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I涉及的历史观问题及一个尝试性解释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文章综述了对这个问题的几种著名的解释，并对金观涛、樊洪业和刘青峰的观点提出了疑问。进一步指出，李约瑟难题涉及到复杂的历史事件，而历史具有不可逆性；科学事业是一个社会性事业，甚至是全人类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要解释李约瑟难题I，就要引入关于社会系统的分类学理论。文章引入文化人类学中基于常识和逻辑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以及波普尔关于自主的世界Ⅲ的思想，对李约瑟难题I进行尝试性解释。基本结论是：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一个“得天独厚的希腊”。     

李约瑟难题Ⅰ涉及的历史观问题及一个尝试性解释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文章综述了对这个问题的几种著名的解释,并对金观涛、樊洪业和刘青峰的观点提出了疑问.进一步指出,李约瑟难题涉及到复杂的历史事件,而历史具有不可逆性;科学事业是一个社会性事业,甚至是全人类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要解释李约瑟难题Ⅰ,就要引入关于社会系统的分类学理论.文章引入文化人类学中基于常识和逻辑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以及波普尔关于自主的世界Ⅲ的思想,对李约瑟难题Ⅰ进行尝试性解释.基本结论是: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一个"得天独厚的希腊".     

《国富论》溯源与内涵分析

亚当·斯密巨著The Wealth of Nations自译介入中国,已呈现出多种译名,虽终以“国富论”定名并广泛应用,但在翻译学界及经济学界引起了译名之争,即“国家财富”与“国民财富”之争。译名是思想的载体,The Wealth of Nations严谨准确的译名关系到对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解读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应用与发展。文章在学者研究基础上,超越词义分析层面的局限,从斯密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经济思想角度进行溯源探究,依据历史逻辑研究方法寻求理据,并结合现代经济学话语概念,发现“国家财富”更能精准呈现原作之意。     

李约瑟难题究竟问什么？

本文从李约琴难题的两个重要表述的翻译问题入手，在考究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和分析他的“近代科学”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对难题中两个问题的原始含议作了较说细的讨论，并由此探讨了难题的深层结构。文章认为，在难题中，前一问题包含中国科学理论比较落后；后一问题中的“近代科学”指称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基本特征的理论科学，对这一点的忽视，是目前在难题的理解、转述和求解中存在误区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最后对难     

亨普尔科学解释模式的核心问题及其解决

以"解释就是论证"为思想核心的亨普尔模式，是科学哲学中第一个系统的关于解释问题的形式理论。它存在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中最本质的是难于阻止无关项进入解释的问题。本文指出，此一问题产生之根由在于严格的逻辑重建纲领，将解释与由普遍律导出被解释项等同。本文概括了亨普尔模式中这一难题的三种解决方案，并分析了各方案本身所遇到的关键难题。     

自由意志难题的语境消解

本文主要对自由意志难题提出一种语境论解决方案。近来对自由意志难题与怀疑论之间的讨论尤为引人注目。许多哲学家对怀疑论问题提出了语境主义解决方案。以此为据,本文将着重对自由意志难题和道德责任难题提出一种语境主义的解决方案。     

“看不见的手”与科学的成功

戴维·霍尔依据看不见的手的机制来解释科学的成功。作者对于霍尔的科学成功的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霍尔没有提供使人折服的理由让人相信科学家主要受到了自我利益的驱动。其次，既然调节科学家的相互交往活动的做法和制度都是本着扩展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的目的而设计出来的，那么，一种看不见的手的解释似乎就显得不够充分了。作者认为，对于科学的成功，无论是传统的直接的解释还是霍尔的看不见的手的解释都是不完全的。为此，作者提出用一个被隐藏的手的解释来加以补充。     

李约琴难题与社会文化语境

本文认为李约琴难题是一个问题集，任何拆解它的解答都是不合理的。它表述的是一个历史事实，蕴涵着十分重要的关于科学观，科学史观和科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问题。对于它的解答应该从广阔的中西社会文化语境的比较中去寻找。     

李约瑟难题与社会文化语境

本文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问题集 ,任何拆解它的解答都是不合理的。它表述的是一个历史事实 ,蕴涵着十分重要的关于科学观、科学史观和科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问题。对于它的解答应该从广阔的中西社会文化语境的比较中去寻找     

享普尔科学解释模式的核心问题及其解决

以“解释就是论证”为思想核心的享普尔模式，是科学哲学中第一个系统的关于解释问题的形式理论。它存在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中最本质的是难于阻止无关项进入解释的问题。本指出，此一问题产生之根由在于严格的逻辑重建纲领，将解释与由普遍律导出被解释项等同。本概括了亨普尔模式中这一难题的三种解决方案，并分析了各方案本身所遇到的关键难题。     

