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技术创新与中国绿色经济增长：中介机制与异质性特征

推动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碳中和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基于2000—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低碳技术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低碳技术创新对我国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技术创新促进了我国绿色经济增长；低碳技术创新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完全为直接效应，存在积极的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低碳技术创新对绿色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考虑细分类别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是现阶段中国实现绿色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技术。     

数字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数字金融的兴起与发展有助于缓解传统金融融资难的境况。采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将技术创新作为数字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考察,发现数字金融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显著,技术创新是数字金融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渠道。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而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的驱动因素研究

在提出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绿色GDP增长率的比值测算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的基础上,依据2006～2014年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没有显著影响,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外资和要素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反而有负面作用。结合中国现实情景,对实证结论背后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初步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201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存在结构性差异；(2)不同类型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效果不同，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突破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是数字经济无法通过提升渐进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3)分地区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部最大，东部次之，西部最小.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瞪羚企业绩效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以长三角经济圈2011-2018年城市数据为样本,在测度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通过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验证了数字经济的中介效应.结果 表明,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技术创新通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路径助推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研究结论,可为长三角及其他地区借助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私企就业机会——基于中介和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赋权并测度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私企就业机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正向促进私企就业机会，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推动私企就业机会发展的传导路径，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对私企就业机会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私企就业机会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存在以技术创新为门槛变量的双门槛效应，技术创新水平过低显著阻碍了数字经济对私企就业机会的促进作用，而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关系有所改善。     

数字经济、能源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基于黄河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社会能源生产率变革，逐渐成为提升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基于此，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能源生产率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模型，并以黄河流域2013-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面板计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槛效应模型等实证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提高能源生产率的双重效应；能源生产率在数字经济发展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渠道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的特点，且在区域位置、人口规模等方面具有异质特征.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对策研究

在能源、环境、人口等因素影响下,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本文先提出我国目前经济模式存在的问题,从而得出发展绿色经济的必要性,最后提出发展绿色经济的措施：树立全民绿色经济意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以及加快建立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数字经济、产业协同集聚与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

发展数字经济是新时代的战略选择，高新技术产业作为重大突破性技术的主要创新载体，其核心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明确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驱动创新的内在机制，才能有效利用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创新，引领未来经济高质量。本研究以2011~2021年度中国34个省份中的30个省份的数据为基础，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多维度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中介效应促进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驱动效应相比中部和西部更大；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存在非线性关系。     

环境规制下OFDI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具体分析OFDI、环境规制以及两者如何共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动态GMM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5—2017年数据，进行全样本和分区域分析以及不同条件检验。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而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呈倒“U”型关系，同时环境规制具有调节作用；OFDI、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影响在长江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因此，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的过程中，有必要注重环境规制，确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互联网、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采用2015—2018年我国29个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互联网、技术创新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稳定性、产业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但对经济福利水平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互联网与技术创新的交互作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正相关，也强化了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各方面都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要坚持以互联网为驱动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

创新是数字经济时代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区域竞争力持续提升的关键因素。在测度中国各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11—2021年除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外的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其一，2011年以来，我国各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中西部地区增速较快；其二，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投入的增加，数字经济指数每提高1%，将带动区域创新投入平均提高0.754%；其三，数字经济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效应大于东部地区；其四，数字经济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创新投入增加，还可以赋能周边地区的创新活动。据此，从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加强区域协同联动、避免过度投资；中西部地区加快布局数字经济，发挥后发优势等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通过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加以理论分析，构建了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并运用2015年～2020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检验.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邻近区域之间发展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对周边地区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促进作用呈现出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作用效果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效果最差；(3)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提高在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对周边地区造成负的溢出效应；(4)政府干预过多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5)技术创新存在正的溢出效应，但由于目前国内创新能力较为薄弱，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不够明显.根据这些结论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区域基础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2006—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工业GTFP的影响以及区域基础吸收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工业GTFP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中西部区域的促进作用大于东部地区.此外,区域基础吸收能力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财政分权和金融发展水平能够正向调节数字...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绿色金融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为研究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利用2011-2020年我国各省份绿色金融面板数据,基于熵权法测度各省域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基于地理位置的0-1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各省域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同时进行适配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向效应,邻近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呈负向效应;政府支出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呈正向效应,对邻近地区呈负向效应,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待培育和完善。     

企业数字化具有绿色创新效应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伴随着数字中国建设和绿色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企业数字化能否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引发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和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等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在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果为数字化时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启示。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新时期，数字经济已成为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对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及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正向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且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加快技术创新来推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虽然直接效应在各地区均显著为正，但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明显大于东部和西部地区。     

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绿色技术创新中介和传统金融调节视角

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数据，构建动态GMM面板模型，分析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探讨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不同维度影响碳排放强度中的传导作用，并分析传统金融对数字金融各维度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分别呈U形和倒U形关系。各省（区、市）的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整体水平均未跨过拐点，处于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阶段；而各省（区、市）的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均已跨过拐点，处于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阶段；数字化程度提升则对碳排放强度具有线性抑制作用。(2)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不同维度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在覆盖广度与碳排放强度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最强，而在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与碳排放强度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依次递减。(3)传统金融正向调节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倒U形关系，而对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当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覆盖广度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U形曲线更加平缓，拐点向右移动而延迟到达；使用深度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倒U形...     

公众环保意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学界虽然高度关注环境规制等因素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但对公众环保意识可能产生的影响有所忽视.文章利用中国30个省市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可以显著地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注重对社会公众的教育和引导,持续提升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是促使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     

宏观税负、政府竞争与数字经济

探究宏观税负和政府竞争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及其效应,有利于加快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文章依据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主成分处理,并构建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较高的宏观税负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过度的政府竞争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交互项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竞争对宏观税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2)宏观税负和政府竞争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且二者的影响在广义上的“经济大省”与“非经济大省”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3)系列控制变量中,基础设施、对外开放水平、研发投入和信息化水平对数字经济发展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公共支出规模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