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国际改历活动与今后趋势

该文评述了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上的改历活动，特别是１９４７年和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两次在联合国讨论改历提案的过程。作者还分析了各种改历方案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指出在现有的新方案中，主要因存在“空日”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因此，不可能在“２０００年启用新公历”。     

宋代改历中的"验历"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

“验历”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改革中重要环节之一。验历的内容从汉代使用日月天象扩展到唐宋时代使用五星天象,这不但反映了历法技术上的进步,而且也揭示了五星占与历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10世纪末宋代《乾象历》验历过程中使用的汉以来的五星天象的考证和分析,说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不仅仅具有星占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历法上的意义,五星天象观测成为促进历法改革的重要的技术上的因素。研究表明,古代的五星天象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是当时的实际观测描述。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情况当是特例。另外,中国古代历法改革,既是科学活动,又是国家政治活动。历法及其天象推算技术（如五星天象）,总是在这种技术与政治、国家与科学的张力中得以进展,并受到制约。     

神学观念影响下的汉代天文学发展

汉代天文学的发展明显受到其时神学观念的影响:天文观测与星占相联,天象与人间祸福相通;国家历法中,历数具有"神圣性"、不可撼动性,改历的宗教政治色彩浓重;天体演化理论与宇宙构成理论中囊括图谶、"天尊地卑"等理念。在天文学发展的带动下,汉代象数易学大兴,哲学中"验证"思想深入人心,数字神秘主义兴起,并为魏晋玄学本体论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清之际望远镜的传入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

望远镜曾对17世纪欧洲天文学产生深刻影响,天文学的意义因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明清之际,望远镜随欧洲天文学一起传入中国,并在当时天文历法改革的中西法斗争中为欧洲天文学最终被接受起了重要作用.在历法争斗中,望远镜曾作为"要器"观测交食,使得观测精度和公开性大大提升,确立了西法在交食预测方面的优越地位.另外,通过其观测到的天象,中国天文学家改变了对日月、五星、恒星甚至整个宇宙的认识,这为第谷体系在理论层面上被接受提供了经验支持.     

宋代的天文学文献管理

宋代的天文学文献,无论是在内容的继承与创新,还是在管理的措施与方法上,都较前代有大的发展.政府通过承接前朝、战争获得、民间征求、中外交流等多种途径收集了大量的天文学文献.为保存这些文献,政府专门建立馆阁,制定了一些较为科学的编辑整理措施,传承和创新了天文学知识.一些知识分子利用这些文献在天文学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转型中的宇宙论与计算

从宇宙论与计算之间的关系方面探讨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转型.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宇宙论与计算是相互脱节的,这不仅体现在历法运算与狭义的宇宙论模型之间,还体现在历算与广义的宇宙论之间.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在此影响下,明清天文学家对中国天文学的宇宙论、计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构,接受了西方天文学的以几何模型为基础的计算方法,以及藉助于几何及逻辑方法而展开的说理体系,宇宙论模型和计算方法得以融会.但是,这一转型只停留在宇宙论模型这一层面上,明清之际历算之学还是缺乏更深层次的广义宇宙论作为理论依托.     

略论宋代天文学人才的培养与任用

宋代重视培养实际致用人才和高能力、高层次的人才;放宽考试条件,通过各种各样途径来选拔人才。同时,也注重提携和推荐后学、地位低下者来参加具体工作。这些人才,为宋代天文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天文学名词工作的27年

天文学名词工作已经连续进行了27年。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中有些什么甘苦和感悟？很荣幸能在这次会议上向各位领导和同行作一汇报。     

为什么计算没日与灭日?

根据朱载堉<律历融通>中的有关史料,证实了中国古代历法中推算没日与灭日的目的是与置闰法有关的.实际上,安插没日与灭日的规则,与置闰的规则是类似的;而没日数与灭日数之和的30倍,正好就是闰月数.这些都与印度历法中的相关内容是一致的.     

