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在东晋与“东晋”的诗

“诗”在东晋分析“中古文学在东晋的历史命运”,“东晋”的诗阐释“东晋文学在中古的历史地位”。两晋之际,缘情派已往,赏意派方兴,浮竞心消沉,逍遥游盛行,体现在行文风格上,那便是“绮靡”风光不再,而代之以“忘言”的甚嚣尘上,因此“诗”在东晋,重“理”而轻“文”。然而,若论“东晋”的诗,从文学的创作机制、阅读的趣味诉求与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而言,“赏意忘言”是“缘情绮靡”的必要补充与支撑。至于“赏意忘言”对后世文学发展的正面意义,便是陶渊明体与谢灵运体的问世。     

诗学探索的新里程——读徐有富教授新著《诗学原理》

正如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所说:"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刘彦和的《文心雕龙》条理虽缜密,所谈的不限于诗。"我国现代特别值得注意的诗学理论著作当推著名诗人艾青撰于三十年代、而于1941由桂林三户图书社出版的《诗论》。该书包括《诗论》、《诗的散文美》、《诗与宣传》、《诗与时     

从“困极而后亨”到“诗穷而后工”——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说的易学思想渊源略论

对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探讨很多是一种历史的考察,往往忽视欧阳修本人的哲学思想对“诗穷而后工”的命题的影响。本文着眼于欧阳修易学思想来看他的“诗穷而后工”的命题。从他的易学理论中“物极而必反”的思想,以及他在解释《困》卦时提出的“困极而后亨”的观点,来看“诗穷而后工”的思想渊源。     

《吾国吾民》与西方“中国形象”话语的互动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建构的“中国形象”与西方“中国形象”话语谱系有着明显的联系与区别。针对西方“中国形象”话语的负面成分。例如“黄祸说“”以及中国妇女形象等问题，林语堂在建构自己的“中国形象”时作了修改；同时，林语堂也借鉴了西方“中国形象”的合理成分。这一借鉴隐含了现代性的观照。林语堂的“中国形象”建构策略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好的范倒。     

“欣慨交心”──陶渊明诗歌情感的多重性

每读陶诗，在田园佳境，悠然旷远之中，总觉得一份浓厚的感伤。而那些抒写穷愁之作，却令人感到一份慷慨和沉著，洒脱和超然。历代论陶诗，大抵不出平谈自然与金刚怒目之二端，于解陶诗之深厚，甚感有憾焉。《文心雕龙·隐秀篇》：“隐以复意为工。”又回：“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皎然《诗式》卷一《重意诗例》：“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多重意”乃中国古代诗歌美学追求之极致。历代文论多归之于艺术上的一种品格。但在陶诗中它却是一种层积的情感内蕴。表现为诗中诗人情感特征的多重性。一个体生命的价值问题是魏晋太一个解不…     

试论魏晋“深情”及其诗学意义

魏晋时期,伴随着理性世界的转变,人们的感性世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所谓的魏晋“深情”。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情感主体的“深情”,既不同于《诗经》时代原发性的“民情”,也不同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性情”和道家“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的“天情”,它是知识分子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之后于天地宇宙中寻求心灵安顿和精神自由的情感,即人生和宇宙合而为一的生命超越之情。正是这种魏晋“深情”,把中国诗学引向强调“神与物游”和“情景相生”的抒情道路,并深深地刻上了宇宙情怀。     

“诗─史范式”向“诗─心范式”的转换──从《辛弃疾词心探微》看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变

近几年来古典文学研究，正处在“解构与重构”时期。旧的研究范式陷入危机而尚未完全超越突破，新的研究范式正在探索而尚未完全建立。正是在这种新旧范式的交替时期，刘扬忠的新著《辛弃疾词心探微》（齐鲁书社199o年版）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这不仅在于著者刘扬忠深透扎实、具体明晰地揭示出辛弃疾词的独特个性及其审美价值，还在于他初步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作家个体研究的范式。此著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作家个体研究的“诗——史范式”向“诗——心范式”的转换。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虽然不断受到外来文艺思潮、文…     

“英雄”：从观人学到古代诗学的范畴研究

古代诗学范畴多来源于观人学。“英”、“雄”、“英雄”就是其中之一。观人学的标志性著作《人物志·英雄》从语义发生学角度阐释“英雄”概念，将人的才性析解为聪明（英）、胆力（勇），认为“圣人淳耀，能兼二美”，达到“化境”。古代诗学的“英雄”及其衍生范畴如英分、雄分、诗胆、诗力、魂魄、变化乃至于“才胆识力”等，都是在运用观人学原理探索诗歌规律中不断升华与深化的，反映了中国人的英雄崇拜意识与生命意识，从而使得古代诗学更加具有民族文化的特色。     

释“美”

“美”字在汉字中是一个很古老的字，见于早期的甲骨文。而关于“美”字的原始意义，历来主要有三种解说：（1）“羊大为美”说。斯为东汉许慎所首唱。他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许氏认为，“美”是个会意字，上面是个“羊”字，下面是个“大”字。古人以羊为主要副食品，肥壮的羊吃起来味道很美，故“美”字的本义是味美。后来，五代末初的文学家徐铉在校订《说文》时补充说：“羊大则美，故从大。”（2）“羊人为美”说。此乃近人李孝定先生等人提出的一种新见解，李氏在《甲骨文集释》中说…     

