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哲学问题”(1957-1958)中有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论文目录

一般性的兹文 题目在研究遗傅性固题中的物理学、化学和 数学的方法凹德里亚夫的科学方法现代信仰主义和科学一个谭大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料学概念适用性的形成和领域作赞表时简中锑文赞表处H .fl.及y6皿n皿uB.入1.助两po刀10 .A.卫e皿及ar .B.11蓝aToHoBTOMaez气.BPO仄皿1967年第6期1957年第3期1957年第3期]9 67年第3期1967年第2期数学登表时简中舔文登表处跪数学方法在生物科学中的应用数学在瑰代物理学中的作用谕数学在医学中的作用连1.忍仄aHoB.A.RH曲皿eBaB .A皿naToB1957年第2期1957年第2期1957年第6期B刀B物理学作赞表口…     

1964年国外期刊有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部分论文和资料的目录索引

社会主义国家部分20曰2虎」 保加利亚《哲学思想》(双月刊)(《币且加c呻心砚aM双、皿》)口J内JJ任J,J吸4‘马注︸4口勺曰O题目和作者期数建立认识的遗传理论的尝试(K.A:eEean双Po:a)1二值逻辑和多值逻辑的作用和重耍性的哲学评价 向题(Aapn Em飞e妞aa贾)i人造按制系统的可能性有本质的限制吗r(C.ne印。习i关于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r.及.nHp加B)1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l句题(J.中.伊利切夫)2医学的对象和它在其他科学中的地位(几K缸呱肋B)2否认逻辑是合乎逻辑的吗,( M.neHe幻2模型化和制图学(H.CTe中anoB)2论从无生命到生…     

德国“哲学杂誌”1959年中有关自然科学哲学問題的論文目录

题一目。作者爱因斯坦关于尽何概念的卖置的哲学观点·、G.A.Kur:‘。w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的入阳_GeorgKb北s列宁镜属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贫椒念一G6招Red加wJ毗ob Segal的坐物学中的耕征方法、.’Dietri比Lorf麦克斯·,普朋克对焉赫的实彭主义的批列Heinr劝vogd抽爱因斯坦租波尔之两的封萧在忽栽输上的意义H,5 Nanm二n选择和目的箭、二1.T.Fr沮。w艾伦匆两寺·梅茫尔的自然史的唯物主义Micli功l下ede五。w盗俞有机物的幼歌的矛盾性_Har红d Wessel位尔文学魏100牟一’Dietri比Lorfw吐t‘rz加merman的“进化输,,“nietriek Lor丈W泣七…     

魅力薄熙来

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1993,8452853.Chinese [4]ULM SEN U,H ENRIK SSON L,JOH NSON P,et al.A n am-bulato ry surgical p rocedure under local anaesthesia for treat-m ent of fem aleurinary incontinence[J].Int U rogyneco l J,1996,7(1):81286. [5]M ORAN PA,W ARD KL,JOH NSON D,et al.Tension-free vaginaltape for prim ary genuine stress incontinence:a two-centre follow-up study[J].Br J U ro l Int,2000,86(1):39242. [6]LIAPIS A,BAKAS P,CREATSAS G.Burch colposuspe…     

等高线分类名词应规范

等高线是测绘学科中最基本的名词之一。名正义符,清晰易懂,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可是其分类名词,多年来得不到统一,而且相当混乱。现将有关文献中所采用的分类名词,举数例如下,供参考和讨论。1.《测绘学名词》^[1](以下简称《名词》)中有词条：“首曲线 intermediate contour”“计曲线 index contour”“间曲线 half interval contour”“助曲线 extra contour 又称辅助等高线”2.《地图学术语》^[2](以下简称《术语》)中所列词条与上述《名词》中的相同以外,增加了所谓“同义词”,分别为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半距等高线和辅助等高线。3.《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3]中,“等高线a.首曲线 b.计曲线 c.间曲线”,与《名词》中的相比,没有“助曲线”;也没有《术语》中的“同义词”。4.《省、地、县地图图式》^[4]中,“等高线分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辅助等高线”。与上述《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中的分类名词完全不同,而与《术语》中的相比,没有“半距等高线”。5.《测量学》^[5]中,等高线的分类：①基本等高线(又称首曲线)②加粗等高线(又称计曲线)③半距等高线(又称间曲线)。与《术语》中所用的名词相比,主次相反,且没有助曲线这个名词。6.《测量学》^[6](土建类专业用)中只有首曲线、计曲线和间曲线,也没有助曲线。7.《普通地图编制》^[7]中,等高线的分类名词与《术语》中的相同,只是把“同义词”变成了“又称”。从以上情况来看,等高线的分类名词众说纷纭,没有共同语言,形成这样的混乱局面,令人无所适从。还有个别词条,如《名词》和《术语》中的“助曲线extra contour又称辅助等高线”。其中的英文词和“又称辅助等高线”都不正确。再说,助曲线有“又称”,难道首曲线等三个名词就没有“又称”？还应着重指出的是,上述两本《测量学》教材,连助曲线这个名词都没有。以上文献中出现的两组等高线分类名词,都是从国外传入我国的,已混用多年,分不清哪一组是规范名。“首曲线”这一组名词是早年从日本传入我国,沿用至今,直接引用日文中用汉字书写的这组名词不够通顺,对首曲线而言,是按规定的等高距测绘的,图中最主要的等高线。计曲线不过是将每第五条或第四条首曲线的线划加粗些,为的是便于计数。而间曲线和助曲线只是首曲线还不足以显示局部地貌特征时才测绘,起到辅助作用,并不是图中非要不可的,视地面坡度变化情况而定,现从有关文献^[16]中获悉,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对这些名词作了如下的修改：“主曲线 intermediate contour……[古]首曲线”“计曲线 index contour,principal contour……”“补助曲线 auxiliary contour supplementary contour……[古]间曲线,助曲线”。这里除了首曲线早就改称“主曲线”^[15]外,淘汰了“间曲线”和“助曲线”这两个词不达意的名词,将这些用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以至八分之一^[16]基本等高距测绘的等高线,根据其性能统称补助曲线,或辅助等高线,也有称“补充等高线”^[8]的。辅助等高线是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术语,其涵义在不同外文文献中的表述也是一致的,如：“Supplementary contour or one-fourth the basic interval are drawn and shown in dashed lines.”^[17]“auxiliary contour(supplementary contour).An extra contour introduced,in areas where contours at the standard interval are too far apart on a map,to show the relief adequately.”^[19]“辅助等高线用虚线来表示。”^[14]在国内的教材中,也有“加绘补充等高线(间曲线、助曲线)是局部缩小等高距的方法。为了区别于基本等高线,补充等高线大多采用不同式样的虚线。”^[8]可是《名词》、《术语》等文献中,把辅助等高线与助曲线混为一谈,造成混乱。要达到测绘学名词规范统一的目的,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希望提高透明度,集思广益。增加责任心,多查考外文资料,注意与国际接轨,问题就不难解决。至于“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和“半距等高线”这一组分类名词是上世纪50年代从俄文ОСНОВ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УТОЛЩЕН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和ПОЛУГОРИЗОНТАЛЬ翻译过来的,还有辅助等高线(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乃是泛指不按基本等高距测绘的,而是用虚线描绘的等高线,显然这一组名词要比原有“首曲线”那组分类名词,通顺些。在美国地质测量局(U.S.Geological Survey)的地形图图式中,等高线也是分intermediate contour,index contour和supplementary contour三种。^[13]综合以上所述,认为可用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和辅助等高线作为分类名词的规范词,而以主曲线、计曲线和辅助曲线作为目前允许使用的非规范词,规范名词的英文对应词就可用上面intermediate contour等三个惯用词,得以与国际上的名词概念接轨,有利于交流。此外,对前面提到助曲线所附的英文词问题,extra contour^[14]不是术语,英文对应词也只能根据其内涵译quarter interval contour^[10],如同间曲线译half interval contour^[10]一样,即使不用间曲线和助曲线这两个过时的名词了,但有时还会分别提到这两种辅助等高线,在德文和俄文书中也有这样的提法,分别为Halbhhenlinie,viertelhhenlinie和ПОЛУГОРИЗОНТАЛЬ,ЧЕТВЕРТЬ ГОРИЗОНТАЛЬ。前面提到等高线分类名词的混乱,而分类名词的英文对应词更加混乱,有待澄清,列举如下：index contour计曲线,误认为首曲线;^[9,12]intermediate contour首曲线,误认为计曲线;^[9,10,12]auxiliary contour辅助曲线,误认为间曲线^[11],还有误认为助曲线^[9]的;supplementary contour辅助等高线,误认为间曲线^[11];前面已提到的;extra contour并非术语,误认为助曲线^[1,2,11]。此外,应着重指出的是,2002年公布的《地理信息系统名词》中,有关等高线分类名词的词条,就只有“计曲线index contour”和“间曲线intermediate contour line”,连首曲线和助曲线都没有。这里间曲线的英文对应词也不正确;还有前者称contour,后者称contour line也不恰当,两者不应并立。前者是指“地面上高程相同的点,连接起来所形成想象的闭合曲线,称contour,按它们的正射投影描绘到地形图上,就称之为contour line。”^[20]也可不必考虑这样的区分,但用词必须前后一致。从以上情况看来,未能与1990年和2002年公布的《测绘学名词》协调统一,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希望再版时作适当修改。以上所提是否有当,恳请批评指正。     

部分作者意见摘要

由于本刊版面所限,不能将所有作者文章刊出。下面是部分作者意见: 尹斌庸(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1.姓和名的问题。姓和名分写,首母大写,这条基本原则不变。有人主张在名的两音节之间加短横,似不可取。姓在前,名在后,不宜改变。(至少在国内不能改变。)为了区别哪是姓,哪是名,可采用已在国际上流行的办法,即姓全部大写。例：WANG Jianguo(声调符号可以省去)或WANG Jianguo2.姓名的缩写。这是一个新问题。一般来说,姓不缩写,名可以缩。有以下几种建议：WANG J.(缺点是单名、双名分不清)WANG Jg.(北拉采用,有缺点)WANG J.G.(此法似可取)潘云唐(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赞同姓氏全用大写字母表示,双音名中两个音的首字母大写,中间隔开一个字间距。这样一来,它们就决不会连拼成一个字,也不必用连字符了。尤其在缩写的情况下,连字符更显得多余、累赘。书写时,姓氏可置名前,也可置名后。因为全大写的是姓氏,首字母大写、后字母小写的是名字,足以区别开,所以,即使姓置名前,姓之后也不必用逗号。我国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有它先进、优越的地方。Q和X这两个字母在英文中是多余的、重复的(Q等Ku,X等于Ks)。汉语拼音字母中把Q和X用来表示汉语中特有的,而英语中难以拼准确或者要用复合字母来表示的音。“Qi”表示的“奇”在英语中拼成“Chi”,与卷舌音“赤”混淆。“Xi”表示的“希”在英语中拼成“Shi”,与卷舌音“师”混淆。但是,英美人未必知道它们在汉语拼音法中的读音,有时就需要用括号来注释。对于我国很多学者早期使用其他拼法,后改用汉语拼音法拼写姓名的,可在其汉语拼音拼法后用括号注明原来的拼写法。崔宁(中国日报)：根据《中国日报》文风标准,我们将中文姓名汉语拼音方式定为：基本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如“李惠平”拼为：Li Huiping。如果是美籍华人,按照本人习惯,如“陈香梅”为：Anna Chennault;“李政道”为：Tsung-dao Lee。港台地区的人名,尊重当地人的习惯,如“张学友”为：Jacky Chung;“李登辉”为：Lee Teng-hui等。匡佩华(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关于中国人的人名的译法遵循以下法则：1.人名均用汉语拼音。上到国家领袖,下到普通老百姓,人名一律用汉语拼音。姓拼一个词,名字拼成一个词,首字母大写。例如,毛泽东,拼成 Mao Zedong; 周恩来,拼成Zhou Enlai。遇到双名中第二个字以a、o、e开头时用“'”分隔。如林西安,拼成Lin Xi'an。2.只有三个中国人的人名仍旧按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拼法。他们是孙中山,Sun Yat-sen; 蒋介石,Jiang Kai-shek;宋庆龄,Soong Ching Ling。3.人名为双姓时,如诸葛亮、尉迟恭等,双姓连写,首字母大写,即 Zhuge Liang,Weichi Gong等。4.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人名是根据广东话的发音来拼写,无一定规律。例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 (Tung Chee Hwa)、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Ho Hua-Wah)、台湾的陈水扁(Chen Shui-bian) 等,他们的名字在翻译时需要一个一个查,绝对不能随便乱拼。5.西藏的人名有固定的拼法,例如达赖喇嘛 (Dalai Lama)、 班禅额爾德尼 確吉坚赞 (Bainqen Erdini Qoigyi Gyaincain) 等。西藏的地名也有固定拼法的,例如拉萨 (Lhasa)、那曲 (Nagqu)、 日喀则 (Xigaze)等。当翻译时碰到西藏人名或地名时,译者应打电话到民族出版社询问。6.有些少数民族人名也需要到民族出版社询问。例如吐爾逊 阿塔吾拉(维吾尔族,Tursun Atawulla)、成吉思汗 (蒙古族,Genghis Khan)等都需要向民族出版社有关部门请教。     

医学名词“证”、“症”、“征”规范使用的探讨

医学名词“证”、“症”、“征”的混乱使用,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出版界。本文拟从辞源学和中西医学概念等方面,对“证”、“症”、“征”及其相关的字、词进行探析,从其词义演变,以及当今对其概念的界定,来统一、规范它们的使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一、证(証、證)、证候现在使用的规范字“证”,来源于古代的两个汉字“証”和“證”。“証”的本义是谏正。汉·许慎撰《说文解字》：“証,谏也。从言正声,读若正月。谏,証也。从言柬声。”^[1]可见“証”与“谏”互训,在最初并无病象的意义。那么,古代表达病象意义用哪个字呢？经查阅有关资料,发现古代用“證”字。《说文解字》：“證,告也。从言登声。”^[1]《辞源》载“證”：“zhèng 诸应切,去,證韵,照。”^[2]概括为五个义项：①证实,证验。②谏。③法则。④证据,根据。⑤病况。通“症”。并举例说明当时“證”与“症”通假。如《列子·周穆王》载：“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这里的“證”是病人告之的病情,即现在所说的症状。后来“證”被俗称为“証”,从而赋予“証”的病象意义。如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今俗以証为證验字,遂改。”^[1]中医古籍较早记载“證”的有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其《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载：“病有远近,證有中外。”^[3]现存汉·张仲景《伤寒论》大多数章节以“××病脉證并治”为题讨论外感病的诊治。同时,自古以来,“证”(証、證)与“症”在大量中医文献中时常混用。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證并治上》载：“观其脉證,知犯何逆,随證治之”^[4],第一个“證”与脉连用,意指病人的脉象与症状,应用“症”而借用为“證”,而第二个“證”即今所指之“证”。又如清·唐容川著《血症论》,观其内容,主要讨论各种出血类疾病,而不单指出血的症状。因而,此“血症”应为“血证”,应用“证”而借用为“症”。随着中医学术的发展,学术界对“症”与“证”辨析越来越清楚。现代中医学家为了适应现代中医教育的需要,在编写中医学教材时,将“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学基本特点之一,予以高度重视。研究者发现,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在奠基性医著《黄帝内经》已经孕育,自汉·张仲景以降,古代中医学家已经发明了六经辨证、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证等方法。而明确提出“辨证论治”一词的是清·章虚谷的《医门棒喝》。与“辨证论治”近义的词,在明·周慎斋《慎斋遗书》则记作“辨证施治”。而“辨证”一词可能还要早。虽然宋·张杲《医说》所载“辩证”,并不是“辨证”,但从内容看,还是“辨证”。症是症状的简称,是病人自我的不良感觉,往往是对单个病状的描述,如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症状可以出现在不同的疾病中,感冒有发热,痢疾有发热,中风也可以有发热。感冒、痢疾、中风,中西医都认为是疾病。而中医提出“证”的概念,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概念,是西医所没有的概念。因为在中医看来,只知道病人患什么病还不够,还必须在病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明属于什么证。不同的证,它的治法方药是不同的。只有辨明了证,方能确定治法,并组方用药。譬如,感冒,中医还要辨明属于风寒感冒证、风热感冒证等等。“证”对于中医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何为“证”？学术界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证是在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功能等本质变化的概括。证概念的内涵,随着学术的发展还在不断地变化。有人认为,证不仅有疾病之证,还有健康之证,因而有辨证论治,也有辨证养生。“证”字还用于“适应证”、“禁忌证”等名词的组合。适应证、禁忌证有病理的概念,亦有生理的概念,所以使用“适应证”、“禁忌证”比“适应症”、“禁忌症”、“适应征”、“禁忌征”更准确。“适应证”,《辞海》释为：“适合于采用某种治疗措施的疾病或情况。如痈发展成脓肿,应行切开术,脓肿开成为切开的适应证;奎宁治疗疟疾的急性发作有效,疟疾的急性发作即为奎宁的适应证。”^[5]“禁忌证”,《辞海》释为：“禁忌证：适应证的反义词。指不适宜于采用某种治疗措施或采用后反而有害的疾病或情况。如痈未化脓即行切开,不但不能治愈,反而可造成败血症,未化脓的痈即为切开的禁忌证。另如属实热性的病证,为用温补药的禁忌证;属虚寒性的病证,为用寒凉药的禁忌证等。”^[5]其释义只讲治疗措施,有些局限。如果补充预防保健的含义,就更加全面了。同时必须指出,“适应证”、“禁忌证”名词对中西医学都适用。“证”与“证候”的使用也很混乱,这与两者概念界定不清有关。而“证候”又需与古代“證候”、“症候”、“徵候”等词作辨析。“證候”一词,见于两晋南北朝文献。晋代指可以验证的天象。如《晋书·天文志上》：“度历象昏明之證候。”南北朝还指症状。如梁·陶弘景《肘后百一方·序》：“撰效验方五卷,具论诸病證候,因药变通。”^[2]“症候”一词,《辞源》释：“病情,病象。”^[2]并引宋·李昴英《文溪集》：“事事挂漏,色色穷空,症候转危,景象愈蹙。”又引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大抵忘己逐物,虚内事外,是近来学者时行症候。”“徵候”,《辞海》云“犹征兆。将要发生某种情况而预显的迹象。”并非专指疾病征象。^[5]“证候”作为中医学名词,《辞海》释为：“指患病时出现的互有联系的一组症状。见陶弘景《肘后百一方·序》。可反映疾病的原因和病理变化,了解疾病的部位(如表证、里证)、正气和病邪的盛衰(如虚证、实证)、疾病的性质(如寒证、热证)、病机的变化(如闭证、脱证)等。辨别不同证候,是诊断疾病的重要方法。”^[5]在中医学术界,对证候的概念,有两种代表性的看法：一种为：证是证候的简称,两者内涵相同;另一种为：证候是证的外候。证是疾病的本质,证候是疾病的外在表现,即在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功能等本质变化有机联系的反应状态,表现为临床可被观察到的症状与体征等。如风寒感冒证的外在表现为发热、恶寒重、无汗、脉浮紧等一组症状及体征,这组症状及体征即为风寒感冒的证候。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对重要的概念做出分化,并对其内涵加以界定,是必要的。因此,后一种看法今后可以作为规范名词来使用。因为西医没有证的概念,所以证的英译也一直有不同的译法,常见的有syndrome,pattern。《多兰医学词典》(Dorland’s Illustrated Medical Dictionary)载syndrome：a set of symptoms which occur together;the sum of signs of any morbid state;a symptom complex.In genetics,a pattern of multiple malformations thought to be pathogenetically related.^[6](同时出现的一组症状,任一疾病的征候总和;症状复合。在遗传学方面,认为是在发病学上相关的多个畸形。)西医传入中国后,syndrome译为“综合征”。英文中没有证对应词,因此由pattern引申而来。pattern：《多兰医学词典》有一种释义为：a characteristic set of traits or actions,as behavior pattern.^[6](一套品格或动作的特征,如行为模式。)英国著名中医翻译学者Nigel Wiseman认为英文里没有“证”的对应词,pattern可用来表达一组症状和体征,同时也可用syndrome。美国著名中医学者Dan Bensky也如此译。他们对证、证候没作区别,一般两者混用。根据前面对“证”、“证候”的界定,“证候”可译为syndrome。“证”可译为pattern。当然,由于“证”、“证候”两个名词表述了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指本质,一指现象,在具体使用时,应由语境来确定。二、症(癥)现在的“症”字有两个读音：症状之“症”读zhèng;症瘕之“症”读zhēng。症(zhèng)：指疾病的表现。《说文解字》未见此字,在古代常用“證”字来表达。如《辞源》释为：“病徵。古皆作‘證’。”^[3]《辞海》释为：“疾病的症候情况。如重症、对症下药。”^[5]“症”是症状的简称。“症状”,《辞海》释为：“病人患病时所发生的异常感觉。如患感冒时的发热、喉痛、头痛、食欲减退等。广义的还包括‘体征’。”^[5]《多兰医学词典》载symptom一词,释为：“any subjective evidence of disease or of a patient’s condition,i.e.,such evidence as perceived by the patient;a noticeable change in patient’s condition indicative of some bodily or mental state.”^[6](病人的主观感觉。主观感觉的变化,提示患者某些身心状况的改变。)Symptom汉译为“症状”。另外,“症”(zhēng)是“癥”简化规范字。“癥”：《辞源》释：“腹中结块之病。旧题汉·华佗《华氏中藏经》上《积聚癥瘕杂虫论》：‘癥有劳、气、冷、热、虚、实、风、湿、食、药、思、忧之十二名也。’”^[2]并有“癥瘕”一词,《辞源》释：“癥瘕：腹中结块的病,坚者为,成物形者为瘕。……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十九有《癥瘕》。”由于“癥”简化成“症”,于是“癥瘕”便成了“症瘕”。^[2]所谓“癥”,是腹内有坚硬结块的疾患,是有徵可稽的疾病,其造字从疒从徵,非常科学。如果“徵”简化成“征”,那么“癥”应该简化成“”,而不是“症”。“癥”简化为“症”,真是匪夷所思,不知当时简化的依据是什么？三、征(徵)规范汉字“征”,来源于三个古汉字“”、“征”、“徵”。中国古代“”、“征”字的义项中无一与疾病名词有关。由前可知,古代中医用“証”“證”“证”“症”来描述病情、病状,而不使用“徵”。西医传入后,人们在翻译医学名词时选用了“徵”字。当初翻译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与汉字“徵”所具有的迹象、象征、特征、证明、证验等涵义,与原意较为相符,同时又可与中医用词“証”“證”“证”“症”相区别有关。“徵”字经简化、规范后成为“征”。“征”主要用于西医名词“体征”、“综合征”。“体征”,《辞海》释为：“医生在检查病人时所发现的异常变化。如患心脏病时所听到的心杂音,患肝脏病时所扪到的肝肿大,或所见到的黄疸,患阑尾炎时的腹部压痛等。是医师诊断疾病的重要根据之一。”^[5]与英文sign对应。《多兰医学词典》载sign：an indic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something;any objective evidence of a disease,i.e.,such evidence as is perceptible to the examining physician,as opposed to the subjective sensations(syndromes)of the patient.^[6](提示某事物的存在;体征：疾病的客观证据,例如医生检查时发现的与病人主观感觉[症状]相反的证据。)而中医往往将体征包括在症状之内,而不单列。“综合征”,《辞海》释为：“亦称‘症候群’。代表一些相互关连的器官病变或功能紊乱而同时出现一群症状,往往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常可出现于几种疾病或由于几种不同原因所引起的疾病。如有显著的全身水肿、大量蛋白尿、血浆白蛋白降低和胆固醇增高时,称‘肾病综合症’。不少综合征用首先发现者的一个或几个学者的姓氏命名,如阿-斯综合征等。中医学中的证候,如脏腑分证、六经分证等,其表现的症状,类似综合征。”^[5]“综合征”由英文syndrome一词译得。“徵”(征)字有迹象、象征、特征、证明、证验等涵义,而“證”(证)则有证实、证验、证据、根据、病况等涵义,所以“征”与“证”亦有相通之处。就内涵讲,综合征相当于中医“证候”。四、小结由上可知,“証”本义并无病象的意思;“證”则有病象的含义,后被俗字“証”代替,同时“證”还被通假为“症”,作症状解。“証”、“證”,在文字上被后世简化规范为“证”字,而在中医学上则被提炼成一个特有概念的专有名词。“症”在古代与“證”是混用的,后世被固定释为症状。但作为“癥”的简化字,有待商榷。“征”()本义与医学无关,它是作为“徵”的简化字,被作为西医名词“体征”、“综合征”译入时所选用的汉字,以便与中医名词相区别。“证”“症”“征”及相关字词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症即症状(symptom)的简称,是病人患病时所发生的主观的异常感觉。体征(sign),是医生在检查病人时所发现的客观的异常变化。中医称症状时还包括体征。综合征(syndrome)是西医学名词。证(pattern)、证候(syndrome)是中医学名词。就疾病而言,症状、体征、综合征、证候都是疾病的外在表现,并非是疾病的本质,而中医“证”的概念是反映疾病本质的。而且,中医的“证”不仅有病理的概念,还有生理的概念。注释: ① 朱建平研究员是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以地名命名的元素名称浅谈

