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地狱

终极地狱是在“侠客行”的mud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使用了大家熟悉的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名和功夫名,有一些秘密也是根据金庸小说设计的,但是基本上跟金庸小说情节没有什么关系。主要门派“终极地狱”现阶段有以下门派:正派少林派、武当派、华山派、峨嵋派、全真派、邪派有星宿派、雪山派、神龙教、白驼山庄,亦正亦邪有丐帮、灵鹫宫、逍遥派、     

李白三到万州南浦县问题析疑

本文是对刘恺《“李白在万县”问题之我见》(载本刊1996年第2期)一文的答辩。文章主要就李白长流夜郎途中是否到过万州、涪州和渝州并留有作品这一问题摆证据,述观点,发表不同意见。作者不同意前人的“巫山遇赦”之说,对李白的有关作品进行了新的探究,得出了“渝州遇赦” 的结论。作者认为,李白三到万州南浦县(今万县市)并留有作品这一事实是难以否定的。     

冯其庸谈金庸

1996年11月11日,海宁市《金庸研究》首发式暨“金学”研究讨论会在海宁举行。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更有幸聆听了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谈金庸作品研究的精辟见解。 冯其镛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红学会会长。他在1986年《中国》第8期发表的《读金庸》一文,是国内研究金庸作品的早期文献,具有开创     

金庸小说赏析活动

金庸图书馆的落成，极大地改善了我校的教育设施。而金庸作品，深得我校师生的厚爱。为提高广大读者的文学鉴赏水平，1994年11月，金庸图书馆、校报编辑部和中文系联合举办了“金庸小说赏析活动。”整个活动由“有奖征答”、“文学评论”、“专题报告”三项内容组成。     

李白三到万州南浦县问题再析疑

刘恺先生《再论李白在万县问题》所持论点不能成立。李白“乌江留别”是在涪州，而不是很阳；李白是在南浦县“登高”，而不是在汉阳市浦“登楼”；李白在“南平”及“夜郎天外”的作品勿庸置疑，不应模棱两可；说李白家在“浔阳”、“豫章”在湖北安陆、“长流”就是一辈子不能回来，等等，均不符合事实。     

论金庸武侠小说《白马啸西风》的实验性

《白马啸西风》是金庸的一个实验性的小说文本。其实验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跨文体实验和反武侠倾向。在该作中,作者有意无意地融入了影剧、童话、民谣、神话、寓言等多种文体因素,从而使之在总体风貌上,呈现出明显的跨文体性。同时,《白马》还是金庸开始走向“反武侠”进程的一个转折性作品,其反武侠倾向甚至超过历来被公认为他这方面的典范之作《鹿鼎记》。作为一个实验性作品,《白马》虽然在叙事上存在许多缺憾,堪称是金庸所有作品中叙事上最不圆熟的一部,但对金庸此后的小说创作有着重要意义。     

“李白在万县”问题之我见

在最近召开的万县市李白学术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学者几乎一致肯定:“李白三次到万县。” 鄙见以为,讨论“李白在万县”这个问题,要坚持两个前提:第一,要十分重视对李白诗文的深入钻研和全面理解。因为这是第一手资料,最具有说服力。特别是从李白死后,他的作品散失十之八九;辗转传抄,讹误又多。钻研他亲自写的作品,更显得必要和可贵。但这并不排斥各种注释和后人对他的种种评     

拷问理性——试论金庸后期作品的思想内涵

金庸后期作品的思想内涵与他前期和中期作品是很不相同的，他笔下的人物也从理念式的“前英雄”、人格神式的“英雄”，发展到了真正人意义上的“后英雄”。创作上发生的这种蜕变，与金庸此时的思想变化有关，这段时期，他对绝对理性以及传统儒家理性进行了反思与拷问，并试图通过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达到重光理性的目的。     

“金学”构建之我见——关于金庸研究的一点思考

文章首先探讨了构建“金学”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已为“金学”体系的构建提供可能，构建“金学”体系不仅在宏观上可以为今后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而且在微观上可以纠正人们对待大众文化的狭隘心态。其次，文章分析了“金学”体系的内容组成，认为真正的“金学”应该是“以金庸及其所有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其内容最起码应包括创作主体研究、作品本体研究、作品接受研究和对金庸及其作品研究的研究这四个方面。最后，文章对如何构建“金学”体系作了具体阐述，认为只有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真”、“善”、“美”的标准，我们才能树立科学的治学观念，运用正确有效的治学方法，构建真正意义上的“金学”。     

我们从哪儿来?