古诗别解二题

“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陵上柏》一诗,抒写人生短暂,及时行乐之感,颓放中有超迈之意,忧思感慨中有感激人生的意气和热情。对于这首诗的解释,向来又多有错误,应予辩正。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一诗,写饮酒、读书之乐,在质朴平实的语言中,展现了大自然和田园生活鲜明而又饱满的形象,深切地表达了诗人回归田园,托身于自然之中的欣然自得之情。     

从白居易的王屋山诗歌观其晚年"中隐"原因

白居易晚年受"中隐"思想主导,从大和三年开始便一直居住在洛阳履道里,只担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刑部尚书致仕的名誉官,直至会昌五年逝世.在白居易的王屋山诗歌中,他表露了自己"中隐"的原因:首先,他看到时下政坛存在着党同伐异不得公允、满腹才华不受重用、建功立业难得回报等种种弊病,唯有"中隐"能够让他在政局中脱身.其次,白居易感叹自己年老体衰,想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中隐"能让他访名山、服仙丹、交名士,在身体和精神上进行养生.最后,白居易面对挚友离世,被世事无常所困扰,"中隐"则使他得以寄情山水、乐而忘忧.     

论稼轩诗

他人之词,也许是"诗余";稼轩之诗,却是"词余".无论数量或质量,稼轩之诗远逊于其词.与词比较,稼轩诗似乎少一点纵横的英雄气,多一份哲理与平和,分明打上宋诗重思辩重理趣的烙印.然而,与稼轩词一样,稼轩之诗,也是其理想追求与严峻现实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梁启超评陆游诗云:"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赖聊以诗鸣."(<读陆放翁集>)稼轩之诗,亦当作如是观.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稼轩诗的精髓与神韵.     

杜甫亲情诗的日常化书写及其对宋诗的影响

杜甫一生之中创作了大量诗篇，而亲情诗在其整体诗歌创作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诗歌中对日常生活的描写《，诗经》早已有之，至杜甫则将诗歌内容与日常生活联系得更加紧密，亲情诗中尤为突出，主要以日常语的运用与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来展现。随着宋代诗人对杜甫的推崇，使得这种写法对有宋一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加注重日常生活题材的书写。     

六言诗的发展轨迹

六言诗起源于骚雅，在汉魏六朝成型，在唐代成熟，在宋代发展到高峰，并对其杞诗歌样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六言诗的发展，从未能脱离民歌的滋养。六言诗在文人中也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作品，但因其与歌曲脱节，难以驾驭，始终未能成为诗歌的主流。     

赵孟頫的题画诗

赵孟頫的题画诗创作凸显了当时具有普遍意义的林泉之思,注重诗风与画风的和谐,善于把绘画的思维和技法融入到诗歌中来,注重意象的选择运用,时空感、色彩感和形象感非常鲜明,凸显了一个著名书画家兼诗人所作题画诗的独特性。     

说《唐诗三百首》

乾隆时代孙洙选著的《唐诗三百首》是一种普通的"家塾课本",而三百多年来流行极广,影响极深。考其原因,在于它范围在一个美学体系、一种审美标准之内。这个选本受沈德潜诗学理论的影响,也间接反映出乾隆盛世的气象。选诗突出重点,也是这本书的特色。孙氏囿于他选择的标准,也有其严重的不足。有关这本书的优胜和欠缺,都值得后世选家借鉴和研究。     

李白诗歌清新质朴的一面

李白的诗歌丰富多彩,受南北朝诗人及陈子昂的影响,表现出清新质朴的特点。他又大胆运用民间语言,容纳乐府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近自然。     

郭芹纳先生《诗律》读后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对于诗歌格律的探索,早自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第一部研究诗歌格律的著作是清人王士祯所著的《律诗定体》①。自兹之后,谈格论律的书籍才日渐增多,直至民国时期,已经有30种之多。王力先生出版于1958年的《汉语诗律学》可谓本学术领域中的最高峰,学人至今仍奉为圭臬。自王力先生之后近五十年来,介绍、研究诗律的书籍越来越多,然而对诗律进行深入研究并有所发现,又能做到通俗易懂、易于普及的,却寥寥无几。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郭芹纳教授的《诗律》(商务印书馆,2004)一书正是符合上述诸…     

李贺《马诗》隐喻性探析

李贺作为中唐时期声名卓著的诗人,其诗歌以怪异著称,诗中充满想象,诗意隐晦难解。这是诗人在险恶的社会生活和苦闷的精神压抑下,不得已而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如《马诗》就是诗人借咏马来隐喻自己的贵质高才,含蓄抒发自己的讥刺之情,对其诗歌的“荒诞怪异”应加以全面考虑,才能真正理解其诗其情。     

程师孟诗考

程师孟,诗效白居易而尤简直,与之唱和往来的诗人不下百人.有诗集二十卷,惜已佚,故后世诗名不显.新编《全宋诗》从方志等辑其诗40首,用力甚勤,但《全宋诗》中的程师孟诗存在着疏失,需要对其加以考订、补苴,对其佚诗亦需加以考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