在全世界110种元素大家族中,据统计,有21种元素名称命名是与地名有关的。根据国际纯粹与应用元素联合会(IUPAC)的规定,作为国际性术语的元素名称一律采用拉丁文拼写。按采纳地名所指范围大小,大致可归纳为四类：1.以大洲命名：如americium(镅)、europium(铕)。2.以国家名称命名：如cuprum(铜)、francium(钫)、gallium(镓)、germanium(锗)、polonium(钋)和ruthenum(钌)。3.以地区名称命名：如californium(锎)、scandium(钪)和thulium(铥)。4.以城市或市镇名称命名：如berkelium(锫)、darmstadtium()、erbium(铒)、hafnium(铪)、holnium(钬)、lutetium(镥)、rhenium(铼)、terbium(铽)、ytterbium(镱)、yttrium(钇)。镅(Am) 拉丁文拼写为americium,汉语拼音读音为méi。为放射性金属元素。银白色、有光泽,质软而韧。1944年底,美国化学家G.T.西博格、R.A.詹姆斯、L.O.摩根和A.吉奥索通力合作,在核反应堆中由钚-239(原子序数94)人工合成出镅-241同位素。这一新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上的原子序数为95,在周期表上正好位于以europium为名的原子序数为63的下方,同时考虑到新元素正巧是在美洲发现,故科学家考虑以美洲拉丁文拼写命名为americium。美洲这一洲名是以继哥伦布之后航行到达美洲的意大利探险家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2～1512)名字命名的。America是Amerigo一名作地名用的拉丁文拼写。锫(Bk) 拉丁文拼写为berkelium,汉语拼音读音为péi。为周期表Ⅲb族锕系人工合成元素。1949年底,在美国加州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科学家S.G.汤普森、A.吉奥索和G.T.西博格教授在该校152厘米回旋加速器中用氦离子轰击镅-241发现了元素锫。科学家为纪念这一新元素在伯克利的发现,以城市名作为新发现元素名。伯克利是座位于旧金山湾东北岸拥有12万人口的大学城,建于1868年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该校本部设此,由于该校优秀人才辈出,校友中已有超过1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在美国高校中享有盛誉。伯克利在海外华人界也译为伯克莱,该市是为纪念爱尔兰哲学家、美国教育事业先驱者乔治·伯克利(George Berkeley,1685～1753)而以其姓氏命名之。锎(Cf) 拉丁文拼写为Californium,汉语拼音读音为kāi。为周期表Ⅲb族锕系放射性金属元素。继1949年底发现元素锫不久,1950年,S.G.汤普森、K.小斯特里特、A.吉奥索和G.T.西博格等四位科学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用152厘米回旋加速器用氦离子轰击锔-242又发现了元素锎。教授们这一次以加利福尼亚大学名也就是州名的拉丁文拼写命名新发现元素。加利福尼亚此名本身据考证是源于一部描写名叫加利福尼亚天堂岛的西班牙小说。铜(Cu) 拉丁文写作cuprum,汉语拼音读音为tóng。为原子序数29的金属元素。是电和热极优良的导体。古罗马人最初使用的这种金属几乎全部来自地中海的塞浦路斯,故将铜称为“塞浦路斯金属”。古罗马人将塞浦路斯岛名Cyprus后缀-us换为拉丁文后缀-ium即为cyprium,成为铜金属名称,拉丁文意思为“从塞浦路斯来的矿物”。后来又传讹为cuprum。而实际上塞浦路斯(Cyprus)这一岛国名经考证来源于希腊语,本身就是“铜”的意思。(Ds) 拉丁文拼写为darmstadtium,汉语拼音读音为dá。据有关媒体介绍,2003年2月德国黑森州城市达姆施塔特重离子研究所宣布,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已接受他们的提议,以达姆施塔特(Darmstadt)这一城市名来命名最早由该所科学家发现的第110号元素,称其为darmstadtium^①。自此,该元素被正式承认并纳入元素大家族。黑森州达姆施塔特城市是由Darm(小河名)+stadt(城市)构成,德语意为“达姆河流经的城市”。铕(Eu) 拉丁文拼写为europium,汉语拼音读音为yǒu。为原子序数63的金属元素。1892年,E.A.德马尔赛发现该元素并以Europe(欧罗巴)命名。欧罗巴这一洲名在拉丁文、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都拼写为Europa,在英语中拼为Europe。据考,欧罗巴此词在腓尼基语和亚述语中,意为“日落之地”,反之,亚细亚意为“日出之地”。钫(Fr) 拉丁文拼写为francium,汉语拼音读音为fāng。1939年,法国科学家M.佩雷在研究锕-227时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钫。为了纪念他的祖国法兰西,将原子序数87的元素命名为francium。而如今法兰西(France)国名拼写是从拉丁文Francia演变而来,名称源于日耳曼语,原意为“自由的”。镓(Ga) 拉丁文拼写为gallium,汉语拼音读音为jiā。为原子序数31的金属元素。1875年,法国科学家P.E.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在研究从闪锌矿分离出来的物质时,观察到镓的主要光谱线,从而发现了镓元素。他第一个证实了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中铝的下方“类铝”元素的存在。布瓦博德朗以他祖国法兰西古称高卢(Gaul)的拉丁文拼写命名之。公元前5世纪,今法国境内大部分为高卢人(当地凯尔特人的自称)所居住,故学者将这一地区称为高卢(Gaul)。锗(Ge) 拉丁文拼写为germanium,汉语拼音读音为zhě。为原子序数32的元素。有单方向导电的性能,是重要的半导体。1886年德国化学家温克勒尔发现了门捷列夫在其周期表中早已预测了的元素。他用日耳曼这一名称来命名这一元素,以表示他爱国之感情。日耳曼(German)此词在欧洲历史上也是古罗马帝国对居住在波罗的海南岸居民的称呼。铪(Hf) 拉丁文拼写为hafnium,汉语拼音读音为hā。1923年,荷兰物理学家D.科斯特和匈牙利裔瑞典化学家G.C.de赫维西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实验室里经分析挪威和格陵兰锆石的X射线光谱中发现了铪。两位科学家以发现这一化学元素所在地点哥本哈根的拉丁文名称Hafnia命名之。哥本哈根英语惯用名为Copenhagen,其官方语言丹麦语写作Kbenhavn,意为“商人的港口”。其拉丁文拼写Hafnia是由丹麦语哥本哈根后半段“港口(havn)”拼写中的浊辅音v改为清辅音f加指地词尾-ia构成的。钬(Ho) 拉丁文拼写为holmium,汉语拼音读音为huǒ。1878年J.L.索里特和M.德拉冯腾用光谱法发现了钬。1879年瑞典科学家P.T.克莱夫也独立地发现了钬。克莱夫怀着对他的出生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无比敬意,以拉丁文名称Holmia命名这一新发现的元素。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由stock(木头)和holm(岛)组成,意为“木头岛”。拉丁文名称Holmia是由地名后半段holm(岛)+指地词尾-ia构成。应该说,钬元素和铪元素其拉丁文命名构思意念是全面一致的。镥(Lu) 拉丁文拼写为lutetium,汉语拼音读音为lǔ。该元素是由奥地利化学家C.A.冯韦尔斯拔和法国化学家G.于尔班在1907～1908年各自独立发现的。法国化学家于尔班为了表示对自己出生城市巴黎的敬意,决定以巴黎古称琉提喜阿(Lutetia)来命名这一新发现元素,后被化学界广泛地采用。Lutetia其词根lut在高卢语中意为“沼泽地”,因今巴黎圣母院所处的斯德岛为低洼地而得名。锰(Mn) 拉丁文拼写为manganese,汉语拼音读音为měng。在古罗马时代,古罗马大科学家、作家老普利尼在他《博物志》中把古希腊思想家泰利斯的马格尼斯(magnes)与另一种矿物搞混了,他把后者即另一矿物也称做源于小亚细亚的地名马格尼西亚的“马格尼斯”。在中世纪,人们手抄普利尼著作,又将普利尼搞混了的马格尼斯(magnes)传讹为manganese。1774年,瑞典化学家C.W.舍勒在研究软锰矿时确认锰是一种元素;同年,他的同事甘恩(Johan Gottlieb Gahn)从软锰矿中分离出这一金属。科学家对该金属以及金属元素命名时,采纳了manganese这一拼写,汉语名称定为“锰”。显而易见,锰这一元素名称(manganese)是小亚细亚地名马格尼西亚的搞混又传讹的产物。镁(Mg) 拉丁文拼写为magnesium,汉语拼音读音为měi。在古代,在古希腊马格尼西亚地区发现了另一种白色的矿物,为了与黑颜色的矿物“马格尼斯”相区别,古罗马人把这种矿物称为白马格尼西亚(magnesia alba)。1831年,法国化学家A.比西(Antoine Bussy)从一种与白马格尼西亚有关化合物中分离出来另一种金属,遂将其命名为镁(magnesium)。为此,镁这一金属元素得名于古地名“马格尼西亚”。需要向读者作进一步交待的是,在古代小亚细亚地区,有三处以马格尼西亚命名的地名,为此锰、镁两金属元素名称究竟源于哪一地名有待进一步考证。钋(Po) 拉丁文拼写为polonium,汉语拼音读音为pō。为原子序数84的放射性金属元素。是1898年夏天,居里夫妇在研究沥青铀矿的放射性,用放射化学分析方法发现的第一个元素。富有爱国热情的玛丽·居里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国波兰(Poland),而将新发现的元素用拉丁文命名为Polonium。波兰在斯拉夫语中意为“平原”,因该国境内在地形上大多为平原而得名。铼(Re) 拉丁文拼写为rhenium,汉语拼音读音为lái。为原子序数75的元素。1867年,俄国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根据《元素周期表》曾预言有化学性质与锰相近的新的元素。1925年,德国化学家I.诺达克、W.诺达克和O.C.伯格经实验发现了这一新元素。他们以德国著名莱茵河命名新发现的元素。众所皆知,莱茵河德语拼写为Rhein、荷兰语拼写为Rijn、法语拼写为Rhin、而常见的英语拼写为Rhine,考虑到是元素名称,科学家采纳该河流古老的拉丁文拼写Rhenus,去掉词尾us,加拉丁文名词构词后缀-ium构成rhenium。据考,莱茵河此词源于古高德语,意为“流水”。钌(Ru) 拉丁文拼写为ruthenium,汉语拼音读音为liǎo。为原子序数44的元素。1844年,俄国化学家K.K.克劳斯通过实验证实了这一稀有金属元素的存在。而早有1828年俄国另一位化学家G.W.奥桑对其发现,但当时尚未定论的铂系元素以其祖国名称命名为ruthenium,克劳斯同意这一命名。罗塞尼亚(Ruthenia)是俄罗斯这一国名的拉丁文拼写。钪(Sc) 拉丁文拼写为scandium,汉语拼音读音为kàng。为原子序数21的元素。1879年,瑞典化学家L.F.尼尔松在稀土矿硅铍钇矿和黑稀金矿中,发现了氧化钪。同年底,另一位瑞典科学家P.T.克莱夫鉴定钪就是门捷列夫预言的类硼元素。据调查,在斯堪的纳维亚许多重稀土矿中含有少量钪。瑞典化学家同选择这一元素发现地区斯堪的纳维亚的古称Scandia以命名新的元素。斯堪的纳维亚及其古称斯堪的亚都源于条顿语skadino,意为“黑暗的”。因该半岛地区近北极圈,一年多有很长季节不见阳光,故名。铥(Tm) 拉丁文名称为thulium,汉语拼音拼写为diū。为原子序数69的稀土金属元素。1879年,瑞典科学家P.T.克莱夫同时发现了铥和钬,他以斯堪的纳维亚的又一古称命名铥的氧化物为thulia。严格地说,图勒(Thule)只是古欧洲人对欧洲最北部地区的泛指而已,在地理概念和范围上比较模糊。实际上,以这种不确定范围的地名来命名元素倒反而平添元素命名上的一份魅力。钇(Y) 拉丁文拼写为yttrium,汉语拼音读音为yǐ;铽(Tb) 拉丁文拼写为terbium,汉语拼音读音为tě;铒(Er) 拉丁文拼写为erbium,汉语拼音读音为ěr;镱(Yb) 拉丁文拼写为ytterium,汉语拼音读音为yì。1794年,芬兰矿物学家约翰·加多林从瑞典于特比(Ytterby)采石场矿石中分离出钇土(yttria),钇土是首次发现的稀土金属氧化物。1843年,瑞典化学家矿物学家莫桑德尔(Carl Gustav Mosander)在研究稀土过程中,将钇土分成三种“稀土”。对其中之一,他沿用了yttria这一名称,又根据于特比(Ytterby)这一地名,将另两个分别命名为terbia和erbia。1878年,瑞士化学家马里尼亚克(Jean Charles cle Marignac)在莫桑德尔称为erbia的稀土矿石中又发现并获得另一新的“稀土”。马里尼亚克也仍然根据于特比这一地名将第4种稀土命名为ytterbia。不久,科学家们终于在上述每一种稀土中都发现了一种新的金属元素,它们相应地被命名为“yttrium”(钇)、“terbium”(铽)、“erbium”(铒)和“ytterbium”(镱)。为此,在瑞典这样一个十分不起眼的村镇于特比竟有机会在元素周期表占有4个席位,获得如此至高的殊荣纯属一定偶然性。在元素周期表中,还有三个以地名命名的元素名称一度成为周期表中的匆匆过客。随着历史岁月流逝它们尽管如今已销声匿迹。但从以地名命名的元素角度来审视,仍然有必要予以介绍一番。1801年,英国化学家哈奇特(Charles Hatchett)从一块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岩石中探测到了第41号元素,为纪念这块奇特的矿石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哈奇特十分大度地将它命名为“钶”(Columbium)。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在诗文中常将美国称作哥伦比亚(Columbia)。翌年,瑞典化学家G.埃克贝里(Gustaf Ekeberg)发现了元素钽。由于钶和钽的化学性质极为相似,当时化学家们普遍认为是同一种元素。即使是同一种元素,按照国际上惯用的优先发现权应采纳哈奇特的命名。但是,在当时化学界权威人士瑞典科学家贝采利乌斯的把持下,在1814年一次国际化学家会议上,会上对“钶”投了反对票,而通过了以古希腊神话坦塔罗斯名字命名的“钽”(tantatum)。以后几十年内,通过欧洲化学家们不懈的努力在这一方面又取得新的突破。1845年,德国化学家H.罗瑟(Heinrich Rose)认为尽管钶和钽这两种元素十分相似,但它们仍属于两种不同的元素。然而,这次罗瑟也没有采纳哈奇特的名称“钶”,而将本属于“钶”名称的元素命名为铌(niobium)。罗瑟以古希腊神话中尼俄柏(Niobe)名字命名的,而尼俄柏她是吕底亚国王坦塔罗斯(钽)的女儿。此事引起了美国化学界同仁们的极大不满,在以后长达一个世纪时间内,此元素名称欧美各行其是,在美国称“钶”,而在欧洲称“铌”。然而一个元素总不能长期存在两个名称,因为这给学术交流带着诸多不便。在1949年一次国际化学家会议上,许是欧洲人多势大,终于通过了以“铌”作为该元素的正式名称。从此之后,美国失去了以“钶”命名该元素的至高荣誉,而元素周期表上则失去了一个以地名命名的元素名称。另外两个曾以地名命名的元素也经历了一番曲折有趣的过程。截至1925年,除了4个元素以外,元素周期表中所有元素都已被发现了。这当中有2个在周期表中的位置分别为第43号和第61号,他们在元素周期表的左右上下都为稳定元素,因此,化学家们认为找到它们应不该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吧！欧美化学家们经过尽力搜索,发表论文报告以证明自己已找到和发现这2个元素。1925年有3位德国化学家宣布已发现第43号元素,并将它以拉丁文命名为“masurium”()。这一名称源于当时属于东普鲁士的马祖里地区(Masuria)名称。如今归属波兰东北部,波兰语写作马祖里(Masury)。在元素周期表带着“？”列上了15年之久,因为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才能登上这一宝座。192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的化学家们相继宣布他们探测到第61号元素。美国化学家迫不及待地以拉丁文将其命名为“illinium”(),名称来源于美国伊利诺伊(Illinois)这一州名。意大利化学家们用翡冷翠(Firenze)的拉丁文拼写命名为“florentium”()。需要向读者交待的是,佛罗伦萨是意大利著名城市翡冷翠的拉丁文拼写,也是当今英语习惯拼写。为此,美国化学家们竟采取先斩后奏手段将带有“？”的“”列入他们周期表中。后来经进一步查明,以地名命名的第43号元素(masurium)和第61号元素(illinium)或(florentium)它们都属放射性元素,在地球上并不天然存在。后来,美国科学家们通过核反应才将它们制造出来,这就是今天元素周期表上的第43号元素锝(technetium)和第61号元素钷(promethium)。,hassium缩写为Hs。也称108号元素unniloctium,缩写为Uno。一种用人工方法产生的铀后元素。1977年8月,根据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的建议,1997年8月,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考虑到该元素是在联邦德国达姆施塔特的重离子研究所合成和分离获得的,而重离子研究所位于德国黑森州,故将该元素重新定名为hassium。,dubnium缩写为Db。也称105号元素unnilpentium,缩写为Unp。曾称(Ha)或(Ns)。周期表Vb族人工合成放射性超铀元素。对105号元素(Unp)的发现,苏美科学家有争议。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科学家在完成进一步实验后,将该元素定名为nielsbohrium()。1970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科学家合成出105号元素的同位素260,为纪念核裂变发现者O.哈恩教授,故将该元素定名为hohnium()。1977年8月,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推荐该元素的名称为105号元素(Unnilpentium);1977年8月,该会充分考虑到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在获得该元素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将该元素重新定名为dubnium。* 周定国教授是全国科技名词委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委员。①元素名称已由全国科技名词委审定公布。     

