽以记录精灵粉怪、嗜奇记奇为主,但作品中包涵着深厚的政治文化意蕴,折射出作者对唐代政治的特殊观照。这部传奇极力彰显了京都皇权对国家政治生活和普通百姓生活的巨大影响,详细描摹了城市司法机构为市民声张正义提供的庇护与安全的权威,细腻刻画了科举制给应试举子所带来的酸甜苦辣。     

儒家文化与唐代文人的担当精神

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文化,强调人的社会性。唐初、盛、中、晚各个时期都有影响这个时期的重要问题,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帝王大臣们关注的,也是文人们所关注和参与的。初唐文人的辅国安邦、盛唐文人的兴业建国、中唐文人的改革弊政、晚唐文人的深刻反思是唐不同时期文人的不同担当精神的体现。唐代文人自觉地将自己与时代联系起来,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国家出力。唐代文人的担当精神是儒家社会理性的成功实践。     

浅议唐代婚姻制度与社会习尚的矛盾现象

作为唐代政治法律制度重要构成的婚姻制度，在妇女地位、婚姻模式、“和亲”和禁婚政策以及婚姻道德方面与当时社会时尚存在着明显矛盾。这种矛盾现象折射：和映示了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俗的新特点、新气象，表现了思想开明、民族融合以及妇女地位上升的时代景观，反映出唐代潜存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差异和中古中国礼教与社会风情尚未完全耦合的时代特征。     

权德舆与韩愈关系探微

考察了权德舆、韩愈两位中唐前后相续的文坛盟主的关系.认为虽然权、韩存在诸多交游的时空条件和思想基础,但终未见有文字上的往返,这反映了以权德舆为首的贞元后期的文人群体,重清检礼法,不与或少与浮薄、躁进的进士新贵来往的人事交往关系.其中既有政局变更的原因,也有艺术追求、人生意趣的不同等方面的因素.显露出中唐新旧交替文人代际间转换关系文坛新秀既保持着对前辈们的应有尊敬,也在不断地突出前辈的牢笼,为树立起自己的门庭大胆地拓展着.     

试析唐代反宦官斗争的艰巨性——与东汉时期对比分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也是反宦官斗争遭遇挫折最大的时代。与东汉相比，唐代的皇权、相权、官僚集团的凝聚力、外戚力量和学生力量都相对小了很多。唐代中后期严峻的政治形势使皇帝对宦官更加依赖。在宦官专权的形势下，官僚集团、外戚和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宦官也是依赖性大于反抗性。与东汉相比，唐代的宦官掌握政权和军权也更加制度化。这些都导致了唐代中后期反宦官斗争的艰巨性。     

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宋代是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其政治﹑社会﹑经济生活迥异于唐代以前的朝代。宋代统治者在立国初期,面对社会结构重组、城市人口流动、弱势群体救济等社会问题,及时做出政策调整,为构建宋初的社会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础。此外,重建民间自治组织、调整新兴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鼓励私学等举措取得很大成效,进一步体现了宋代统治集团的社会治理能力,完善了宋代社会治理模式。     

道教方术与唐代士大夫的政治斗争

道教方术在唐代相当盛行,上至皇帝士大夫,下到普通民众多热衷于从事道教方术活动。事实上,唐代诸次政治斗争都潜藏了道教方术与士大夫的隐秘联系,唐代士大夫或利用道教方术韬光养晦,积蓄力量,或借助道教方术争权逐利,攻击政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政治秩序,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略论唐诗审美形态的嬗变

社会心理是时代的晴雨表 ,又为审美观念的变迁定下了基调。唐代的社会心理主导倾向依次经历了英雄的、爱恋的、感伤的和讽刺的发展过程 ,与此相应 ,其诗歌的审美形态也依次经历了从壮美、优美、弱美到丑的历时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