抽彩悖论—知识接受之谜

本文着重讨论知识接受问题，即命题满足什么条件才有资格成为知识？凯伯格提出的抽彩悖论长期以来是这一领域的难点问题。本文扼要介绍了凯伯格以及卡尔纳普等人对这一难题的解决方案，并指出它们的不足之比本文给出一种新的解决，并给以详尽的论证。     

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

“李约瑟难题”有其合理性。质疑难题的“无科学说”、“伪问题说”和“有毛病说”涉及到历史观、科学观、科学史观和方法论等深层次的问题，如“无科学说”只承认中国古代有技术而不承认有科学，否认中国古代科学的光辉成就，是科学史上的一种西方中心论；“伪问题说”反对科学的连贯性和普遍性，是一种科学特殊论和唯近现代科学论，带有“辉格”的色彩；“有毛病说”反对假设的和逆史实的编史学，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不利于历史学的现代化。以上诸说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点，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反对李约瑟创立的中西科学史研究的比较法。“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中西科学史研究比较法的杰作，对中西科学发展史作了共时性的横向比较和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从而抓住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具有高度的辩证性，对于揭示中西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很有益的。因此，应以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西科学发展史和理解“李约瑟难题”。     

以思想和行动注释言语——从李约瑟科学史思想和科学史研究看“李约瑟难题”

将“李约瑟难题”置于李约瑟科学史思想与科学史研究工作的背景下加以分析，可以认识到它的真正内涵是下述三个问题：1）什么因素是造成中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科学超越？2）什么因素促成了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的融合？；3）什么因素造成“融合”与“超越”之间的时间差？李约瑟着力解答了第1、第3两个问题，而忽视第2个问题，解答这一问题是“李约瑟难题”留下的重要任务。     

从哲学的角度分析社会实在——评塞尔关于社会实在的思想

分析“社会实在”本是社会学家的份内职责，但美国哲学家塞尔却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实在。他的《社会实在建构论》一书的出版把对社会实在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阶段。本文在系统阐释塞尔关于社会实在思想的基础上，指出这一思想备受关注的原因在于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重大的启发意义，同时也指出该思想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模态解释:量子力学的新图景

“测量难题”是量子力学中的核心困惑之一。本文所介绍分析的量子力学的模态解释，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量子力学做出了解释，它不仅是对“测量难题”认识的最新发展，也是对物理学哲学最新发展主题的深刻剖析。     

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新解释

本文论述了由于“李约瑟难题”自身存在矛盾,因此不可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基于这种考虑,本文给出了“李约琴难题”的修正形式,并通过对哲学、科学、技术和经验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对其进行了解答。     

谜题与棘题：两类不同性质的难题

难题是一类具有迷惑性、复杂性且不易解或无解的问题。在科学上和实践上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难题:谜题与棘题。这两类难题自古有之,但在理论上的概括和分析是在科学哲学和管理学中逐步出现的。谜题与棘题在问题确认、问题解答、问题评价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廓清这两类难题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而深刻理解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推动问题导向的科学哲学研究和问题哲学研究。     

休谟难题的融贯论解决方案

归纳推理的基石“将来和过去相似”,可以从贝叶斯决策论找到一个理论的基础:尽管不同的主体对同一个事件的评估(即主观概率赋值)很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为了避免陷入必输无疑的荷兰赌困境,就同一个主体而言,他/她在进行概率赋值时应当保持融贯,即有必要假定将来和过去是相似的。这个方案强调的是形式的分析,因此可能被批评缺乏对经验事实的关注。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形式和内容并重的休谟难题的解决方案,并且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新的归纳推理研究方法:基于证据的贝叶斯主义进路。     

关于因果性的本体论和自然哲学

本文分析了关于因果性理论的作用学派，条件学派和概率学派三大流派的基本观战着重剖析了属于作用学派的邦格因果模型的估缺点。指出这个模型存在的问题不在于这用集合的概念描上互作用也不在于它承认存在时性的因果关系；而在于它没有区分相互作用，没有看到因果作用和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没有对因果 关系作条件分析。针对这个缺点，本文作者从自然哲学上提出了三种相互作用的划分，并将作用学派和条件学派关于因果性的研究整合     

商品抑或礼物: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赛博空间的对垒

网络处于两种文化的张力之中：新自由主义将所有制和私人产权的概念应用到赛博空间，把网络经济喻为现代的“丝绸之路”，在网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电子商务大潮，并以此成为经济腾飞的发动机；而新左派认为礼物交换是赛博空间的根本特征，他们反对知识产权，反对赛博空间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并针对新自由主义网络经济政策提出了“烹锅模式”、“教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