玻璃译名考——兼评《注》“璧”注

玻璃的译名本来够多的了,若再加上琉璃的译名,那就多且繁矣！这样说读者也许会感到茫然,因为现在的玻璃和琉璃分明是两码事,怎能加在一起呢？殊不知在我国古代,玻璃和琉璃原本是一码事。不信,请看：《辞源》“玻璃”条下就说：“(琉璃)唐代称为玻璃,宋元以来称为宝石”。^[1]明人顾起元的《说略》上明白指出：“琉璃,一作颇黎,一作玻璃,西国宝,千年冰化,故曰冰玉”。^[2]方以智(明末清初人)在其《物理小识》里也有“……今山东益都颜神镇烧琉璃,……即玻璃也”^[3]的话。《化学工业发展简史》说得更具体了：“玻璃又名颇黎,古时有时称为琉璃,但琉璃这个名称,有时是指用牛羊角所制的薄片,也很透明,古书上颇黎与琉璃并举,故有混淆的可能,应予注意。”^[4]在《说文解字》里,许慎称之为“璧”的^[5]就是这种东西。这里特别要提出来的是,清人段玉裁(1735－1815)撰写《<说文解字>注》对“璧”一词作了详尽的注释,正因为段氏这个注释既给我们传达了有关玻璃译名及其来源的信息,但同时也把我们导入了误区。下面是段注的摘要(黑体为《说文》原文,仿宋体为段注,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石之有光者,璧也。……璧,即璧流离也。《汉书·地理志》曰：“……入海市明珠、璧流离……”。《汉书·西域传》曰：“罽宾国出……璧流离”。“璧流离”三字为名,胡语也,……汉武梁祠堂画有“璧流离”,……吴国《山碑》纪符瑞亦有“璧流离”。梵言“吠瑠璃”,“吠”与“璧”音相近。《西域传》注：“孟康曰：‘璧流离’青色如玉”。今本《汉书》无“璧”字,读者误认正文“璧”与“流离”为二物矣。今人省之曰“流离”,改其字为“瑠璃”;古人省之曰“璧”,“”与“流”、“瑠”音同。杨雄《羽猎赋》：“椎夜光之流离”,是古亦有作“流离”也。出西胡中。西胡,西域也。班固曰：“西域三十六国皆在匈奴之西”。故《说文》谓之“西胡”,……《魏略》云：“大秦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师古曰：“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逾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洽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6]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先生对这则段注的评价是：“关于璧流离这个语词在汉以前的出处,段玉裁所说已经介绍的非常详尽,可惜他只泛指为胡语而没能仔细推究它的语源。”^[7]笔者认为大师的评语有的流溢美之音,有的挟护短之嫌。下面就段注作一浅评。首先要指出的是：玻璃的译名(即《说文》称的“璧”,段注说的“璧流离”)远不止段举的那几个,至于他说的“‘璧流离’三字为名,胡语也”的“胡语”,恐怕不像罗氏所说的是“泛指”,而是错指了。不错,我国古时所称的“胡”,自魏晋至隋也包括西域(秦汉时只指北方的匈奴),但据笔者查考,段注引班固说的三十六国(或五十一国)中没有包括印度(《史记》称“身毒”,或写作“身笃”,《续后汉书》称“天竺”,《大唐西域记》里还有“贤豆”之名),这也可从它(《汉书》)对西域的界定中看出：“(西域)南北有大山(北指阿尔泰山,南指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天山西段),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旧时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8]可知《汉书》上的西域是狭义的西域,即今新疆一带和前苏联中小亚细亚地区,印度和波斯(今伊朗)等西南亚国家不在其内,而玻璃译名词源的真正出处是印度,个别出自波斯。退而言之,段注“胡语”的“胡”是指广义的西域,即扩大到西南地区的西域吧,可是当时对印度不称“胡”,对印度语更不称“胡语”,这有典籍为证。如《魏书》上说：“浮屠正号曰佛陀,……皆西方言,……沙门,或曰桑门,总谓之僧,皆胡言也。”^[9]这里不必研究魏收的“浮屠”、“沙门”等名的出处是否正确,但他明白无误地把“胡言”和“西方言”分开来了。这里的“西方言”就是指的印度语,“胡语”则指西域语。还有宋朝的法云和尚在其《<翻译名义集>序》里说得更明白具体：“能诠之名,胡、梵音别,……葱岭以西并属梵种,铁门之左皆曰胡乡。”^[10](“铁门”为古关名,在今乌兹别克南部杰尔宾特附近,为古代中亚南北交通要隘)。法云不但认为“胡、梵音别”,而且把印度与“胡乡”(即狭义的西域)的地理界线都划出来了。所以我们说段注对玻璃译名词源的出处不是“泛指”而是错指并非妄言。既然巫山县太爷(段玉裁曾任该县知县)连出处的方向都没有搞清楚,罗氏要求他指出词源来,岂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其实“璧流离”的词源就是梵文Velūriya)。第二,段注说“今人省之(指“璧流离”)曰：‘流离’,改其字为‘瑠璃’”。段氏明知西汉杨雄(公元前53－18)在两千年前写的《羽猎赋》里已有“流离”一词了,却硬说是“今人省之”的。岂不自相矛盾！至于“今人……改其字为‘瑠璃’”,则更显得无知了。殊不知与杨雄同时的桓宽(宣帝时人)在《盐铁论·力耕》里就赫然书有“瑠璃”两个字(原文见后),而魏晋以后译的佛经里,几乎俯首即可拾到“瑠璃”(详见后)。段氏也许没有读过佛书,难道《盐铁论》也没读吗？当然,段氏说的“今人”没有指出时限,但一两千年前的人总不能算“今人”吧。第三,段注说“今本《汉书》无‘璧’字”,但据笔者查阅能找到的《汉书》各版本都有“璧”字,连段氏自己引的《汉书》(即段注中的《地理志》)里也有此词,不知他说的“今本”又是什么本子？第四,关于“璧流离”的出处问题。段注认为最早出自《汉书》,其它典籍也都如此,但笔者对此始终存有疑窦。既然“流离”、“瑠璃”等名是由“璧流离”脱胎而来,那么“璧流离”就是母体了,可是,如上所述,“流离”和“瑠璃”在班固(23－92)兄妹撰《汉书》前的百多年就有了,哪有母亲比儿女晚出生一百多年呢？不错,段注也提到“汉武梁祠堂画”有“璧流离”一词,但不知此画出自何时何人手笔？从名辞书典籍没有把它作为“璧流离”的出处来分析,它的问世时间不会比《汉书》早。由于笔者一时也未找出它的更早出处,这个问题就暂时存疑。总之,段氏的“璧”注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毕竟做了一些发前人未发现的、很有参考价值的考证,其功是不可灭的。澄清了段的“璧”注以后,为了不使读者纳闷,有必要回过头来再谈一下琉璃的问题。前面已经引证了古代的琉璃就是指的玻璃,但尚未说明古代琉璃与现代琉璃是不是二而一的东西？不是的话,两者又有什么区别？首先必须肯定,琉璃在古代和现代不是一码事,至于它们的区别,《古今陶瓷源流考》(清人著,姓氏不详)说得非常清楚：“古者琉璃本属金属之类(应属矿石之类),《魏略》云：‘大秦国出琉璃十种,盖矿产地,今之琉璃则系熔化药石,制成彩釉,施于陶器,因其光华润泽似琉璃,遂以是名耳’。”^[2]可见古代的琉璃原是一种透明的矿石,《西域传》注说它“青色如玉”(见前),这就是现在称的绿宝石,也叫绿柱石或猫儿眼,与翡翠同类。玻璃原来也指一种天然宝石,但多数人(包括一些辞书编者和学化学的人)说它就是水晶,大谬矣！按水晶透明无色,而天然玻璃是有色的,唐释慧苑的《新泽大方广佛华严经义》(以下简称《慧苑音义》)说它“有赤有白”^[11],而慧琳法师(唐人)的《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慧琳音义》)则说有“黄、碧、紫、白四种差别”^[11]。正因为玻璃和琉璃原来都是指的“光华润泽”的宝石,只是颜色上有所不同,我们的先辈就把两者混同起来了,这就是古代把琉璃称作玻璃的原因。还要指出的是：关于我国玻璃和琉璃的译名词源,各家所说不一,但主要来自梵文则是一致的(注意,这里说的梵文包括sanskrit<即经典梵文,唐宋人称“正梵音”,罗常培译为“梵文雅语”,以下简称“梵雅”>和prakrit<罗常培译为“梵文俗语”>),因为“玻璃”和“琉璃”两词在印欧语系里的原始形式都是梵文(指梵雅),如“琉璃”在梵雅里为vaidūrya(本义为“青色宝”,后来变成“有色玻璃”的通称^[7]),其它如希腊文的beryllos,拉丁文的beryllus,波斯文(也包括阿拉伯语,因为它们这两词拼法一样)的bilaur,中古法语的beril,中古英语的beryl都源于vaidūrya,而梵俗的velūriya则是vaidurya的音转。^[12]“玻璃”一词,梵雅为sphātika,波斯文为phātika,巴利文(古印度文之一)为phālika,梵俗为phāliha^[13],一看就知道这里的phātika,phālika和phaliha是sphātika的音省或音省加音转。当然,这并不是说汉语的玻璃和琉璃的译名都是从梵雅移译过来的,只能说大部分是这样。从梵俗译过来的也很多,还有个别是以波斯文和巴利文为词源的。由此看来,玻璃(包括琉璃)的词源可真不少,而译名则更多,据笔者初步挖掘出来的就有五十多个。现在要做的就是对号入座的工作了。形象地说就是媒人牵线的工作,也就是把原文词和译名发音相同或相近的作合起来配成对儿。这工作看似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当然,如果译者在翻译时是按原文音节逐个译出来的,且其发音又正确的话,媒人按音索“骥”就可毕其功矣,无奈大部分译名不是这样。大家知道,汉语是单音节文字,这种文字不习惯接纳多音节词,古汉语尤其如此。因此,大多数译名都省略一个、两个或更多的音节或音素,省多了,庐山的面目就隐约在“虚无缥缈间”了,这是困难之一;之二是,有些译名并非直接从印度方面传入,而是通过西域转进来的,在辗转过程中,自然要受到西域语的感染,于是发生音变,或者有的就是西域语的译名的再转译,也就是第二手的译名,现在要拿第一手的原文与某些音变的或第二手的译名对号入座,当然会枘凿不入了;之三,有的译者(包括西域译者)发音不正确,从而有产生“讹转”(慧琳语)或“讹略”(玄应语)或“讹转”加“讹略”,如此这般的折腾磋跌,更使媒婆扑朔迷离,无法找到门当户对的搭档。遇到这种情况,月老只好“拉郎配”了。再者,译名虽说有五十多个,但有些只是字不同音却相同或相近的,笔者把此类译名归在一起,用“/”或“(/)”符号隔开,其后再注出原文和出处,这样既省事又醒目。1.璧(/)流离/碧琉璃/别瑠璃它们的词源都是Velūriya(梵俗)的省音译(省去了尾音节－ya)。“璧流离”是我国最早的、有三个字的译名,现在都说语出《汉书》(引文见前),它不但演化出这里列的几个异体名来,还是早期两个字的译名的母体,即早期两个字的译名都由它省略而成,所不同的只是有的保留了原字,有的则用同音或近音字。如省略第一个字就成了“流离”、“琉璃”等等;省略第二个字就是“玻璃”、“颇黎”等等;而“璧”一名即第三个字的省略。“碧琉璃”、“流离”和“别瑠璃”三名引自高名恺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但不知出自何书？笔者只发现汉刘歆的《西京杂记》里有“绿琉璃”的说法。2.璧(/)：按“”为“”的俗字词源与1.同,省去了末尾两个音节－riya,其出处见《说文》“”条。3.流(/陆)离/琉(/瑠)璃/楼黎词源同1,省去了首音节ve－和尾音节－ya。“流离”一词始见于《羽猎赋》(原文见前),“陆离”语出《离骚》：“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但此处意为“参差错综貌”,因音同而借用之^[14]。“瑠琉”的最早出处是桓宽的《盐铁论·力耕》：“……而璧玉、珊瑚、瑠璃,咸为国之宝。”^[15]“琉璃”比“瑠璃”要晚出一二百年,时间约在东汉至三国。如《孝经纬·援神契》(系东汉人伪托《孝经》之作)^[16]、《海内十洲记》(原题西汉东方朔撰,据考证为六朝人伪托^[3]、《汉武故事》(原题班固撰,实为六朝时人之伪作)^[16]、《博雅》(即《广雅》,三国魏张揖撰))^[17]等书均有此词。自“琉璃”出世后,它与“瑠璃”并行而不悖,直到清朝,这位后生(琉璃)便把兄长(瑠璃)挤下了历史舞台,其具体时间大约是清中叶以后,因为清初的纳兰性德还有“瑠璃一万片,映微桑乾河”^[18]之句。至于“流璃”和“楼黎”,只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下载有其名。此外,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里还有“琉瑠”(或作“瑠琉”)之名：“社公引佐吏命前坐,……令作乐,器悉如琉瑠。”^[18]4.吠瑠璃(/琉璃/)毗瑠璃(/琉璃)词源同1.,省去了尾音节－ya,“吠瑠璃”和“毗瑠璃”均见玄应(唐释)的《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玄应音义》)：“瑠璃,吠瑠璃也,亦云毗瑠璃,又言鞞头黎,……”^[11]。具余的均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5.毗头黎(/利)/鞞头梨/头利它们都是Vaidūrya(梵雅)的省音译(省去尾音－a)。“鞞头梨”引自《玄应音义》(引文见4.),“毗头黎”与“头利”均见《语言与文化》(P.23),“毗头利”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6.吠努离耶/吠(/别)瑠(/琉)璃耶/鞞稠梨夜/拏璃耶这些都是全译名,除“鞞稠梨夜”与Vaidūrya音近外,其余都是Velūriya的对音。“吠努离耶”见《梵语杂名》：“瑠璃,吠努离耶。”^[11]“吠瑠璃耶”见《慧苑音义》：“瑠璃梵言,具云吠瑠璃耶。”^[11]“鞞稠梨夜”见《佛学大辞典》“吠瑠璃”条,“吠琉璃耶”,“别瑠璃耶”和“拏璃耶”均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7.玻璃(/琍/瓈//梨)/波梨高名恺说它们源于梵雅sphātika或波斯文phātika^[19],丁福保只说源于Sphātika,^[20]可是它们都与译名对不上音,笔者认为季羡林说的源于梵俗phāliha或巴利文phālika比较合拍^[10](只省略了尾音节－ha或－ka)。按“玻璃”之名在《太平广记》(卷81)引的《梁四公记》里有记载：“扶南(古国名,在今越南南部)大舶从西竺国来,卖碧玻璃镜,……”^[21](不过《康熙字典》“玻”下引的《梁四公记》的这段话,“玻璃”写作“颇黎”)。“玻瓈”语出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玻瓈,玉也”。^[22]“玻”一词最早见于三国魏康僧铠译的《无量寿经》,为该书称的“七宝”之一：“金、银、瑠璃、玻、珊瑚、玛瑙、砗磲”^[23]。“玻琍”和“波梨”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尚未找到其它出处。8.颇黎(/梨/瓈)各家对其词源的说法与7.同,但笔者从季氏之说,即为phāliha或phalika之省音译。“颇黎”始见于六朝人假托的《十洲记》：“昆仑山上有红碧颇黎宫,名七宝堂是也。”^[16]“颇梨”见《魏书·西域传·波斯》：“(波斯)土地平正,出金、银、瑜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黎……^[21]。再者,《玄应音义》说“颇黎”是“讹略”的译名(原文见11.),他显然认为它的原文词是梵雅sphātika才作此武断的,殊不知佛家术语,如前所说,词源除来自梵雅外,还有梵俗、波斯文和巴利文等。“颇黎”一词若依梵俗phāliha或巴利文phālika的发音,只能说是“略”而不“讹”。“颇瓈”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9.颇迦其词源应是波斯文phātika或巴利文phālika之省音译(省去了中间音节－ti－或－1i－)。“迦”古读作ka。出处同8.的“颇瓈”。10.颇胝“胝”,《玄应音义》谓“竹尸切”,即发zhi音。据此,其词源应是phātika(波斯文)的省音译(省去尾音节－ka)。此名见《玄应音义》：“颇黎,……西国宝也,梵言塞颇胝迦,又言颇胝,此云水玉,或云白珠。”^[11]稍后的《慧琳音义》又进一步解释说：“颇胝迦,古译或云颇黎,或云颇胝,皆讹转也。正梵音云飒破迦。”^[11]根据慧琳的说法,其词源应是“正梵音”(即梵雅)sphātika。然而照波斯文phātika拼起来,更接近译名的发音,它既不“转”,更不“讹”,只是省去了尾音节－ka而已。可见慧和尚也患了与他师兄玄应师父同样的毛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不知波斯文、巴利文等也是词源)。11.颇胝(/眡/置/眩)迦/婆致迦/破迦它们都是波斯文phātika的全音译。关于“颇胝迦”,《玄应音义》是这样解释的：“颇胝迦……亦言娑波致迦,西国宝也。旧云颇黎者,讹略也”^[11]。“颇眩迦”见宋人王巩的《随手杂录》：“钱王有外国所献颇眩迦宝,其方尺余,其状如水晶……”^[20]。“颇胝迦”见《汉语大辞典》“颇胝迦”条,“颇置迦”录自出《佛学大辞典》“玻璃”条。12.颇梨色：《慧苑音义》载有此词：颇梨色,正云坡致迦,其状少似此方水精,然亦有赤有白等也”。^[11]根据慧苑说的“颇梨色,正云‘坡致迦’”,其原文当是梵雅sphātika的“讹略”加“讹转”了,但我们认为巴利文phālika或梵俗phāliha更接近译名,只是末尾的“色”没有脚落,也许是受了西域语的感染而发生音变吧。13.颇胝尸此名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但不知出自何书？关于它的词源,高氏只笼统说是sphātika或phātika,但后者更接近译名,只是“尸”与“－ka”对不上口,可能也是受了西域语的感染。14.坡(/娑波/塞颇)致迦/塞颇(/玻)胝迦/飒破置迦/萨颇置迦这些都是全音译,一看就知道词源是sphātika(梵雅)。“坡致迦”出处见[12],“塞玻胝迦”见《大唐西域记》(P.41注三),“塞颇胝迦”和“娑波致迦”的出处分别见[10]和[11],“飒破迦”见[10],“萨颇置迦”语出《梵语杂名》：“颇黎,萨颇迦”^[11],“塞颇致迦”见《佛学大辞典》“玻璃”条。以上都是音译名,还有意译名,如“千岁冰”^[25](原作“千岁水”,宋人唐微慎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政和本)改“水”为“冰”)：“水玉”^[10]、“白珠”(见[10]、“冰玉”(见[3])、“宝石”^[1]等等;此外,还有音译加意译名,如“琉璃珠”(语出《博雅》)^[17]、“瑠璃珠”^[17]“颇梨珠”(见后秦鸠摩罗什译的《智度论》：“譬如过千年冰化为颇梨珠。”)^[24]等等。玻璃的译名已挖出的就有这些,至于有没有非译名？有的话,叫什么？我国什么时候有了玻璃？外国的玻璃又是什么时候传入的？等等、等等一连串的“？”,读者一定也想得到回答,但这些已非本人所能涌括,笔者拟另撰文探讨之。     