试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之局限因素——基于中日比较的视野

薮内清发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存在极限限制因素,难以转型成现代天文学。回顾明清史可以发现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后遭遇了本土文化的严重排斥和学习吸收不良。上述二者是导致中国古代天文学逐渐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同为面对外来文明,较之日本对中西天文学的吸收和取舍之历程,可以发现中国近代学习西方天文学的不顺遂存在着深刻内因。     

改革使天文学呈现勃勃生机

天文研究机构是中科院知识创新试点首批启动单位。两年来,在体制改革方面,在优势互补、全国协调的基础上组建了国家天文观测中心,准备向国家天文台过渡;在运行机制方面,建立了研究团组并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在评估和绩效奖励方而进行了试验。改革带来了明显变化,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唐朝僧人的天文学轶事

记得在中学课本上曾提到过,唐朝僧人一行主持了世界上的第一次子午线长度测量,当时除了对其造诣深感崇敬之外,也觉得有些奇怪,和尚不是应该在庙里打坐念经的么？怎么会堕入红尘,管起俗事来了？后来倒也慢慢淡忘了此事,直到处理相关的资料,重新引起了我对僧人编历之类事情的兴趣,不知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否普遍？又究竟是何种机缘促使一行参与了编历工作呢？     

第十批天文学新名词

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任务中,有一项审定新词。《自然科学术语研究》《科技术语研究》和《中国科技术语》从1991年到2008年分九批共刊登了天文学新词1815个。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收集审定了第十批新词99个,希望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期更好地完成最终审定。     

第十批天文学新名词

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任务中,有一项审定新词。《自然科学术语研究》《科技术语研究》和《中国科技术语》从1991年到2008年分九批共刊登了天文学新词1815个。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收集审定了第十批新词99个,希望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期更好地完成最终审定。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天文观测在政治模式导向下,观测频率与记录的规范性有了很大提升,但也使得原本在汉末已现颓势的神学迷信有了生长的机会;在科学与神学的对峙中,天文历法学领域中推动力与阻滞力交织,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穹天论、昕天论、安天论等天体结构理论的发明,让时人的宇宙观焕然一新。它的历史影响深刻而悠远,在隋唐乃至两宋的天文学发展中,均可找到其影响因子的存在。     

数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历法--评曲安京著《中国历法与数学》

曲安京所著《中国历法与数学》一书，探讨中国古代历法中天文常数与算法的构造机理及其数学思想，对上元积年、渐近分数、内插法、历法中的公式化计算等历法中的重要数学问题进行了原创性的研究，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与论据。该书把数学史与天文史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思路也是富有启发性的，是一部成果颇丰的交叉学科性学术著作。     

“科学史上绝无仅有”：海王星的发现与英国天文学（英文）

1846年海王星的发现是19世纪科学史上最有名也最富争议的事件之一。对许多当时的自然哲学家或天文学家而言,由于这项发现直接来自漫长复杂的数学计算产生的预测,因此也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科学发现之一。本文的目的不是去判断围绕此发现的事件当中“什么确实发生”,而是去检验天文学家与自然哲学家们如何引导此发现所引起的论战与争议的公众版本。此外,笔者主张藉由此发现,能使我们认识19世纪中期英国天文学社群的权力关系及性质。在海王星发现的论战中,英国的自然哲学家与天文学家同时面向参与了物理世界和社会领域。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天文学公众传播”探析

"天文学公众传播"的研究可追溯到2000年,但尚未出现对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相关工作的研究。IAU设立了"天文学公众传播"的学术和办公机构,其主办的《天文学公众传播》期刊内容集中在传播方法和工具、教育与外展服务活动、天文学与艺术和文化等;作者职业多样化,供稿连续性与合作性突出,天文学家与相关专家的撰稿数远超其他作者。"天文学公众传播"历届大会议题均及时更新,2018年的参与热度最高,体现出当前国际活动和方法的前沿,也提出"天文学公众传播"面临的挑战和具备的特征。"天文学公众传播"满足科学传播的一种当代定义,呈现出独特的互动性、平等性和人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