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CEO高管内部治理对费用粘性的影响

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目标引发了关于“如何降低企业成本”的广泛讨论,然而很少有研究考虑非CEO高管作为企业管理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对成本费用的影响.非CEO高管内部治理反映了非CEO高管对CEO自利决策的制约与平衡,是一项自下而上的公司治理机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非CEO高管内部治理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当非CEO高管团队的内部治理程度更高时,企业费用粘性降低.当新增非CEO高管占比较低或CEO临近退休时,非CEO高管的治理动机更强,高管内部治理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更强.当非CEO高管与CEO薪酬比较高或非CEO高管兼任外部董事时,非CEO高管的治理能力更强,高管内部治理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更强.研究结果在进行了DID模型, PSM方法,变量替代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结论为明晰非CEO高管内部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机器人应用日益普遍以及大力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探讨了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其机制在于机器人应用能够发挥治理效应与人力效应.对于非高科技行业以及位于制度环境并不完善地区的企业来说,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人力效应影响机制的深化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需求以及劳动力结构通过发挥“双重互补作用”助力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最后,基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开发式创新,机器人应用对于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如何推动机器人产业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参考.     

香港中资公司股权结构研究

在论述国内外学者关于股权结构研究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对110家香港中资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主要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分析得出香港中资公司的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公司绩效与国有大股东股权比例之间呈现U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股独大并没有成为制约香港中资企业发展的因素,较适中的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国有股比例、吸收具有一定比例的外资大股东这种股权结构模式有利于香港中资企业的发展.     

基于Agent的项目交易治理计算模型研究

项目交易治理模式选择是关系到项目成功交付的核心问题,但鲜有研究从可计算角度分析不同项目交易治理模式对项目的微观过程及最终绩效的影响.本研究基于Agent仿真技术和交易治理相关理论,构造了项目交易治理计算模型.模型通过构造集成交易、项目任务与流程、项目组织和Agent的四元子模型,利用Agent技术实现了不同交易治理模式下Agent与任务、Agent之间行为交互的治理计算模型,可以输出项目成本、项目工期、质量风险、工作积压等实施绩效进行预测和评估.研究发现该模型不仅促进了项目交易治理的量化预测分析研究,还为项目交易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决策支持.     

虚拟人力资源的交易费用分析

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对企业应用虚拟人力资源的机理进行了研究 .首先对虚拟人力资源的成本进行了分析 ,其次 ,研究了虚拟人力资源的规模问题 ,最后探讨了公司治理环境对配置虚拟人力资源的交易费用的影响 .企业对所需的人力资源可以内化到企业中成为正式员工 ,也可以采用虚拟人力资源的方式进行管理 .当假定这两种管理方式下 ,所需的人力资源为企业创造的收益相同 ,工资也相同 ,则 :1)企业应用虚拟人力资源是由于该方式有着更小的交易费用 ;2 )企业内部人力资源规模与企业利用虚拟人力资源规模的边界位于配置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配置虚拟人力资源的边际交易费用     

不对称信息下企业污染治理外包的契约设计

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排污企业将污染治理外包的契约设计问题.研究表明,当排污方无法准确估计治理成本,也无法观察到治污方努力水平时,排污方通过提供"对赌式"计费方式的契约菜单可以消除道德风险带来的影响,而常见的线性两部制计费方式则不能.排放标准越严格,超标惩罚越大,线性两部制计费与最优计费方式间的差距就越大.     

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基于主动型和被动型基金影响差异的视角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2007-2016年半年度开放式基金持股数据,研究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持股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主动型基金持股降低了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而被动型基金持股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本文采用子样本回归以及工具变量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等问题,得到了一致稳健的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主动型基金通过增大市场噪音对信息披露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而公司治理的改善是被动型基金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主要原因.本研究对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发展目标的制定具有启示意义,监管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发展价值型机构投资者,充分发挥其公司治理功能.     

证券分析师关注与投资-股价敏感性

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背景下,证券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上的角色定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研究证券分析师关注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影响,重点回答两个问题:分析师关注如何影响股价信息,以及是否会影响管理层决策.基于200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检验分析师关注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影响,本文发现分析师关注能够强化股价反馈效应.同时,本文发现信息渠道是分析师关注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作用机制,即分析师信息通过影响知情者的交易决策,提高股价中的私人信息含量,导致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增强.基于行业与公司的异质性,本文进一步发现在信息需求较强的公司中,管理层的学习动机会强化分析师关注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拓展股价信息的形成与传播机制提供了现实证据,同时为监管机构规范分析师行为与提高市场定价效率提供了政策参考.     

协同治理背景下环保信用监管的三方演化博弈分析

协同治理背景下的环保信用监管既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企业主体、公众主体与监管主体三方参与的环保信用监管演化博弈模型,系统分析了协同治理背景下三方主体的策略选择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仿真建模方法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不同政策的监管效果,并对三方主体的策略选择过程引入了基于有限理性的随机干扰项,以进一步契合现实世界中策略选择过程的复杂性.研究结果表明,只有环保守信激励强化与履约成本降低协同推进,环保失信处罚与监管主体不监管处罚齐抓共管,才能产生良好的环保信用监管效果;对环保信用监管政策的系统性与协同性的管理是提升政策效果的必要条件.     

厂商污染治理投资的最优控制策略

把厂商投资分为污染治理投资和生产投资,建立了以厂商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模型,并应用最优控制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厂商最优投资比例和最优投资量问题.研究结论表明,两类资本的最优投入比例相等,这意味着厂商在投入决策时,两类资本的投入量也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