中国人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历史与现状

编者按 关于我国人名外译,有关部门曾作出过规定,即外译时使用汉语拼音,按汉字读音拼写。这是一个已明确、统一的问题。但在长期的执行过程中,由于宣传贯彻不够,缺乏严格的有力措施,同时对原规定执行中一些问题未能及时研究解决,致使在拼写方式上出现一些混乱现象。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对外交往越来越广泛,人名外译问题愈显突出。在西方国家人名拼写习惯的影响和冲击下,我国人名外译的混乱现象越发严重。对于这种混乱情况,社会各界及新闻媒体时有反映,甚至一批批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多次提出过不少提案,要求解决这一问题。国家语委有关领导对此也很重视。本刊认为,当今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知识化。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经济的发展将逐步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故此,我国人名外译的规范化将变得十分迫切。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势在必行。为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本刊特辟专栏,邀请我国有关部门的专家进行书面讨论,在此基础上再请国家语委等有关部门共同组织研讨。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努力和支持下,我国一定能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规定。1.姓名是人类最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之一。姓名是每个人的代号,是一个个专有名词。一个民族的人名,对另一个民族来说,是一种外来语。1.1 民族间的交往,特别是当文字体系彼此不同时,必然存在姓名的转写问题。世界的文字体系,从外来词拼写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①拉丁系(如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②斯拉夫系(如俄文、保加利亚文);③希腊系;④希伯来系;⑤阿拉伯系;⑥印度系;⑦汉字系(包括汉文、日文、朝鲜文、越南文)。中国人的姓名转换成别的文字系统,在历史上以转写成拉丁字母(罗马字母)形式最有影响。在当今信息化社会里,在国际标准强调“单一罗马化”的情况下,姓名的罗马化规范转写就尤其显得重要。1.2 不同民族的姓名系统虽然五花八门,各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特点。但总的看来,一般都有姓和名两部分(只有名而无姓的仅仅是极少数)。主要的不同有两点：①有的民族在姓和名的前后还有某一种或几种附加成分,诸如：父姓、母姓、祖父名、父名、中名、冠称、尊称、氏、字、绰号、别号等等。②姓和名的次序有别。有的姓在前,名在后;有的姓在后,而名在前。姓在前名在后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亚洲,如：中国、朝鲜、日本、越南,还有欧洲的匈牙利。姓在后名在前的民族主要分布在欧美各国,如：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瑞典、阿尔巴尼亚、希腊、罗马尼亚、前苏联、保加利亚、前南斯拉夫、波兰、捷克,还有亚洲的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伊朗、土耳其。1.3 由于不同民族的人名在构成上各具特点,所以很多国家对涉及外国人出入境文件和公证等各种书面材料,特别注重姓名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如英语国家提供的书面材料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相关的栏目：Name或Your Name(姓名),Name in Full(姓名全称),Chinese Characters (中文姓名),STC Numbers For Chinese Names(中文姓名标准电码),Other Names (Insert Maiden,Professional,Religious,Stage,Samed Aliases)(其他名字,如婚前名、职业名、教名、艺名和别名),Main Name as Used in Your Publications (for Alphabetical Identification)(出版物上的署名,便于按字母顺序识别),Family Name(姓),First Name(洗礼名),Surname(别名、绰号),Given Names(教名),Middle Name(中名)。1.4 拿现代中国人的姓名跟世界上别的一些民族比较,并不是很复杂的,其构成的规律性是很强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处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材料作了抽样统计,中国汉族人名,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①单姓+单名,如：张华;②单姓+双名,如：张少华;③双姓+单名,如：欧阳军;④双姓+双名,如：欧阳颜如。极少数的是：⑤单姓+仨名,主要有两种情形：a.父(母)姓+(父)母姓+名。如：陈王佳平。b.婆家姓+娘家姓+名(多为老年妇女)。如：陈张秋菊(第⑤种情况不属于复姓)。2.既然为适应拉丁文字系统书面语转写中国人的姓名,采用拉丁字母(罗马字母)自然是无须质疑的了,但采取怎样的方案,却经过了一番历史的周折。中国人名转写为罗马字母,也就是用罗马字母比照汉语语音,大约始于明末,但鸦片战争之后才真正兴起。当时海禁大开,中西交往日益频繁,税关、邮政、公牍、报章,涉及中国人名、地名,必须译成西文。不过拼写方法很不一致。其中最为流行的是所谓威妥玛式和邮政式。2.1 威妥玛(1818～1895),英国外交官,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先后任秘书、公使,于1867年出版一部京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书中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方式,称为“威妥玛式”,原作为某些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学习汉文的注音工具,后来随着英文的广泛传播而流传开来,成为在英文中音译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的一种主要拼法。后来,英国另一个驻华外交人员翟理斯(1845～1935)又作了部分修正,所以也称“威妥玛—翟理斯式”。这个方案在中国大陆一直沿用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甚至更晚些时候。“威妥玛式”就其流通范围来说,影响是相当大的,但在语言学的技术性上还是相当不完备的。比如,不同的声母采取同一种符号,用许多附加符号区别发音,而排版印刷时常常有意或无意地省略符号,大量音节产生混乱,如,“周”“丑”不分,“邓”“藤”不分。2.2 邮政式拼音是1906年清朝“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制定的。它是主要用于拼写中国地名的一种拼音方案,基本上以翟理斯编纂的《华英字典》中的拉丁字母拼音为依据。邮政式跟威妥玛式有一些差别,如：取消威妥玛式中的送气符号“‘”,改换了几个声母。3.长期以来,由于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案,中国人姓名的罗马字母拼写十分混乱。直到《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才有了获得最后解决的希望。3.1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所作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指出,汉语拼音方案“可以在对外的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可以用来编索引”。3.2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批准汉语拼音方案。3.3 1973年12月6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使用汉语拼音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统一规范问题座谈会。外交部、国家测绘总局、总参谋部测绘局、民族事务委员会、新华社、邮电部、广播事业局、外文出版局、出版事业管理局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一致同意尽快使用汉语拼音拼写我国的人名、地名,消除长期存在的混乱现象。3.4 197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3.5 1976年9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修订)》。3.6 1978年9月26日国务院批转文改会、外交部、测绘总局、地名委员会《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国发[1978]192号)。文件指出：改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是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消除我国人名地名在罗马字母拼写法方面长期存在混乱现象的重要措施。文件规定,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人名地名,适用于罗马字母书写的各种语文,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世界语等。3.7 1978年12月1日中国外交部通知各国驻华外交代表机关：“从1979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文件译文将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规范。”3.8 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发布《关于采用“汉语拼音”的通知》指出,“从1979年6月15日起,联合国秘书处采用‘汉语拼音’的新拼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3.9 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表由该组织成员国投票表决决定的国际标准ISO7098《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规定拼写汉语以汉语拼音为国际标准。3.10 1984年10月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公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其中若干条目涉及汉语人名罗马化拼写法。3.11 1988年8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修订稿)》。4.《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1976年修订)的条文简单明了。5.国务院1978年发布192号文件以来,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人名已经在国内外通行,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因为原先国际上通行威妥玛式拼写法,如果新的拼写法没有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外事中就会出现护照拒签的情况,也会影响到涉外电报、票据甚至外交文件的法律效力问题。所以说,国际社会采纳中国人名罗马字母拼写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这些年来,这个拼写法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也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这主要是：①由于宣传和学习的不够,国内外不少的人对它还不很熟悉,因此出现一些不规范的现象。比如在举世瞩目的亚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姓名的拼写就出现一些失误,如：DENG YAPING(邓亚萍)和Chen Cuiting(陈翠婷)两人的名字出现在一起,而大小写的规则不一致;YANG,WEN YI(杨文意)在姓的后边加了逗号,双名分写;SHEN,J.Q.(沈坚强)和G.R.XU(许国荣)两人名字的缩写都有问题。②在华人社会(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港澳)人名的拼写法尚不统一。③欧美人按照他们的习惯往往把汉语拼音拼写的中国人名的姓和名颠倒过来,由此产生一些麻烦。这些情况都不是汉语拼音本身的问题,但又需要我们去正视。特别是第③种情形。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此陆续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其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七届政协委员、河北省科学院院长邹仁鋆教授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中国人名汉语拼音表示法国际化的建议》的专题发言,建议：在尽量不大幅度变动国发[1978] 192号文件规定的前提下,既保持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的传统习惯,又不致被国外认错,姓的汉语拼音字母全部改为大写,如LI Xiannian(李先念),QIAN Xuesen(钱学森)。国家语委对该提案非常重视,专门召集外交部、公安部、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北京周报的专家和邹仁鋆先生本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座谈,但最后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不过,国家语委目前正着手进一步调查研究,准备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基础上,拟订人名拼写的专用规则,设法解决出版物著录中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人名所出现的实际问题。6.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姓名特征。一个民族在涉及别的民族人名时,应去了解那个民族人名的组织特点,以便在本民族书面语言中正确地表现那个民族的人名。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个“名从主人”的问题。按道理说,你对别的民族人名产生误解,不在于那个民族的人名如何,也不能为符合你的习惯作什么改造。比如,欧美人对中国人名“姓在前名在后”还不习惯,造成一些误会,这不是我们的拼写方式上的问题。当然,既然存在问题,就不能回避。目前虽然国家对人名的拼写已经公布了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但技术性问题可以在学术的范围内进行讨论,甚至可以经过法定程序作一些必要的补充修订。 *原文详见本刊34页相关资料。     

论术语学理论与翻译的一些相关问题

一、术语学与翻译术语学与翻译这两个学科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一)术语学和翻译的区别翻译和术语学是在两个不同的语言和认知层面上运作,也就是说,两者的研究重点是侧重于语言研究的不同的领域。翻译大体上可以说成是应用语言学^①的活动,它关注译入和译出文本(text)的应用;而术语学则是一个跨越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两个领域的学科,它同样关注译入或者译出文本的应用,但是文本只是诸多应用领域中的一个,是作为术语学的系列材料中的一个重要来源。由此,译员与术语工作者的工作方式也有所区别,译员是与语言的使用打交道,而术语工作者则是与语言作为一个概念系统打交道。具体的区别如下：1.术语学研究术语与解释术语的行为表现,解释词与术语形成之间的差异,特别是要定义新词的范围。术语、词与专有名词共同构成词汇项目^②的总类,成为术语学的研究范围。术语学的研究涉及知识领域,文本语料库的构建,概念在认知单位中的抽象,定义和作为术语的语言表现形式等。而翻译的研究则侧重如何以最简单的形式进行言语表达,即在一个认知单位中进行语言表征(representation)。翻译人员从语言项目转向关注概念是为了能够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一个相对应的语言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翻译人中具备术语学的知识是为了便于在两种或者更多种语言中找到能够对等于相同概念的术语。简言之,翻译人员是与言语实例,即应用中的语言打交道,他们关心语言的使用;而术语工作者也会与言语的使用实例打交道,但是从原则上来讲,则是注重记录语言事实,即把语言视为是一个抽象系统,关注作为一个概念系统的语言。2.术语学的应用是一个相对静态的过程,术语学的编辑组成过程主要是对术语单位进行分辨、分离和描写;而翻译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涉及对一种语言文本的把握与运用,并且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3.翻译的表述过程时常是在适当得体的文本篇章和情景中,将一种文化的意义单位与另一种文化的意义单位对等一致(equivalence)。译员往往试图在特定的文本和情景中尽可能多的找到意义单位的对应一致,因此,译员是与语境中的概念和术语打交道。而术语工作者则是从语境中分离术语,然后再适当地把这些术语归入到概念的抽象系统之中,他们对某一位作家在某一种特定的关系中引入的临时组合或者出现的随意的固定搭配没有兴趣。术语学中的对应一致或者等值一般是在术语与概念之间进行,而不是在文本单位和意义单位之间进行。由此可见,两者的差异主要反映在术语工作者和译员在工作方式、任务和角色上的分工不同。(二)术语学与翻译的联系术语学与翻译的关系十分密切。若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术语学可以直接在以下方面应用在翻译领域,例如：在特定的专业领域中术语的结构安排,术语的产生和术语的标准化,在自动化的系统中术语的表现形式等。翻译人员学习术语学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翻译人员应该了解术语学的理论及其应用方面的知识是由其工作属性所决定的,因为译员在翻译过程中碰到多种可供选择的表达形式时免不了要对正确的选项作出抉择,特别是译员在翻译新的术语,在对词的概念进行释义时,就需要像术语工作者那样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需要求助术语工作者的技术方法,例如了解变异(variants)现象的产生或者是创造出等值术语的方法。除去那些一个概念仅有一个定义的情形之外,翻译人员基本上都是与语言的变化形式打交道。因此,译员需要从事研究和积累经验,以期建立在哪一种情景中一种变化形式可以被人们接受认可,而在其他的情景中其变化形式则不可以被人们接受。译员要懂得区分在某一个特定学科中有特定所指的术语和在广泛的主题领域中发挥泛指作用的词语的不同,也就是语言的一般所指和确定所指的关系,特别是分支(次)语言(sublanguage)或者是专业语言中词汇的表现形态^[2],因而,分支语言是翻译与术语理论之间的桥梁。译员在设立新的名词术语时,具备术语学理论中关于术语、概念和定义方面的知识,懂得区分主要术语、次要术语及临时命名的术语,对于他们的翻译大有裨益。例如：英语术语“matrix”一词,在地质学中,它有两个意思,我们分别翻译成为(1)“脉石,填质,母岩(即含有结晶体矿物质或宝石的岩石)”(2)痕印(岩石中化石等的材料);在数学中,翻译成为“阵,矩阵,真值表,母式”;在印刷中,译为“字模与纸型”;在生理学中,译为“基质与母质”;在电子学中,译为“矩阵电路”等。又比如：一个很平常的英语词“dressing”(穿衣,化妆,装饰),在专业领域里,则要视其语境,分别译为(矿)选矿;(医)包扎,敷料;(农)肥料,追肥;(园艺)修剪;(纺织)整理,梳棉,上浆;(军)整队;(饮食)调味品,填馅等。术语学的知识告诉译者,在翻译技术术语的时候,主要术语与次要术语的形成会受到词义变异现象增多或者扩散的影响,会受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并行行业的发展和针对科技术语和产品的细分化以及大众说法的需要。因此,“matrix”一词在地质学中的发展,就可以细分出两层的意义;至于“dressing”一词,除去它的广义概念之外,术语的狭义概念和次要术语的形成会受到主要术语指导的影响而变化,这说明已存在的术语起着一种先行词或者参照物的作用,懂得术语学的理论对翻译术语极有帮助。(三)把术语学课程纳入翻译教学体系中鉴于术语学在跨学科交际和对于系统解决翻译中遇到的语言问题的重要性,国外在翻译教学体系中一般都会涵盖术语学的内容,不少培训译员的机构还单独开设了术语学的课程。针对学员的实际情况,翻译教师对术语学课程进行设计,设计一些题目大纲和若干个领域,既包括理论课时,也包括实践和研讨课时,课程一般包括术语学的基本理论,术语的标准化和术语的应用等^[3]。而在我国,翻译教学体系中则几乎不涉及术语学的课程内容,即使有,也是把术语学列入到词汇学或者是工具书的使用里面。忽略术语学的教学会导致学生在翻译时轻视术语的概念转换和概念定位的问题,不能认识术语、概念、用法与其知识领域的关系。由于不少学员不清楚词典中对词的定义和术语学中对词的定义的差异^①,所以他们普遍是在词典类的工具书中查找术语的定义。术语与词不同在于：术语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指称形式,即能够指代离散的概念体,特征特性,活动或者关系,能够构成某一个特定主题领域的知识范畴,或者说,术语要服务于与之相关联的知识体系。译员通过学习术语会更加精确、有意识地应用语言。笔者认为术语学这门课程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引言。介绍术语学理论。主要包括翻译和术语学;概念、定义和术语;术语在词汇学、专门语言或次语言以及语篇理论环境中的情况。2.术语的标准化。内容包括术语的规则化,统一化和标准化进程。标准化的动因、方法、益处及其局限;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加深对事物和语言标准化概念的了解。3.术语库系统。包括术语库特征,术语库设计,资料的整理;工具书(包括字典)描述和使用,特别是术语表的使用和制作;国内外已建立的术语库;文本,文件使用及其方法。4.术语学的应用。主要讲述解决术语问题的方法;内容包括在特定的专业领域构建术语;术语的设立,创立术语的技术支持和手段;对次要术语形成的态度;词语和术语名称的构成,新术语的范围。5.术语的翻译方法。术语的借用,借译,释义,改编;术语的音译,直译和意译;中文术语和新词语的英译。6.实践或者研讨性的课,注重学员实践能力的提高。若单独开设术语学的课程,以20个学时为宜,也可以纳入到翻译课程或者词汇学中。课程结束时,可以让学员撰写一篇术语学方面的文章,例如：新术语的识别及其构成的研究;术语表的制作或者是词典研究的文章。二、术语翻译混乱的实例本文的例子主要取自报刊杂志中关于一些专业术语的译名,有些涉及科技术语的翻译,笔者粗略地把术语翻译方面的混乱分为五类：旧词新译：application应用,应用程序,应用软件;machine translation机器翻译,电脑翻译;stratosphere同温层,平流层^②等等。译制新词：有些崭新的说法,中文原本没有,于是不得不译制新词,例如：clone 克隆,无性繁殖;anthrax 炭疽病,炭疽菌,炭疽热;ISDN(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 综合服务数字网,一线通等。借自其他学科：interface 接口,接面、界面;operator 算子,操作成分,操作词,逻辑操作符;access 存取,获取;prototype 样机,原型;argument 主目,论元,自变项;新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译名：ergonomics 工效学,人类工程学;hologram 全息摄影,全息图;system-integration 系统集成,将不同制造商的硬件和软件集成一个计算机系统;logistics 后勤管理,物流学;genome 染色体组,基因组(一组完整、正常的染色体中包含的全部基因,人有46组染色体)等。一些常用术语的译名：text 篇章、语篇、文本、原文、上下文、话语;e-mail 电子邮件,电子邮递,伊妹儿;Internet 互联网,因特网,网际网络;channel 渠道、管道、途径;equivalence 对等,等值,等效。出现上述混乱现象很复杂,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一是不同的译者对术语(包括对术语的定义、概念)的理解不一样。二是不同的学派或者学科对于同一术语赋予的含义及概念的定位不同。三是不同的译者在翻译同一术语时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和原则。四是术语的管理没有达到标准化。三、术语翻译的原则精确：指一个术语的译名比起另外一个术语的译名在所指关系上更加明确,清晰透明,符合原义。译名不产生歧义,没有模棱两可的情况出现。术语与概念之间建立了一种清晰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简洁：指在几个可选的术语译名之中,选择简短明了的那个术语的译名,而且易写易记。简洁还意味着尽可能不引发同音同形的异义词或者是模棱两可的情况。得体：指一个术语的译名比起另外一个术语的译名在应用范围上更加广泛适宜,受到大众的欢迎。笔者认为：译员在翻译术语的过程中还应该遵循词汇等值的原则。词汇等值是指两种语言词汇单位之间的对等情况。词汇等值分为四类：^①一对一等值(one-to-one equivalence),指译入语的一个特定的表达法能完全对等于译出语的一个特定的表述。例如：gene基因;chip芯片。一对多等值(one-to-many equivalence),指译入语中有不止一种形式的表述方法来对等于译出语的一个特定的表述。如：on-line联机,在线的,以及前面列举的译名混乱实例。一对一个部分的等值(one-to-part-of-one equivalence),指译入语中的一种表达法只能近似包括译出语中一个特定表达法所赋予的一个概念的一部分。例如：know-how,若翻译成“专门技术”只能部分地表达其概念,译为“专有技术”才能体现这一概念^[5],又如platform,英文的定义是：a generic term for different types of computer system(e.g.PC,Mac,workstation,etc.)指不同类型的计算机系统的概括术语,而汉语翻译为“平台”属于一对一个部分的等值,尽管可以被业内的人士所理解。注意类似“平台”和“基因组”这样的翻译是针对专业人员而言,因此重简洁;而对于非专业人员或者是在文中首次出现,可能会采用释义的方法,人们才能明白。一对零等值(one-to-none)或者是无效等值,指译入语中没有特定的方法来表述译出语中的一个特定的表述。金圣华^[6]在谈到“植物的翻译”时举的一个例子便是证明,mimosa在辞典中的翻译是“含羞草”,而实际上是一种树,一种叶带羽状,花呈黄球的灌木,mimosa没有适当的中译名。四、建议第一,全国性的术语译名的管理机构应加强术语标准化的管理工作,开展术语标准化的认定。术语标准化通常涉及在竞争可比的若干个术语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管理机构统筹负责术语译名的规则化、统一化和标准化的工作,研究术语标准化的动因、语用标准、标准化的方法,特别是现代化计算机技术手段在术语库中的应用。术语翻译标准化的好处在于能够加快交际过程,有助于专业人员开展富有成效的交际,信息接受者通过使用标准化的术语能够确认共同认定的知识,同时相应调整自己对专业术语的解读。第二,建立健全双语或者多语术语库(term banks)。众所周知,在专业性强的翻译里,译员寻求语际间的对等,特别是术语翻译的精确统一,是一项耗时费力的苦差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占据译者翻译总时间的一半以上。因此,术语库的建立能够提供统一可靠的依据,从而避免不同译者翻译术语不统一的现象。译者充分利用专业化词汇的检索手段,例如术语软件包的形式,无疑会加快翻译的过程,让译者享受标准化查阅所带来的高效率。第三,各个学科分别成立课题组,不断研究术语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且提出解决的对策,共同制定术语的语言标准。分专业定期公布专业术语表,在表中列出术语的相关信息,例如概念和定义的界定,可能的译名等。第四,如前文所述,将术语学理论和应用纳入到翻译教学和对译员的培训体系之中。注释: -------------------------------第26页① 对此有争议,因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翻译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文学、文化的派别等。本文以比较两者的不同为目的,故而突出翻译为应用语言学的说法。② 由于词汇项目既可以作为纯语言体研究,例如作为词形学和意义系统研究,也可以作为所指物体来研究,所以词汇学是以研究词汇项目为主,统称为是词语的研究。词语是随意泛指的统称概念,既可以指语言内部也可指外部的现实世界^[1]。术语则是有意指称在某个学科领域内的特定概念,术语的研究一般要与其所属的概念系统相关,在这个概念系统中,术语起着一种知识库的作用。由此,术语学构成了知识的子系统。术语理论研究包括从称之为概念的抽象认知单位到辨认确立起恰当的语言表达法或称之为术语,这是术语学与词汇学的区别。----------------------------------第28页① 词典中对词语的定义一般是依照语义学的原则,即从词到其意义的界定顺序,方法是用其他同义词语来解释词的定义。相反,术语是从专有名称概念界定的角度着手,即先分辨确定一个概念,然后予以定义,最后才决定命名。术语的定义是本着分析与综合的原则,它是以对概念在知识领域定位、命名的方式表现出来。简言之,术语的定义起着在语言系统和知识的概念之间建立一种清晰纽带的作用。② 详见杨枕旦^[4]Stratosphere,从“同温层”到“平流层”一文中关于“新旧并存”的实例。----------------------------------第29页① 见Target杂志1997年9-2第213面的描述。     