金庸小说多数有一个主题或说“母题”是:我是谁?往通俗里说,就是要理清我从哪里来?石破天在《侠客行》的末尾提出这个问题;《天龙八部》里的乔峰或萧峰为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汉人还是契丹人,闹出了多少事;《雪山飞狐》里的胡斐、《神雕侠侣》里的杨过,都没见过父亲,但一心要确定杀父的人以便报仇却又临时犹疑。这些人的疑问:“我是谁?”实际上是查考自己的上一代——“血统”。这个问题如果一代代追问上去,也就是在追溯人类的起源。 2000年8月份,美国科学家宣布,他们通过对人类全部基因排序研究认为,种族是一个社会概念,而非科学概念,人类都是10万年前从非洲的少数原始部落迁     

百年一金庸

现代文学研究权威严家炎教授专门在北大开设了金庸研究课,他在一篇文章中透露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他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论李白诗词中对月亮的咏叹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李白《把酒问月》中的名句,为后人们千古传诵。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月亮这颗围绕着地球运转的无生命的行星曾激起了许多文人骚客的感慨,并写下了万千诗句,而在所有歌咏月亮的诗词中,又数李白对月亮的歌咏最为精彩。 李白是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一生经历了唐代由强盛走向衰亡的过程,他是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的诗歌具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感情热烈、想象丰富、语言清新、无拘无束。他的作品与别人不同,别人的作品也很难与他的作品相混,对月亮的咏叹便是这样。在李白的诗词中,月亮总是被赋     

金庸武侠小说程式的文化意蕴

程式化是武侠小说的共同特征。旧武侠小说以一定的社会化环境为依托,传达大众潜藏的无意识欲望。随着时代的进步,旧程式难以适应现代需求。但金庸作品的出现,使这种现象大为改观。金庸继承并改造传统叙事模式,使陈腐的叙事模式表现出新的内涵。透过纷纭复杂的情节,贯穿其中的是金庸小说的三个母题：寻找自己——爱的困惑——归隐情结,形成一种主导性模式——“生存模式”。作有意识地揭示人类的生存处境,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论金庸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美

“悲剧美”是金庸作品中最有震慑力、最能牵动读者心的。从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来看,表现出的“悲剧美”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悲壮美(二)悲愤美(三)悲悯美(四)悲喜美     

李白的俗态仙姿与酒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诗人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为我们描绘的李白肖像,其仙风道骨,卓尔不群的高士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定势,一谈及李白,是断断离不了“仙”、“酒”二字的。就连李白的死,人们也不愿承认诗人是“以疾卒”,①而更愿相信“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②更有甚者,说李白在扑碎一江月后,竞跨在一条鲸鱼背上飘然随波而去,足见李白之仙气十足,然而李白真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飘然洒脱,狂…     

传承与超越--论金庸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精神

由于主题精神的融合和文学观念的契合,金庸小说实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那种以人本主义为本,以科学主义为纲的启蒙主义精神的不自觉传承。同时,借助塑造具有丰富复杂人性的作品人物形象,金庸小说消除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人性”问题上存在的认识的偏见和表现的局限,从而实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超越。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金庸现象的一种解读

金庸小说盛行已久,但大陆金学研究起步较晚,虽有北大教授严家炎、红学专家冯其庸鼎立支持,然总的格局仍不够开阔。学术界一直将眼光聚焦于文学内部,从文学属性、文学地位、文学审美价值等角度评价金庸小说的论文、专著着实不少,金庸百家谈不仅没有为“金庸热”提供合理的解释,似乎更是把这一文坛神话带进迷宫。本文无意再去挖掘作品的文化底蕴、艺术成就、思想内涵,而将研究基点定位于接受现象的考察,通过对其传播的政治气候、经济形势、文化心态、受众心理的梳理,还原一段真实的故事。金庸现象只不过是特定的传播时代的产物,与传播氛围息息相关,借助传播大势和金先生的超人才智共同造就了20世纪后50年代众人瞩目的宏大气象。     

金庸小说生命意识初探

文章分“生之惑”、“生之艰”、“生之悲”三个部分,从“侠客”的“缺父”特征、“侠客”血缘关系的不确定性、“侠客”行为的局限性、“侠客”生存的“进退两难”、“侠客”结局的悲剧性等五个方面详细考察了金庸小说人物的动态生命进程,认为由于独特的人生际遇,金庸产生了“远离中国文化母体中心”,“丧失自身文化根基”的危机感,同时,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思潮也对生活在香港的金庸形成强烈的文化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金庸借助其小说,展现了独特的生命意识,即“生命的本质是荒诞的,人生充满无穷无尽的痛苦”.     

从薛涛的《西岩》诗看李白是否游览过万县太白岩

张明同志认为，薛涛的《西岩》诗证明李白确实到过万县并登过西岩。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骑鲸客”指李白，在杜甫、贯休等人的作品中都有反映。诗题“西岩”当指万县之西岩，亦即今之万县太白岩。因为简阳、资中等地的西岩李白都未曾游览过。从《西岩》诗中的“如雨声中停去马，夕阳影星乱鸣蜩”看，《西岩》诗还可能与《九日遇雨二首》是同一天作的。     

《蜀道难》的写作年代和寓意

李白的《蜀道难》历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蜀道难》是李白一入长安的作品，是李白送友人王炎入蜀而作，一方面表现了李白对朋友的真切关心和一往深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求仕不遇的感慨与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