对外国数学家译名的几点意见

目前数学家的译名相当混乱,同一个人有时竟有十几种译名。例如非欧几何创建者之一的Bolyai,就有“玻约伊”(《人民日报》1960.1.27)、“鲍耶”(《辞海》、《英汉数学词汇》等)、“波尔耶”(《西洋近世算学小史》1931)、“博莱”、“波里亚”(《古今数学思想》)、“波里埃”(斯科特《数学史》)、“鲍里埃”(叶非莫夫《高等几何学》)、“鲍亦尔”(段育华等《算学辞典》)、“波里耶”(章克标《算学的故事》)、“波约”(斯特洛伊克《数学简史》)、“柏利亚”(台湾《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等译名。Fourier,de Moivre的译名也都有十种以上。由于译名不同,常常引起误会。有一本公开出版的书(1980.11)介绍“对数的产生”,说一个苏格兰人“耐普尔……得出对数的概念”,又说造出第一张对数表归功于“章·涅别尔”,而后者是芬兰人。作者显然将同一个John Napier的两种译名当作两个人了。这种情况在出版物中并不罕见,译名混乱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一斑。在出版物日益增多的今天,为了便利读者、作者、编者,统一译名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了。为了统一译名,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发起,1984年8月6日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参加的有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大百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高教出版社以及大百科数学卷数学史编写组等有关同志。初步审定了在大百科数学卷列有专条的180多个数学家的译名。会后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了意见,经过修订,基本上确定了下来。以后又将人数扩充到1174,准备再扩充到两千。在讨论过程中,我们拟定了几条原则,作为确定译名的依据。以后在实践中又加以修改和补充。下面分别列出,以供进一步讨论的参考。(一)约定俗成。久已通行的译名,即使发音欠准或用字不佳,也不再改,否则会产生更多的分歧。如笛卡儿、丢番图、欧几里得、欧拉等都是。如果原有的译名不止一个,可考虑沿用大家已熟悉的字眼。例如de Moivre,译名有“代莫伏”、“隶模弗”、“棣美佛”、“棣美弗”、“棣梅弗”、“棣莫佛”、“棣莫弗”、“德·莫弗”、“莫瓦夫尔”等多种,第一个字有译成“棣”的习惯。又按Webster’s New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以下简称WNBD)的注音d'mwa：v(原书使用一种独特的音标,现改为通用的国际音标,下同)译为“德莫瓦弗”较好,现兼顾习惯译为“棣莫弗”。有的译名虽由来已久,但流行面不广,又确实不好,要改过来。如Clavius,旧译“丁先生”(利玛窦、徐光启1607译《几何原本》时用此)。如不说明缘由,会令人大惑不解。原来Clavius在拉丁文中是钉子的意思,故谐音译成丁先生。现改“克拉维乌斯”。又Regiomontanus(WNBD注音、regimn'tanus)旧译“王·山若干”,现改音译为“雷格蒙塔努斯”。明、清之际,有大批西方传教士来中国,每人都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如汤若望(J.A.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Verbiest)等,现在只能沿用,不存在翻译问题。(二)尽量参照现有的译名。商务印书馆及新华出版社有一套英、俄、法、德、意、西、罗等语的《姓名译名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在没有颁布其他标准译名之前,宜尽量采用这套书的译名。不过仍然会遇到下列几个问题：(1)相当多的数学家没有收入这套书中。(2)有时与其他工具书(如英汉、法汉、德汉等词典)有矛盾。这时可根据别的原则来选取。(3)确实不好的要作适当的修改。例如Brillouin(法国人),《手册》译为“布里卢安”,按法语发音应译“布里尤安”。(三)查阅注音词典及《译音表》。《译音表》是中国地名委员会制定的《五十种外语汉字译音表》的简称。《手册》查不到的人名,可查阅有注音的词典(如WNBD)及《译音表》来译。如印度数学家Ramanujan,词典标明读音是ra：nudn(参照俄语译名РаМануджaн,日语译名ぅマヌジャこ),按《译音表》译为“拉马努金”。过去最后一个音节曾译“扬”,音不合。使用《译音表》所遇到的问题有：(1)有些文字不包括在这个表之中,如比利时的佛兰芒语(Flamand)。(2)希腊语古音与今音差别很大。现在所遇到的数学家多半是古代的,应按古音来译。罗念生先生制定一个《古希腊语、拉丁语译音表》(载《语文教学与研究》1982年3期)可参考。(四)名从主人。姓名的读音,一般应以本人所在国家的习惯为准。如H.B.Fine是美国人,英语发音fain,《手册》译为“法因”,而他所著的代数学在中国流行半个世纪以上,通称《范氏代数》,故译为“范因”较好。而O.Fine是法国人,法语发音为fin,宜译为“菲因”。这说明外文拼法相同,译名未必相同。使用这一原则遇到下列情况会发生困难：(1)不明国籍。外国人的国籍有时很难确定,许多书只标明某人的出生地而不是籍贯。这时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加以分析。如G. Cantor,父母是犹太人,父亲生于丹麦,他本人在彼得堡出生,而长期居住在德国。好在他已有习惯译法“康托尔”,国籍就不必考虑了。(2)使用多种文字的国家,有时难以判断怎样发音。如Bernoulli是瑞士家族,瑞士本身没有文字,而是使用德、法、意等文字。德语发音ber′nuli,法语发音bernu：ji,这个家族的后人建议按法语译(曾译为“贝尔努意”),但在我国不通行,现按德语译成“伯努利”。(3)还有一种情况是某人原籍某国,但长期在另一国(或已改国籍)或实际使用另一种文字。如Viète是法国人,法语发音vjt,《法汉词典》译为“维埃特”,应该是合理的。但另一种译法“韦达”出现在中学教科书中,为多数人所熟知。考虑到他的著作用的是拉丁文,署名也用拉丁拼法Vieta(发音vai'i：t)和“韦达”相近,所以保留了“韦达”的译名。(五)人名本身最好不要有意义,尤其是不能含贬义。本世纪初某音乐理论家所用译名大多有意义,如Beethoven(贝多芬)译为“白提火粉”,Mozart(莫扎特)译为“摩擦耳提”。又有人将7个乐音do、re、mi、fa、so、la、si译作“独览梅花扫落雪”,倒是很有诗意,但用在科学家译名上就未必可取。抗美援朝时有一个美军统帅M.B. Ridgeway,国外同中国有对立情绪的人译作“李奇伟”,而国内译作“李奇微”,后来又有人译作“李奇危”,伟、微、危一字之差褒、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不过科学家的译名还少见这样极端的例子。Fourier译为“福里哀”,曾流行一时,仔细推敲一下,福里还有哀就不很好,Vieta曾译“肥乙大”(见黄钟骏《畴人传四编》),也不甚雅。物理学家Joule译为“焦耳”,容易联想起烧焦了的耳朵。Jordan译为“约当”、“若当”均不佳,因易与上下文连起来产生误解。如“约当1850年……”可能以为不是人名。《法汉词典》译为“若尔当”就不致引起误解了。r是否要译出,没有必要千篇一律。Marx译“马克思”,Ford译“福特”,都省去r,前面的例子不可省就不省。(六)用字要浅显、易写、文雅,字数要适中。Pythagoras曾译“闭他卧剌”,剌常被误为刺,最好改用拉,现译“毕达哥拉斯”。Napier旧译“讷白尔”,讷字较生僻,“内皮尔”与发音′neipi相近,但内皮二字不雅,现照顾习惯译为“纳皮尔”。Weierstrass的第一个音节过去译为“魏”、“维”,与发音′vair,tras不合。均不及“外”字简单且更接近原音,今译为“外尔施特拉斯”。姓名无非是一个约定的符号,只要大家公认就行。因此字数不宜太多,一般超过六个字用起来就不方便。如Juan Caramuel y Lobkowitz,这是西班牙复姓,连接词y不译,用短划表示,应译为“卡拉木埃尔－洛布科维奇”,字数太多。现根据C.C. Gillispie,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简称DSB)行文中的简称译为“卡拉木埃尔”。阿拉伯人的姓名最长,11世纪生于巴格达的数学家al－Baghdādi,abū Mansūr ^cabd al－Qāhir ibn Tāhir ibn Muhammad ibn ^cAbdallah,al－Tamimi,al－shafi ^c i竟有七十多个字母。祖宗三代、儿子、籍贯全列了上去。在DSB中简称为al－Baghdādi,实际是他的籍贯,现按这简称译为“巴格达迪”(冠词al不译)。我国的习惯,姓名至少是两个字,单名叫起来也常加“阿”字,如阿福、阿桂等,还是两个字。照顾这个习惯,译名最好不要少于两个字。Young如按音译成“杨”即可,硬加一个“格”字,“杨格”读起来就较顺口。(七)照顾其他学科的习惯译法。如Thales,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为“泰勒斯”,Bohr按《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译为“玻尔”。如确实不能统一,也不要勉强。如有的姓前面带有von(表示贵族),实在不必译出,但在数学界Von Neum ann已惯译为“冯·诺依曼”,虽与别的学科不一致,也只好沿用。(八)在可能情况下,适当注意反映人物的性别或民族特征。如“柯瓦列夫斯卡娅”显然是俄国(或苏联)的女性,“婆什迦罗”(Bhāskara)是印度人。但太生僻的字不予保留,如“摩诃毗罗”(Mahāvira)改为“马哈维拉”。     

科技术语结合汉字汉语的一些问题

科技术语结合汉字汉语的一些问题里要考虑的主要原则是要重视科学性、国际性、民族性和通俗性,还要注意到约定俗成。这些原则的相互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有时有些甚至似对立的矛盾,不易解决,但它们的关系又是辩证的,应全面地看问题,给以较好的解决。如火车、汽车、轮船等名称的科学性都不够,几十年前就有人说火车应改名汽车,汽车应改名电车,现在有电气化火车,那火车也可以改名电车。但这些名称都是通俗的、约定俗成的,深入人心,不容易改了。如果首先要求科学性,恐怕暂时也不好改,要等待创造条件,将来合适时,适当地改。又如译音不准确的外国国名,如西班牙、葡萄牙的“牙”应译作“加”(或“咖”、“嘎”),是由于闽南人翻译的,他们把“加”说成“牙”;又“孟买”应译“邦(或崩)拜(Bombay)”,也因闽南人把普通话的声母m－读b－。又普通事物如“沙发”应译“索发”,因上海人把“沙”说成suo(so),就把sofa译成“沙发”了。又如冰激凌ice－cream,前边意译,后边音译;都成了习惯,不易改,改时要慎重。我们研究科技术语的制定结合汉字汉语的问题,要重视研究汉字汉语的规律,特别要注意研究它们的发展规律,认识它们发展的方向、趋势。国际性同民族性发生矛盾时也要从长远考虑、从汉字汉语发展的趋势看问题。比如说我们主要发展多音节的术语,但有条件的、少数情况下还可有些单音节的术语作为发展中的过渡阶段,汉字汉语的发展趋向和术语的整个趋势仍是多音节化的。再如不管音译意译,我们都可采用双轨制,即在译名后,加括号注出原名的拼音写法,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几十年前的数、理、化、地理、外国历史课本和有些文学书、许多科技和社会科学书,就常在汉字译名后注出原文拼法,这也有利于科学化和国际化。现在提四点个人体会。一、科技术语尽可能多音节化这是符合汉字汉语发展的趋向和科学化、国际化的。汉字汉语古代虽单音节化,但从古到今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多音节化,现在仍向多音节化发展。从历史上看来,语词越古越单音节化(例证详下)。1.这和一个音节的特点演变有关。秦代以前的古汉语一个音节的音头(声母)有许多塞辅音浊声母,还应有复辅音的声母,如“孔”音近窟窿,“瓠”音近葫芦,还有st－、sp－等音头,与印欧语的英、法、德语相似;音节尾(韵母尾)有－m、－p、－t、－k等,一个音节有许多种不同的结构,单音节词容易区别,所以语词可以单音节化。复辅音到汉代才逐渐消失。许多塞辅音浊声母和闭口韵(－m)及入声－p、－t、－k等仍存在于江浙闽广方音里。但宋元以来的普通话里这些特别的声韵母就消失了。所以现代普通话北京语音的音节结构简单得多。声母约21个,韵母连带i－、u－、ü－约35个。所以不同的音节才约400个,加声调区别也才约1200个,太少了;发展多音节词也是为了语音上区别的需要,到现在多音节词就大大发展了。2.社会发展,事物增多,语词需明确、准确、精确,多音词、即使主要是双(复)音词比单音节词强得多。3.特别是专用名词术语,越是多音词越精确,较科学。现看一些历史例证情况。3300年前商代甲骨文里主要是单音节词,真正双音节词很少。常用句如“王田(猎)向(地名,或‘盂、宫’等),往来无(亡)灾”,“王(或‘贞’)旬无咎(田),”“其牢兹用”,“侑(又)于父庚犬”,“其遘大风”,“兹御获鹿六”。其中一般都是单音词;“父庚”和“大风”是松散的词组,可不作双音词。《易经》里的《卦辞》和《爻辞》有些词语同甲骨文相同,也是商代的,文献里说是周文王所作,正是商末。如丰卦“虽旬无咎”,“既济”卦“高宗伐鬼方”,乾、需、师、比等卦辞里都有“无咎”,贲、剥等卦里有“无尤”,恒、萃里有“悔亡”,即“无悔”,咸卦等有“往来”,坤卦等有“王事”,其他有“吉”、“利”字的很多,都和甲骨文相合。商代是奴隶社会,畜牧业和农业较发达。不只马、牛、羊、鸡、犬、豕各有专字、单音词,就是对于不同的牲畜公母和不同牲畜的牢也各有专字,单字区别细微,说明畜牧业的单音词的丰富。如牡字写牛旁指公牛以外,还有写羊、豕、鹿等偏旁的,指公羊、公豕、公鹿;母牛写牝字以外,也还有写羊、豕、犬、马、虎等的,指母牛、母羊、母猪、母狗,母马、母老虎等等。牢字也是偏旁写牛之外,还有写羊、写马的,牛牢可能就是大牢,羊牢是小牢,马牢即装马的牢^[注1]。这种区别细微的单音词,很象《尔雅·释畜》里面颜色有细小差别的马的不同的单音词。如它说：四条小腿都白的马叫,前右脚白的马叫启,前左脚白的马叫踦(qī),后右脚白的马叫骧,后左脚白的马叫(zhù)等;这里所举这类例组,大约只占《释畜》的五分之一。《说文》第二篇上牛部里说两岁牛叫(èr),三岁牛叫(sān),四岁牛叫牭(sì)。《尔雅》的《释诂》等篇可能是周初写的,《释畜》可能是战国时写的;《说文》是东汉时写的;^[注2]不过可能保留了商、周时或更古的字、词。一个字即一个词,作为复杂、细微区别的概念的代表,是不容易的;这是我所看到的单字、单音词含义如此复杂细微区别的概念的最高峰。其产生的条件之一可能就是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文化的水平不高,但商代已经是成熟的奴隶社会,文化水平已相当高了。如甲骨文的文字成熟,内容丰富,青铜器制作精美,艺术高超,种类繁多,所以可能是商代以前,甚至是原始社会时保留、流传下来的单音词。狩猎的对象也是单音词,如鹿、象、虎、兕(sì)等。中国最古的百科词典周代的《尔雅》和中国最古的字典汉代的《说文》还保留着。甲骨文里饮酒、吃菜、饭和烹调的器具也是单音词,如鼎、鬲、俎、豆、簋(guǐ)、爵、角、觚(gū)、壶、卣(yǒu)等。农业作物等如禾、麦、黍、粟以及米、耒等也都是单音词。亲属称谓祖(且)、妣(匕)、父、母、妇、兄、子等,人名王亥、王恒、季、土、侯虎、小臣醜咸等,贞卜人名壳、喜、宾、永等,官名臣、尹、射、卫、工等,地名商、亳(bó)、洹(yuán或huán)、盂、召(shào)、雍等,天文历法日、月、星、云、风、雨、启(晴义)、山、水、干支(甲、乙、子、丑等)、旦、夕、昃、祀(年)等,常用的、主要的都是单音词。一部分两字相连的词组,结合不是紧密的,或不算双音词;如祖甲、父乙、母丙、小臣、多尹、东吏、西吏。地名单字前加东、西方位字或上、下等单字、或后加京、邑、阜、泉等单字的,国名单字后加方(邦)字,如土方、邛(qióng)方、鬼方、邢(井)方等,好象现在说美国、英国、法国等;结构松散、自由,当时可能不算双音词。甲骨文里有些特殊写法,不知是否把几个字算作一个多音词。即甲骨文刻写一般直行,但偶有亲属称谓连单名横着合写的,如即祖(且)甲(十),即祖乙;还有“几月”连写的,如即八月,即三月,是十二月(字形参考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总之,它们应不算是真正的多音词。西周开始以后,多(双)音词明显增多。如周初青铜器《大丰簋》铭文除松散自由结合的“大丰、四方、天室”外,有文王(和武王也合称“文武”),不(丕)显;周代中期《大克鼎》文有“穆穆、文祖、忽襄(冲让)、宁静、淑哲、恭保”等,这时复音词“天子”也出现;文献里《书经·大诰》有“多邦,御事、无疆、天命、小子、前人”等《诗经·大雅·文王》有“旧邦、有周、不显、陟(升)降、左右,翼翼、济济、穆穆”等有不少多(双)音词;西周中期《颂鼎》晚期《毛公鼎》,《虢季子白盘》、《诗经·小雅·鹿鸣》等更多。不过这时仍以单音词为主。西周时期虽复(双)音词渐多,但钟、鼎金文常有韵,还有古诗里双音词是多些,散文如《书经》里《大诰》、《酒诰》等则较少。^[注1]春秋以后,金文、韵文和《诗经》里双音词相当多。如《黄帝内经·素问》是中医医学书,文体近骈(pián)文,对偶句多,近韵文;有“天真、调神、真言、秘典、阴阳、离合、六节、五藏(脏)、生成、气象、精微、血气、脉络、肠胃、清浊”等诸多双音词。《诗经·周南·关雎》则双音词更多;如“关关、雎鸠、窈窕、(苗条)、淑女、君子、参差、左右、寤寐、辗转、反侧、琴瑟、钟鼓”,约占全诗一半。春秋时的散文里双音词就少得多。如《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鄢一段,约550字,除“郑武公、庄公、武姜、姜氏、共叔段、祭仲、颖考叔、廪延”等人名地名外,双音词只“滋蔓、蔓草、黄泉、小人、融融、泄泄”等10个左右。如《论语》里双音词更少。开头《学而》篇的一段,“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yùn),不亦君子乎？’”只“远方”和“君子”可算两个双音词。左丘明《国语》和《左传》、《论语》相似。^[注2]春秋战国间金文韵文较多,双音词也较多。^[注1]从略。战国里现举《楚辞·离骚》作例。《离骚》开头的两段只105字,双音词有“高阳、苗裔、皇考、伯庸、摄提、孟陬、庚寅、皇览、初度、嘉名、正则、灵均、内美、修能、江离、辟芷、秋兰、年岁、木兰、宿莽”,有40字,约占五分之二。^[注3]《战国策》是散文,和《左传》等近似,双音词少。^[注4]我国古代医学书是个丰富的宝藏,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引古书277种,主要是从战国到明代的书籍。^[注5]现看谷部目从胡麻以下73种中单字的单音词只19种,只约四分之一。许多从古以来就是单音词,如黍、粱、粟、酒已见于甲骨文,麦、豆[古用菽(尗)字]等都成为复音词。至于菜(瓜类)部、果部、木部等里单、复音词比例大致和谷部内的比例相近。里面许多单音词商周时甲骨文、金文等已有,如麻、饼、稻、粥、(糟)糠(康)、酱、韭、瓜、李、杏、桃、栗(枣、梨见周代等古书)。柏、桐、柳、桑等,特别是《说文》和古文献里保存秦代以前单字单音词更多。另外如盐碱(硷)等也是从古有之的。但也有个别单字或单音词是后来产生的,除去改名的不算,如“豆”原叫“菽”,“醋”原叫“醯(xi)”,“糖”本作“”,“糕”本作“餻”都见于西汉时代杨雄《方言》,本作“饧”,见西汉《急就章》;如粽,见于宋代初年的《说文新附》。总之,科技术语越到近代、现代在汉语里是复音词越多。^[注6]汉代到唐代初年和春秋战国间语文有近似处。即韵文、赋、骈文里双音词特多,散文里特少,特别中唐以后韩愈、柳宗元提倡所谓“古文”,学《书经》、《左传》、《史记》等,把四字六字的语词对偶都删去,双音词特少。现只举唐初王勃《腾王阁序》为例,如故郡、新府、三江、五湖、蛮荆、瓯越、物华、天宝、龙光、牛斗、人杰、地灵、星驰、台隍、夷页、宾主、(东南)、都督、(阎公)、雅望、棨戟、(宇文)、(新州)、懿范、襜帷、(十旬)、休暇、胜友、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词宗、紫电、清霜、(王将军)、武库、家君、(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这些双音词,只在一段148个字30句话里;差不多50多个双音词,占字数的三分之二,每句话将近有两个双音词。就因这篇是赋、骈文对偶的关系。^[注4]韩、柳提倡“古文”,“复古”,叫“文起八代之衰”,就是反对汉魏六朝的诗赋骈文,也反对掉双音词。韩、柳文章尽是单音词,学《书经》《左转》《史记》等,这种文件一直到清代末年,基本上到了“五四”运动前。但是另一条路线,不走“古文”,而走“白话”,那就是唐代、宋代的小说、“语录”等,因为是极接近口语,语言音节简化,所以双音词就多了。比如宋代刊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见刘复等编《宋元以来俗字谱》书前影印的一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翻印)的一页里,约150字,但有20几个字看不清,约有“行程、行者、当日、起行、法师、谨慎、已(以)来、白衣、秀才、正东、和尚、万福、西天、取经、合掌、贫僧、奉敕、东土、众生、佛教、生前、遭难、此迴(回)、如何、(得知)”约24或25个双音词,可能占三分之一左右。元代《水浒传》“武松打虎”一小段里^[注7],复音词有“那个、大虫、地下、和身、半空(里)、下来、冷汗、那时、扑来、背后、前爪、腰胯、起来、一边、半天里、起个、霹雳、山冈、铁棒、虎尾、倒竖、原来、只是、提不着、气性、先自、没了、一半、一声、翻身、回来、双手、抡起、哨棒、平生、气力、下来、听得、籁籁地、那树、劈脸、定睛、枯树、那条、两截、一半、手里”47个,另外还有10来个重复的。这一段约300来字,即复音词占三分之一还多些。明代《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第1页(见《俗字谱》开头影印)有“新刻、出像、音注、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上卷、金陵、书坊、富春堂、开场、西江(月)、一段、新奇、故事、羽省、驰名、腹中、正是、华筵、四座、惊动、五灵神、一本、传奇、诸人、君臣、夫妇、今日、般(搬)演、一回、般(搬)动、(沁园春)、昔日、仁贵、博览、古今、父母、柳氏、招赘、美满、和谐、不料、高(补)丽(国)、葛苏文、机谋、刺诗、辱骂、唐君、苦练、辽兵、(不听)、梦中、详论、举鼎、功勋、朝廷、黄榜、军(兵)卒、(张)仕贵、好心、毒意、忠良、埋藏、营中、察(查)探、原因、白袍(将)、刀鞭、(定)输赢”。几乎都是多(双)音词,约占80－90%。清代《红楼梦》第三回^[注8]有“黛玉、一一的、答应(着)、忽见、一个、丫鬟、老太太、那里、晚饭、王夫人、携了、黛玉、后房门、后廊、往西、角门、一条、南北、甬路、南边、倒座、小小、抱厦厅、北边、立着、一个、粉油、影壁、一个、半大门、小小、一所、房屋、王夫人、笑指、黛玉、这是、凤姐姐、屋子、回来、(往)这里、找(他)去、什么、东西、只管、就是(了)、这院、门上、几个、总角、小厮、垂手、侍立”。几乎句句都有几个多(双)音词,比《白袍记》还多,在文字里约占90%左右或以上。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刊的《儿女英雄传评话》第四回中一段复(双)音词带虚词尾及词组的有“女子、说道、这块、石头、(何)至于、闹的、这等、马仰(、)人翻、张三、手里、拿着、镢头、看了(、)一眼、接口、怎么、(这)家伙、这么、问(得)动、打谅、顽儿、女子、跟前、那块、端向(了)端相,……”每句中尽是复音词,比《红楼梦》还多,约90%以上^[注9]。这几乎是现代普通话的最后来源,极接近于口语。“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文,则是现代书面上的普通话了。如鲁迅在1925年写的《论“费厄泼赖(fair play)”应谈缓行》里的一段有复音词“听说、刚勇的、拳师、已经、倒地的、敌手、(实)足使、我们、楷模、以为、尚须、附加、敌手、斗士、之后、自愧(、)自悔、尚须、堂皇地、报复、当然、无不可……”^[注9]比“五四”以前所占分量更大。毛泽东同志《矛盾论》第一段说：“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3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又如他在1963年9月写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第一段：“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一百零五年的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8页。)《矛盾论》是哲学理论研究的文章,术语多,复(双、多)音词极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篇文章是政论的,复音词也不少。这都是现代的和当代的白话文的典范。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汉语里越古单音词越多,越到后来,到现在,复(双、多)音词越多。现在发展复音词,就符合汉语语词发展的趋势。虽然宇宙间事物发展不平衡,不能笔直,如解放前旧社会书报里古汉语化单音词“兹、闻、此、云、之、乎、者、也”还不少,所谓“公文”里“等、因、奉、此”成一套,而解放区书报则是白话化。现代汉语里多音词常占大多数。蔬菜水果里如萝卜、胡萝卜、白菜、菠菜、白薯、芋头、香蕉、苹果、橘子等,有些是外国出产而我国译音的,如葡萄,来源于古波斯语budaw,《史记》写作蒲陶,《汉书》写作蒲桃,后造专用字葡萄。萝卜、菠萝等也是音译。萝卜《尔雅·释草》作“芦萉”,中古语音转为“莱菔”,近代转为萝卜。清代郝懿行《尔雅义疏》、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都这样说(见《清经解》卷1270,318页中栏第7册《尔雅义疏·释草》,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又李时珍《本草纲目》第3册1615页菜部26卷“莱菔”条,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出版)。还有汉语单音词转变为复音词的,如先秦古书“瓠”转为“壶卢”,又写作葫芦。也见《本草纲目·菜部28卷》第3册1692页。这也好象先秦以来的“孔”,近代以后变为“窟窿”。这都象两个字给一个字拼音似的,不过上古时可能有复辅音,后世变为多音词。现代普通话里的多音词常常增加词尾虚词。名词多加“子”、“头”、“儿”等,如屋子、桌子、石头、砖头、末儿(粉末)、垫儿等;动词加“着”,如“走着”、“写着”,又加“上来”、“下去”等,如“走上来”,“走下去”等,形容词、副词加“的”、“地”等。个别词组把双音词压缩成了单音词,如“机器”在“录音机、电视机”压缩成“机”;“氧气”在“氧化铁”、“氧化铝”里压缩成“氧”,这有些象“体制改革”说“体改”,“瓦特”说“瓦”,免得名称太长,不方便;所以“电子计算机”有说“电算机”,也有说“计算机”的。这是在特定条件之下,主要是在词组之内。氧、氢、氮等在清代末年还意译作“养气、轻气、淡气”等,氧、氢、氮等是从意译里造出来的。二、以音译为主,意译附括号注原文拼音,逐渐过渡到音译。音译好处是较准确,科学性强,也是名从主人,国际性强;便于科学化、国际化。还有更大的好处是快速,能最大限度地吸收新的外来词汇,现在国际上每年新术语以几十万计。周有光同志在研讨会上《漫谈科技术语的民族化和国际化》的文章里,指出日本国现在快速吸收外来术语就是音译,不然按意义翻译赶不上。缺点就是暂时不懂,习惯了慢慢掌握。我国术语先音译后改意译的不少。清代末年说“德律风”telephone,后改“电话”,“五四”运动时讲democracy和science,后改民主与科学。学英语说“仆役boy”,后改“服务员”。打球、踢球说pass后说传递。现在莱塞laser译“激光”,盘尼西林译青霉素,维他命译维生素。这样容易理解。但权衡利弊,仍是音译较好。意译可暂时附注原文拼音,适当过渡到音译。音译中特别是许多人地名已很习惯,而且家喻户晓。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牛顿、瓦特、爱迪生、莫斯科、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等,好多人都熟悉会说。其实音译,三千年来不断有之。如西周青铜器《虢季子白盘》有“犹”、《诗经·大雅·六月》也有。春秋《左传·定公4年》等有“勾践、阖庐、夫概、夫差”等。《尔雅·释天》干支的甲说阏逢、乙说旃蒙、丙说柔兆……子说困敦、丑说赤奋若、寅说摄提格等等。郭沫若同志《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讲是从古代巴比伦星座译音而来^[注1]。《释地》有昭余祁、医无闾、珣玗琪、昆仑虚、邛邛岠(巨)虚等。西汉《史记·匈奴传》、《汉书》也有,匈奴即后来被汉武帝赶出中国,到中欧成立的匈牙利帝国。始祖名“淳维”,有马名“[jué tí]”、“[táo tú]”,王叫单[chán]于,太子叫冒顿,妻后叫阏氏[yán zhí],还有左右谷[lù]蠡王等等。又有《朝鲜传》。朝鲜国传在《后汉书》叫《高勾骊传》,后来叫高丽,都是音译名称。少数民族各种名称音译的很多,姓氏如拓跋、慕容、乞伏、秃发(髪)、赫连等等^[注10]。唐代,光佛经音译的就极多,如阿弥(无烦恼)、南无(nāmó敬礼)、波罗密(到彼岸)、涅盘(槃)(灭度)等。唐宋以后,海运大通,音译更多,不胜举例。^[注10]这些音译词,在汉语里一般是多(双)音词。实际上各国各民族的语言里都有外国外族语里的词。不只我们汉语里有外来词,外语里也有汉语的词(当然更不只国内少数民族语了)。如“茶”在英(包美国)、法、德、西、俄语里都有。英语、法语作tea,德语作tee,西班牙语作té,日语作tya,都是“茶”的古代汉语语音,俄语作Haй是近代汉语语音。其他如“丝”,英语作silk,是古代汉语语音,或再有变音。“纸”日语kami,沈兼士先生说是古汉语“简”的变音,也是义通换读^[注11]。三、选用通用汉字,不用生僻字和新造汉字。十年前国家标准局规定哩、呎、吋是不规范的,要使用英里、英尺、英寸等,这是正确的。国家现在各方面都要求规范化、标准化,对于汉字的字形要求标准,对字音、字数也都要求标准,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作法是正确的。汉字本身的规律和规范是一字一音,呎、吋等是一形两音,是不规范的,过去如“”读作图书馆三个音,是不规范的,到现在也没成为正式的文字。1985年后,我们讨论过化学元素字106至109号的可不造字,也是正确的。又如动物名称“鹂鹋”(emu)是澳洲一种象驼鸟的动物,是当地语言的名称。也可考虑改译,如“而苗”等。汉字本来有这两个字,古书用鸸于鸸,指燕子,见《庄子·山木》,鹋是另一种鸟名,见《玉篇》,都与今义不同。四、有些原造字或原用字的字形或读音复杂难记,难学难用,可以考虑修订。这类例子如氨、铵、胺分阴、平、上、去三种声调;氰、阳平,读“晴”,腈读“精”,不读“晴”。有些化学专家和教师记不住,更不用说学生。氨等三字可否都读阴平,它们在书面上字形已经有区别,说话时有上下文也可区别(过去实际上已如此了)。过去锡在《普通话异词审音表》规定读阴平,但后来硒也读阴平;不能区别,1985年后曾建议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把锡改读阳平,以便区别。但审音会对专名尚未多作审定。我个人考虑,如仿氨三字例,暂时不区别两字同音也可以。以上请读者指正！ [注1]甲骨文、金文参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重版。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全8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出版。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全3册,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拙作《殷虚书契前编》等释文,1941年等稿。[注2]关于十三经的参看《白文十三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十三经注疏》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清代阮元、王光谦《清经解·清经解续编》12册,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关于《说文》,参看清代陈昌治刻本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影印,《说文解字访林》全20册,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注3]参考清代蒋骥《山带阁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注4]暂参清代吴楚材等《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81年版。[注5]参看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版。[注6]参看《辞海》合订本,中华书局,1948年再版。又197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注7]见《水浒全传》,人民出版社,1973年重印本,273－274页,23回。[注8]见《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版,23页,末段。[注9]所引《儿女英雄传评话》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239－241页。又《论“费厄泼赖(fair play)”应该缓行》,见鲁迅《坟》,2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注10]《史记》、《汉书》等见《二十五史》全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1986年影印出版。[注11]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汉字义读法之一例》,中华书局,1985年版。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科技术语之间的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术语的数量与日俱增。在众多的科技术语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科技术语构成一个概念系统,它们之间,存在着“属—种关系”,有上位概念术语、下位概念术语等。从本体论的角度看,科技术语也可以构成一个概念系统,它们之间,存在着“整体—部分关系”,有整体概念术语、部分概念术语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根据术语语义的异同,存在着单义术语、多义术语、多源术语、同义术语、等价术语;根据术语语音的异同,存在着同音术语;根据术语字形的异同,存在着异形术语、缩略术语;根据术语与其它语言的关系,存在着借用术语;此外,术语还存在着地域分歧、译音、转写、科学单位等问题。这些问题,与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现代术语学应该认真地研究并切实地解决的。本文不打算从逻辑学和本体论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只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于与语言学有关的术语之间的某些关系,作一个初步的分析,供有志于研究这些问题的同志们参考。^^一、单义术语只代表一个概念的术语叫单义术语(monosemous term)。在某一语言中,如果一个术语只代表一个概念,而这一个概念反过来也只能用这一个术语来表示,那么,这种单义术语就叫做绝对单义术语(absolutely monosemous term)。例如,汉语的“北极星”是一个单义术语,因为它只能代表北极星这个概念。但它不是一个绝对单义术语,因为在汉语中,北极星这个概念还可以用术语“勾陈一”或“小熊α”来表示。又如,汉语的“处暑”是一个绝对单义术语,因为它只代表二十四节气中每年八月二十三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150度时开始的这个特定的节气,而这个特定的节气也只用“处暑”这个术语来表示。再如,汉语的“实数”也是一个绝对单义术语,因为它只代表某个数,这个数可以在固定基数数制里表示为一个有限的或无限的数,而具有这种性质的数也只用“实数”这个术语来表示。术语学要求术语具有单义性,因此,单义性就成为了术语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一个追求目标。然而,在实际上,即使是命名时已获得绝对单义性的术语,在其使用过程中也往往会得到一些附加的含义,而逐渐改变其单义性。所以,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就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二、多义术语如果一个术语可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而这些概念之间,又有某种语义上的联系,那么,这个术语就叫做多义术语(polysemous term)。多义术语可以出现于同一个概念系统之中,也可以出现于不同的概念系统之中,由多义术语所表示的若干个概念之间的联系,有时往往难于察觉,需要进行细心的观察和研究。概念属于内容方面,术语属于表达方面,因此,多义术语可图示如下：例如,英语的head可表示“头(动物的躯体)”和“柄(工具的一部分)”。法语的tête可表示作为动物躯体一部分的“头”和作为物体一部分的“头”(如螺钉的“头”或床的“头”)。俄语的голова可表示“人的头”和用具的“头部”。它们都是多义术语。有时多义术语可以表示许多概念。例如,英语的carrier这个术语至少就代表着如下十二个概念：1.载波;2.承载子,承载形;3.载体;4.载流子;5.载波频率,基频;6.运载工具,搬运车;7.航空母舰;8.载架;9.带基因者;10.带病体;11.鸡心夹头;12.带菌者。处于不同概念体系中的多义术语,可根据其概念体系或所属学科的不同来区分其意义的差异。例如,英语的bridge这个术语,在建筑学中表示“桥”,在音乐中表示弦乐器上“琴马”,在牙科学中表示“齿桥”。概念体系不同,多义术语的含义各不一样,还不至于造成科学交流的困难。但是,就是在同一学科的同一术语系统中,有时还会存在多义术语,这就会造成科学交流的困难。在术语规范化中,这种多义术语是要尽力避免的,为此,必须进行多义术语的分离。例如,在ISO－2382《数据处理词汇》中,“并行操作”(parallel operation)这个术语代表如下两个不同的概念：1.在给定的时间间隔内,执行两个或多个操作的一种处理方式;2.在同一瞬间出现两个或多个操作的一种处理方式。在同一个关于数据处理的概念系统中,出现这种多义术语是不容许的。因此,ISO－2382国际标准针对这种情况作了多义术语的分离工作,把表示第一个概念的操作叫做“共行操作”(concurrent operation),把表示第二个概念的操作叫做“同时操作”(simultaneous operation),而把“并行操作”这个术语,用于表达下述概念：“在单个设备中,共行地完成几个操作的一种操作方式;或者在两个或多个设备中,共行地或同时地完成几个操作的一种处理方式”。这样,便把“并行操作”这一个多义术语,分离为“共行操作”、“同时操作”、“并行操作”三个术语,使用时不会产生混淆。在术语工作中,多义术语的分离是十分重要的,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多义术语所表示的几个概念之间总是有一定联系的。如果这几个概念之间根本没有什么联系,那就不是多义术语,而是几个不同的同音术语了。例如,汉语中的“复数”这个术语,在语言学中是表示一个以上的数的语法范畴,当所指对象超过一个时,就用复数。但是,在数学中,汉语的“复数”却是表示由有序的一对实数组成的数,可书写成a＋bi的形式,其中,a和b是实数,i²=－1。在“复数”这个术语所表示的这两个概念之间,根本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复数”不是一个多义术语,而是两个含义各不相同的、没有联系的同音术语。多义术语与同音术语有时并不太容易区分。有些在一般人看来根本没有联系的概念,在专门研究词源学的专家看来,说不定还是有一定联系的。不过,在术语工作中,我们一般并没有必要追溯到词源,词源学上的根据,只能作为术语工作的参考,我们应该着重考虑术语的当前意义。^^三、多源术语在对两种语言中的术语进行翻译时,原语中的不同术语,可能会被译为同一个形式的术语,这样,译语中的这个术语,是来源于原语中的多个术语的,它具有多个来源,叫做多源术语(multiple－original term)。当把英语术语译成中文术语时,往往会在中文中产生多源术语。例如,“比例因子”这个中文术语,来源于两个英语术语scale factor和scaling factor,因此,它是一个多源术语。在数据处理这一专业领域内,其含义是“在取比例尺中被用做乘数的数。1/1000这个比例因子,可用于将数值856、432、－95和－182压缩在－1到＋1范围内”。又如,“逻辑移位”这个中文术语,来源于两个英语术语logical shift和logic shift,因此,它也是一个多源术语。在数据处理这一专业领域内,其含义是“对于一个计算机字的所有字符都同样对待的一种移位”。有时,一个中文术语可能会有两个以上的英文来源。例如,“操作码部分”这个中文术语,来源于三个英语术语：operation part,operator part和function part。在数据处理这一专业领域内,其含义是“指令的一部分,通常它只包含要执行的操作的显式说明”。多源术语可能会导致多义术语。例如,“数字的”这个中文术语,来源于三个英语术语：numeric,numerical和digital。前两个英语术语的含义是“指用数表示的数据或物理量的一种属性”,而后一个英语术语的含义则是“指数字或者用数字表示的数据或者物理量的一种属性”。这样,“数字的”这个中文的多源术语便成了多义术语。为了分离这个多义术语,有人建议把前两个英语术语译为“数值的”,只把后一个英语术语才译为“数字的”。多源术语还可能导致同音术语。尤其是当把不同学科的英语术语译成中文时,由于学科之间没有彼此协调,不同的英语术语在不同的学科中,可能会被译成同样形式的中文术语,而这两个英语术语在概念上并无联系,这样,就导致了同音术语。例如,“复数”这个中文术语,在语言学中来自英语术语plural,在数学中来自英语术语complex number,这两个英语术语在概念上没有丝毫的联系,因此,“复数”这个多源术语就变成了同音术语。在术语规范化工作中,为了避免多源术语导致同音术语,要提倡在不同学科的术语之间进行协调。^^四、同义术语在同一语言中,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术语表示同一个概念,那么,这些术语就叫做同义术语(synonymous term)。例如,“食盐”和“氯化钠”这两个术语,都是表示一个氯原子和一个钠原子构成的化合物,它们是同义术语。在一定的专业领域中,同义术语在不同的上下文环境都是可以彼此替换的。例如,在数据处理术语中,“作业流”(job stream)、“输入流”(input stream)和“运行流,(run stream)这三个术语,都是表示“提交给操作系统的待执行的作业或部分作业的表示序列”,它们在数据处理专业的文章中,是可以彼此替换的。有的同义术语有使用地区的差别。例如,英语中的“span”各“range”这两个数据处理术语,中文都可译为“变化范围”,它们的含义都是“一个量或函数可取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但是,range这个术语用于澳大利亚,而其它说英语的地区则用span。这是同义术语使用时的地域差异。同义术语过多,往往会导致术语使用的混乱,因此,在术语工作中,要认真研究同义术语,在表示同一概念的各个同义术语之间进行比较,选取最好的一个作为标准术语,其它同义术语,根据用户对它们的使用态度分别进行处理。例如,在ISO－2382《数据处理词汇》中,“双稳触发电路”(bistable trigger circuit)、“双稳电路”(bistable circuit)、“双稳触发器”(bistabletrigger)和“触发器”(flip－flop)等术语是同义术语,它们都表示具有两个稳态的触发电路,其中,flip－flop这个术语,在美国用作双稳电路,而在英国则用作单稳电路,为了避免混淆,ISO－2382国际标准规定“在任何意义上都强烈反对使用它”,而bistable trigger这个术语,在字面上并未强调“电路”,术语的字面含义不太明确,ISO－2382国际标准规定“反对使用”这个术语。导致同义术语产生的因素有以下几点：1.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而误造术语,对于这种术语,在术语规范工作中应予取缔。2.由于不同的学派、学科分支以及不同的厂家的标新立异,使得同一个概念用不同的术语来称谓它。3.由于标准化工作没有做好,对于新产生的同义术语未能及时处理。4.由于某些翻译人员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未经深思熟虑而随便生造术语。术语工作者应仔细地注意这些因素,尽量做到同样一个概念只用同样一个术语来表达,这对于科技交流是大有好处的。如果在一定的专业领域中,某些同义术语只能在一些上下文环境中彼此替换,而在另外一些上下文环境中不能彼此替换,则这样的同义术语叫做准同义术语。例如,在英语中,relation和relationship这两个术语,其含义都是表示“关系”,但前者多用于描述事件,而后者多用于描述状态,它们出现的上下文环境不尽相同,因而它们是准同义术语。又如,英语中的solenoid(螺线圈)和coil(线圈),法语中的baque(环)和anneau(圆圈),俄语中的АМОРТНВАТОР(减衰器)和ВУΦЕР(缓冲器)都是准同义术语。有时,由于术语的使用者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往往会把一些并非真正的同义术语误认为同义术语,这样的术语叫做假同义术语。例如,在英语中,有人常把elasticity与plasticity这两个术语误认为同义术语,其实,前者指“弹性”,后者指“塑性”,其物理含义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它们是假同义术语。在研究同义术语时,应该注意排除假同义术语,不要让它们扰乱了研究者的视线。^^五、等价术语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之间表示同一概念的术语叫等价术语(equivalent term),不同语言之间的等价术语,其内涵和外延都是完全重合的。同义术语仅用于描述同一语言内的术语,而等价术语则用于描述不同语言之间的术语。例如,汉语的“操作系统”及英语的“operational system”这两个术语,都是表示“控制计算机程序的软件,其功能包括作业调度、排错、输入输出控制、会计、编译、存储分配、数据管理以及有关的服务性操作”,它们是分布于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中表示同一概念的术语,因而它们是等价术语。又如,汉语的“流程图”、英语的“flowchart”、德语的“Flussdiagramm”这三个术语,都是表示“对某一问题的限定、分析或解法的图形表示;在这种表示图中,用符号来代表操作、数据、流向、设备等等”。它们是分布于汉语、英语和德语中表示同一概念的术语,因而它们是等价术语。在日常语言中,处于不同语言之中的完全等价的词语是很少的。由于各语言系统内各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对应语言成分很难完全等价。例如,法语的mouton与英语的sheep并不完全等价,法语的mouton既可以指“羊”,又可以指“羊肉”,而英语的sheep只能指“羊”,英语中的“羊肉”这一概念,则用mutton来表示。由此可见,法语mouton一词在法语词汇系统中的地位与英语的sheep一词在英语词汇系统中的地位并不一样。在专业术语中,由于标准化工作的效果,却存在着大量的等价术语。这些等价术语的存在,是术语能够执行其社会功能的最重要的保证。因此,通过各种方式来保持不同语言之间表示同一概念的术语的等价性,历来是术语标准化追求的目标之一。不同语言中的术语是否等价,主要根据它们在各语言术语系统中的定义来判定。定义是判定术语等价性的最有效的手段。例如,英语的programming这一术语,在汉语中译为“程序设计”,但汉语的“程序设计”从字面含义来看,却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解释为偏正结构,“程序”是修饰语,“设计”是中心语,其字面含义是“程序的设计”,另一种是解释为主谓结构,“程序”是主语,“设计”是谓语,其字面含义是“程序被设计”,仅只从字面含义来判断,很难决定汉语的“程序设计”与英语的programming是不是完全等价。但是,根据这两个术语的定义,它们都表示“程序的设计、书写与调试”,可知汉语的“程序设计”这一术语,按定义应该是“程序的设计”,而不是“程序被设计”,从而可判断这两个术语是等价术语。^^六、同音术语如果一个术语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而且这些概念之间在语义上没有相互联系,那么,这个术语就是同音术语(homonymous term)。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术语,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术语,只不过因为语音外壳相同,看起来貌似一个术语而已。同音术语可图示如下：内容A,B,C各不相同,在语义上也没有联系,但它们具有相同的表达形式X。至于如何来解释“语义上没有相互联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所谓“语义上没有相互联系”,就是在词源上没有共同的来源;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语义上没有相互联系”,就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在当前使用语言的人们的头脑中已不复存在,并不一定要考虑词源。在不同专业领域中的同音术语,造成的交际障碍并不严重,它们的具体含义可以由上下文来判断,一般不会引起误解。例如,英语中的bark是同音术语,它有如下的含义：1.树皮;2.狗吠,狐叫;3.三桅帆船。这些含义之间在语义上没有相互联系,它们的使用领域也各不相同,不会造成交际上的严重障碍。在印欧语中,同音术语可分为同音同形异义术语和同音异形异义术语两种。例如,英语的arm可指“上肢”,亦可指“枪支”,法语的grève可指“河流的沙滩”,亦可指“罢工”,俄语的кпюч可指“键”,亦可指“源泉”,它们都是同音同形异义术语;英语中的sun(太阳)和son(儿子),法语中的mer(海洋)和mère(母亲),俄语中的лут(草地)和лук(弓),则是同音异形异义术语。此外,在印欧语言的术语中,还有一种同形异音异义术语,在ISO/DIS 704国际标准中,也被算为一种特殊的同音术语。例如,英语的tear(泪,发音为[ti])和tear(撕开,发音为[tε]),法语的fils(纱线,发音为[fil])和fils(子孙后代,发音为[fis]),俄语的ЗАМОК(锁,键,重音在第二个音节)和зАМОК(城堡,重音在第一个音节),这些术语在各自的语言中,词形相同,但发音不同,意义也不同。严格地说,这类同音术语只能算为同形术语,而不能算为确切意义上的同音术语,因为它们的发音并不完全相同。在汉语中,同音术语与汉字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同音汉字的大量存在,许多同音术语仅只是发音相同而字形往往不同。例如,“公式”、“公事”、“攻势”、“工事”,其发音都是gōngshì,而字形则各不相同,这很象印欧语言中的同音异形异义术语。^^七、异形术语在汉语中,如果一个术语由形状不同的汉字表示,这种术语就叫做异形术语(hetero geneous term)。异形术语是汉语中特有的一种同义术语。例如,“日食”和“日蚀”,其读音都是rìshi,其含义都是表示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太阳光被月球挡住的天文现象。“角色”和“脚色”,其读音都是juésè,其含义都是表示戏剧或电影中,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栏杆”、“栏干”和“阑干”,其读音都是lángān,其含义都是表示用竹、木、金属或石头制成的栏档的器物。“筹码”和“筹马”,其读音都是chóumǎ,其含义都是表示记数和进行运算的工具。“帐篷”和“帐棚”,其读音都是zhàngpéng,其含义都是表示撑在地上遮蔽风雨、日光的器物。这种异形术语不能算为同音术语,因为它们虽然发音相同,但它们的含义并没有什么不同。由于这种异形术语表示的概念相同,我们把它们仍然算为同义术语。异形术语与一般的同义术语的区别在于：同义术语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术语,而异形术语则是书写形式不同的一个术语。异形术语的规范化要积极、稳妥地进行。在术语工作中,要提倡科技工作者尽量使用比较合理的术语形式和普遍通用的术语形式;编辑人员在审稿时,要尽量做到在同一篇文章或同一本书中尽量不使用异形术语,使术语的使用前后一致。印欧语言中也有类似于汉语中的这种异形术语存在。例如,“布尔运算”英文可写为Boolean operation,也可写为boolean operation,前者用大写的B开头,后者用小写的b开头。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目前,在美国一般使用大写的B开头,在英国一般使用小写的b开头,也出现分化的倾向。^^八、术语的地域分歧由于使用的地域不同,术语常常会发生分歧。例如,“程序”这个术语,美国为program,英国则为programme。“流程图”这个术语,英国为flowchart,美国则有人用flow diagram。“开关点”这个术语,英国为switchpoint,美国则可用switch。“下推存储器”这个术语,美国为pushdown storage,英国则为pushdown store。在美国南部各州,“抽点打印程序”(snapshot program)这个术语,可叫做“抽点示踪程序”(snapshot trace program)。在中文术语中,由于香港和台湾地区特殊的地理、历史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许多术语与大陆不同,术语的地域分歧也很明显。特别是在一些新学科(如计算机科学这样的学科)中,这种地域分歧是十分严重的。例如,英语的accumulator,香港为“集数器”,台湾为“累数器”,大陆为“累加器”;英语的byte,香港为“数元组”,台湾为“拜”,大陆为“字节”;英语的jump,香港为“跃离”,台湾为“跳跃”,大陆为“转移”;英语的operand,香港为“运算元”,台湾为“运算数”,大陆为“操作数”;英语的peripherals,香港为“周边机”,台湾为“周边设备”,大陆为“外围设备”。有些术语,台湾和香港是一致的,而与大陆的术语则有差别。例如,英语的disk,港台均为“磁碟”,而大陆为“磁盘”;英语的flag,港台均为“旗志”,而大陆为“标记”;英语的memory,港台均为“记忆”,而大陆为“存储”;英语的program,港台均为“程式”,而大陆为“程序”;英语的software,港台均为“软体”,而大陆为“软件”;英语的subroutine,港台均为“副程式”,而大陆为“子程序”。这种术语的地域分歧,将会给科技交流和信息传递带来不便。在术语规范化工作中,也要逐步创造条件,通过学术交流,以期得到协调和达到统一。^^九、缩略术语顺应人们想用简易手段来表达复杂概念的愿望,把已有的术语加以缩短、简化,便得到缩略术语(abbreviated term)。缩略术语的大量出现,并且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是现代术语发展中的一种带普遍性的倾向。术语缩略的方法有以下几种：1.首字母缩略法：取拼音文字表示的词组型术语中各个单词的首字母来构成缩略术语。例如,laser(莱塞)是英语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首字母缩写;ADP(自动数据处理)是英语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的首字母缩写;MT(机器翻译)是英语Machine Translation的首字母缩写;GB(国家标准)是汉语拼音Guójiá Biāozhǔn的首字母缩写。2.截减法：截取某个术语的一个或几个音节来构成缩略术语。主要的截减方式有：i.截减原术语的前部,留下后部：例如,bus(公共汽车)是英语autobus的截减缩写,car(小汽车)是英语autocar的截减缩写。ii.截减原术语的后部,留下前部：例如,CAN(作废字符)是英语cancel character的截减缩写,ENQ(询问字符)是英语enquiry character的截减缩写。iii.截减原术语的中间部分,留下首尾部分：例如,Dr(医生,博士)是英语Doctor的截减缩写;Sté(公司)是法语Societé的截减缩写。iv.保留原术语的首、中、尾各一个字母：例如,Fbg(市郊)是法语Faubourg的截减术语;Cpt(现金)是法语Comptant的截减缩写。3.混成法：用词组型术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残缺成分构成缩略术语。又分下面两种类型：i.取词的首音节混合：例如,COMECON(经互会)是英语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 sistance的混成缩写;sysgen(系统生成)是英语system generation的混成缩写。在汉语术语中,通常取构成词组型术语的各个单词的第一个汉字用混成法来构成缩略术语,这是汉语缩略术语构成的一种主要方法。例如,“机译”是汉语“机器翻译”的混成法缩写;“文改”是汉语“文字改革”的混成法缩写;“数理化”是汉语“数学、物理、化学”的混成法缩写。ii.取词组型术语中不同单词的词首和词尾混合：例如,pulsar(脉冲星)是英语pulse stellar中的pulse的词首和stellar中的词尾混合而成的;quasar(类星射电源)是英语quasi stellar中的quasi的词首和stellar中的词尾混合而成的;transistor(晶体管)是英语transfer resistor中的transfer的词首和resistor的词尾混合而成的。缩略术语本来是为了在科技交流中省时省力而产生的,但是,它的急剧增长,出现了大量的同形缩略术语,反而给科技交流带来不便。例如,仅在电子技术及其相关领域的英文缩写术语中,ST这个缩写术语可以表示如下39个不同的术语：Sawtooth(锯齿)、Schmitt Trigger(施密特触发器)、Sealed Tube(密封管)、Select Time(选择时间)、Shock Test(震动试验)、Shock Tester(震动试验机)、Short Ton(短吨,即907公斤)、Side Track(侧线,旁路)、Sidereal Time(恒星时)、Silicon Target(硅靶)、Single Throw(单掷开关)、Skin Track(雷达跟踪)、Sound Talkie(有声电影)、Sound Tape(声带)、Sound Telegraph(音频电极)、Sound Track(声迹)、Sound Trap(声阱)、Sounding Tube(测探管)、Special Tools(标准工具)、Standard Temperature(标准气温)、Standard Time(标准时间)、Standard Tube(普通电子管)、Star Tracker(恒星跟踪器)、Start Time(启动时间)、Starter(启动装置)、Static Thrust(静推力)、Steam(蒸汽)、Steam Trap(汽阱)、Steel Truss(钢桁架)、Stokes(沱,动力黏度单位,1沱=1平方厘米/秒)、Storage Tube(储存管)、Store(存储器)、Straight(直线)、Stratus(层云)、Studio－to－Transmitter Link(演播室到发射机间的传输线)、Summer Time(夏令时)、Supply and Transport(供应与运输)、Surface Transport(地面运输)、System Test(系统试验)。在这种情况下,缩略术语的规范化就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是术语工作中不可忽视的。^^十、借用术语为了表达来源于其它语言中的某些概念,可以把其它语言中的概念以及表达相应概念的术语都借用过来,这种术语就叫做借用术语(loaned term)。借用术语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1.把其它语言中的术语毫不改变地借来,作为本语言的术语。例如,英语的crèche(日间托儿所)借自法语crèche;西班牙语的leitmotiv(主题)借自德语的Leitmotiv;英语的lieder(歌曲)借自德语的Lieder;汉语的“大本营”借自日语的“大本营”。2.把其它语言中的术语在拼写法上作某些改变,再作为本语言的术语。例如,英语的leader(首领)来自西班牙语的lider;英语的meeting来自西班牙语的mitin;汉语的“雷达”来自英语的radar;汉语的“钾”来自英语的kalium;汉语的“铍”来自英语的beryllium;汉语的“山道年”来自英语的santonin;汉语的“热瓦普”来自维吾尔语的rawap;汉语的“胺”来自英语的amine。3.把其它语言中的某些术语在拼写法上作某些改变后,再加上本语言中的某些词语,构成本语言的术语。例如,汉语的“本生灯”来自英语的Bunsen burner,“本生”是音译,而灯则是burner的意译;汉语的“霓虹灯”来自英语的neon lamp,“霓虹”是neon的音译,“灯”是lamp的意译;汉语的“尼克酸”来自英语的nicotinic acid,“尼克”是nicotinic的音译,“酸”是acid的意译;汉语的“佩落碱”来自英语的pellotin,“佩落”是pellotin的音译,“碱”则是加上去的汉语词;汉语的“微安培”来自英语的microampere,“微”是micro的意译,“安培”则是ampere的音译。4.按字直译。按照外语原术语逐字翻译而成。例如,英语的Flood－ligut(泛光灯)是由德语Flutlicht(泛光灯)逐字直译而成的;法语的module lunaire(登月舱)是由英语的lunar module(登月舱)按字直译而成的;汉语的“盲肠”是由德语的Blinddarm(盲肠)按字直译而成的：Blind的意思是“盲”,Darm的意思是“肠”;汉语的“鸡眼”是由德语的Hühnerauge(鸡眼)按字直译而成的：Hühner的意思是“鸡”,Auge的意思是“眼睛”;汉语的“病灶”是由德语的Krankherd(病灶)按字直译而成的：Krank的意思是“病”,Herd的意思是“灶”。汉语中的借用术语进行音译时,由于同音汉字较多,常常会产生许多异形的借用术语。例如,英语的hysteria这个术语,译为汉语时有“歇斯底里、歇斯的里、歇斯迭里、歇斯替利、歇斯德理、歇斯台里、歇斯的里亚、协识脱离、比斯的里”等等各种书写形式,这样会造成术语使用的混乱,在术语规范工作中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十一、转写把一种字母表中的字符转换为另一种字母表中的字符的过程,叫做转写(translitera tion)。从原则上说,转写应该是字符之间一一对应的转换,也就是说,被转换字母表中的每一个字符,只能相应地转换为另一个字母表中的字符,这样,才能保证两个字母表之间能够进行完全的、无歧义的、可逆的转换。当转换字母表中的字符数目少于被转换字母表中的字符数目时,就必须使用双字母或其它的发音符号。这时,必须尽可能地避免随意的选择或者使用纯约定性的符号,应该尽量保持在语音学上的逻辑性。最普遍的转写是把基里尔字母、阿拉伯字母、希伯莱字母等非拉丁系统的字符转写成拉丁字母的字符,这种转写叫做“罗马化”(romanization)。日语的假名字母用其它的字母表字符来标记,也是一种转写。逆转写(retransliteration)是转写的逆过程,在进行逆转写时,转写系统的规则被逆向地使用,以便把已经转写了的单词恢复到它原来的形式。^^十二、译音把给定语言中的发音用转换语言的符号系统标记出来的过程叫做译音(trancription)。译音必须根据转换语言中的正字法规则进行,因而译音并不是严格地可逆的。译音可用来转换所有的文字系统,特别是在非字母文字中,译音是一种适合的转换方法。用汉字标记外语的发音,就是属于译音。目前,主要是用译音的方法来处理外国人名、地名和部分科技术语,把它们用汉字表示出来。由于使用译音这种方法时,对于同样的外语读音,所选择的汉字常常因人而异,使得译音的结果很不统一,必须进行译名的协调工作。为了译音的规范化,我国编制了多种语言的汉字译音表。例如,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就附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等语言与汉字的译音表。^^十三、科学单位在生产活动、科学实验和日常生活中,人们用来进行计量的单位,叫做科学单位(scientific units)。例如,用于计量长度的“米”,用于计量电灯功率的“瓦”,用于计量噪声声压级的“分贝”,用于计量金刚石质量的“克拉”等。科学单位是一种特殊的术语,它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基本计量制度是米制,正逐渐采用国际单位制。1984年,我国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规定我国的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以国际单位制为基础的法定计量单位,我国在人民生活中采用的市制计量单位,可以延续使用到1990年,1990年底以前要完成向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的过渡。国际单位制是在米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位制,其国际简称为SI.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有7个：1.“米”： 长度单位,单位符号为m.2.“千克”： 质量单位,单位符号为kg.3.“秒”： 时间单位,单位符号为s.4.“安培”： 电流单位,单位符号为A.5.“开尔文”： 热力学温度单位,单位符号为K.6.“摩尔”： 物质的量的单位,单位符号为mol.7.“坎德拉”： 发光强度单位,单位符号为cd.由这些基本单位可以得到许多导出单位。例如,由基本单位“米”可得到导出单位“平方米”来表示面积,由基本单位“米”和“秒”可得到导出单位“米每秒”来表示速度,再由这个导出单位“米每秒”和基本单位“秒”可得到又一个导出单位“米每二次平方秒”来表示加速度。导出单位的中文名称的读法应与其国际符号表示的顺序一致。符号中的乘号没有对应的名称,除号的对应名称为“每”字,无论分母中出现几个单位,“每”字只出现一次。例如,比热容单位的国际符号是J/(kg.K),其单位名称应读为“焦耳每千克开尔文”,不能读为“每千克开尔文焦耳”或“焦耳每千克每开尔文”。国际单位制还包括国际单位词头和国际单位的十进制倍数与分数单位。国际单位词头规定了各个词头的名称和符号。例如,mega的中文名称为“兆”,符号为M,kilo的中文名称为“千”,符号为k,milli的中文名称为“毫”,符号为m,micro的中文名称为“微”,符号为μ,等等。国际单位的十制倍数与分数单位,由国际单位词头加国际单位构成,质量的单位由国际单位词头加“克”(符号是g)构成。例如,十进制倍数“千克”由国际单位词头“千”加“克”构成,分数单位“毫克”由国际单位词头“毫”加“克”构成。从上所述可以看出,科技术语的研究与语言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绝不可掉以轻心。     

模糊语言学和术语学*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1894－1964)1948年说过：“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①。1964年美国工业数学和应用数学学会(费城)在发表《诺伯特·维纳论文选》(麻省理工学院,1964年)时作序写道：“诺伯特·维纳教授相信,在两领域间的‘缝隙’中将会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见该书第5页)。模糊理论的诞生,再次证实了维纳的这个论断。1965年扎德(Lofti Zadeh)在《Information and Control》(信息和控制)杂志第8卷(1965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Fuzzy sets》(模糊集)的论文,接着他又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模糊理论的文章,从此模糊理论几乎风靡全球。模糊理论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诞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布莱克先后于1923年和1937年发表了同名的论文：《Vagueness》(论模糊),从哲学和逻辑学上为模糊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②。扎德承认：“逻辑集论这个分支的兴起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③;“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④。但是正如康德所说：“任何科学含有数学成份的多寡,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够得上成为一门科学”^⑤。只有当扎德将模糊理论数学化以后,它才得到整个科学界多数人的承认。现在,模糊理论已被应用于数学、系统学、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逻辑学、文艺学、美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学、法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情报检索等许多领域,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关于模糊类(fuzzy class)扎德是这样下定义的：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transition)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⑥。例如“红”和“橙”,“橙”和“黄”,“黄”和“绿”,“傍晚”和“晚上”,“青年”和“中年”,其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能一刀两断的。模糊理论从语言的模糊性得到启发,反过来,模糊理论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其影响波及语音学、语法学、尤其是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等多门学科。术语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⑦,其研究和发展也同模糊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二者之间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传播”、“及格”、“幅度”本来分别是农业(如“传播花粉”)、教育、物理等学科中的术语,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以至一般人不再感到它们是术语。反过来,英语的shock本是一般用语,义为“冲击”、“震荡”、“打击”,进入医学领域后专指“休克”、“中风”、“心脏病引起的昏厥”,变成了科学术语。汉语借入了这个术语后,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这个词广泛用于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语言,它的术语和外来语色彩大大减弱,甚至不为一般人所察觉。“休克”是双音节词,符合汉语词多为双音节这一规律,也有助于这一转变。又如“集合”本是一个普通用语,但是在信息论中却变成了一个术语。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现在仍很活跃。如1989年2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个别民族分裂主义者也成不了大气候”。“气候”本是气象学术语,早已广泛用作生活用语,如“今年气候不好”。但在上引话中又出现了新的涵义。在气象学中,“气候”一词不能用“大”修饰。绝大部分术语的构成要素是非术语,如“软件”、“硬件”、“软着陆”、“清音”、“浊音”、“清唱”中的“软”、“硬”、“清”、“浊”是典型的模糊词,“件”、“着陆”都是非术语,也有助于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换。一般说来,术语都来源于非术语语素(或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其《物理学和哲学》(商务,1984年)中,列有专章“现代物理学中的语言和实在”,其中说道：“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语言也增长了”,“我们发展了一种科学语言,它可以作为与科学知识新增加的领域相适应的日常语言的自然扩展”(见该书第109、113页)。根据程曾厚在《什么是术语学》(刊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83年第10期)中所介绍的资料,俄语中的日常生活及文学词汇不过3－4万,但是仅电子学一门学科的术语就有6万个,而且每年还在以一千个术语的速度递增。这么多术语如果全靠新创,而不是依靠已有的非术语语素(或词),只会大大增加语言中的词汇量,影响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肝炎”、“胃炎”、“肠炎”、“肾炎”、“关节炎”等术语都是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已有的词加上“炎”这个模糊词构成的,而不似英俄德法语那样,需要借助拉丁或希腊语词根,造成一大堆新词。如英语的hepatitis(肝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hêpar(肝);gastritis(胃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gastr(胃);enteritis(肠炎),来自希腊语énteron(肠子);nephritis(肾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nephrós(肾);arthritis(关节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árthron(关节)。这些词所共有的后缀－itis也是通过拉丁语最初源于希腊语的表示“……病”的后缀－tis。类似的例子有汉语的“儿科”、“妇科”、“骨科”、“眼科”、“产科”,都是用非术语性的常用词素构成,十分简便,易学易记;但是英语却要借助外来语,构成特殊的医学术语：paediatrics(“儿科”,希腊语的paid－义为“儿童”),gynaecology[“妇科”,来自希腊语gun(女人);英语的queen(“皇后”,本义“女人”),俄语的жзна(“妻子”,本义“女人”)都与gun同源],orthopaedics(骨科),ophthalmology(眼科),obstetrics[“产科”,来自拉丁语obstetrix(接生婆)];汉语的“工兵”、“步兵”、“炮兵”、“骑兵”等都是用常用词素构成,易学易记;但是英、俄语则不然,都是借助拉丁、希腊语词根构成单独的词。这固然是由于拉丁文在欧洲曾长期充当书面文学语言,在医学界中至今仍在使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语言构成词的灵活性不如汉语。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的一个优点。[参看拙文《制定术语要了解和掌握语言规律》(刊《中国翻译》1989年第2期)和《汉语并不难学》(刊《世界汉语教学》1988年第4期)]。此外,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同另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二者也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原子”本是物理学术语,借入到语言学以后,构成“原子主义”,指孤立地分析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尽管atom(原子)源于希腊语átomos,在希腊语中本指“不可分割的”,不是术语。“结构主义”本是语言学术语,现在这个术语连同它所表示的原理和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文学、美学、人类学、哲学、建筑学等许多方面。又如“尸体”即是日常生活用语,又是医学术语;“痉挛”是医学术语;两个词加在一起,构成“尸体痉挛”,则成了法学专门术语。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要充分考虑到术语和非术语,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和另一个学科领域的术语之间的界限都是模糊的,二者常常相互渗透、转化^⑧。最后还要考虑到,有时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是非术语,但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是应用范围十分有限的职业术语。例如hyphen(连词符)在英语中是个日常生活广泛使用的非术语名词,但是汉语中的音译词“哈分”却仅用于印刷、校对、编辑行业。日常生活中只用“连词符”。当然,如果从标点符号学着眼,“连词符”又可视为标点符号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同一个词,由于视野角度的不同,即可视为术语,也可视为非术语。上面是从共时角度讨论非术语和术语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证。例如,法语的couver(孵)这个带有术语性质的专业用语(当然,在养鸡人很多的地区,这又是一个生活用语)本来自拉丁语的cubare(躺,卧)这个生活用语。有意义的是汉语的“孵”也是来源于“抱”、“伏”等生活用语(见王力《同源字典》,第244页,1982年)。但是后来,couver从“孵”的意义又派生出“酝酿”、“密谋”、“潜伏”、“孕育”等非术语意义。这种“非术语→术语→非术语”的三次转换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它对语言学和术语学,甚至对哲学都有理论意义。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用现代集合论的术语说,它是一个大的集合,它下面包括许多子集。科学术语是一个子集(下面当然还可以按学科分为许多更小的子集);同科学术语平行的还有行话、隐语等子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给“行话”下的定义是“各行各业的专门用语(一般人不大理解的)”。它接近科学术语,但使用阶层不同。科学术语多为知识分子所使用,行话却是各行各业的人(不少是非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往往带有口语色彩,尽管二者的界限有时也是模糊的,二者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隐语(或称切口)也构成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子集,是指“旧社会帮会或某些行业中的暗语”,北京话又叫“春典”、“侃儿”,江湖话叫“春”(见陈刚《北京方言词典》,第41,145页,商务),其特点在“暗”和“隐”二字。它们同术语、行话一样,也很容易向全民语言转化。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挂彩”、“扯淡”、“杀风景”就可能来自隐语。汉语的隐语行话滥觞于《文心雕龙》(作者496－497之间)所说的谐隐之词(见曲彦斌《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载《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它们在汉语文化中,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因此向全民共同语转化是不难理解的。由此可见,术语和术语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不过是语言中的各个子集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罢了。二、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传统的术语学从多方面规定术语同非术语的特征,唯独没有从模糊性角度划定二者的区别。罗素说过,“整个语言都是模糊的”^⑨。波兰哲学家沙夫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的话(科学术语的意义是由约定确立的),模糊性实际上是所有词的特性^⑩”。扎德说：“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部分是模糊集的名称,而不是非模糊集的名称”^⑾。这三段话涉及三个问题：(a)是不是所有词或大部分词都是模糊的。(b)科学术语是不是都是非模糊的。(c)模糊的科学术语同模糊的非术语在文章中占的比重有什么差别。关于前两个问题,石安石教授作了明确答复;(a)并非所有词或大部分词是模糊词。他抽取了以“金”字为第一个词素的65个词(个别是词组)74个义项为例,其中模糊词只占28%。以“大”这个模糊词素构成的词为例,310个词,372个义项中模糊词占183个,约49%,都没有超过半数。(b)以语言学术语为例,也有很多模糊词,如“词素”和“词”,“词”和“短语”,“短语”和“句子”,“名词”和“动词”,“动词”和“形容词”,“名词”和“形容词”,“虚词”和“实词”之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它们都是模糊词^⑿。“云朵”在气象学中也是一个模糊词。维纳在《控制论》中引了德国的一首儿歌,其中有一句是“你知道有多少云朵飘浮过大地？”对此维纳回答道：“在气象学的全部语汇中,根本找不到似乎永远就是那样一朵的那种云朵;即便有的话,他(指气象学家——伍)既没有办法计算,也没有计算的兴趣”^⒀。但是,“星星”却是精确词,因为“每颗星都是一个确定的对象,极其便于计算和编目”^⒁。石安石没有提到第三个问题,他也没有统计充满术语的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个比例同非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比例的差异。我们随便引《控制论》第35页第二段话中的一句话：“太阳和行星的相对运动可以看作是刚体的运动”为例。我们发现其中的术语有五个：“太阳”、“行星”、“相对”、“运动”和“刚体”。除“刚体”外,这些术语也都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一般人往往觉察不到它们是术语。但是在这段话中它们的术语色彩仍十分浓厚。这五个词除“相对”是模糊词外,其它都是精确词^⒂。这样,精确的术语将近占这段话(共11个词)的半数(“运动”重复出现两次,算两个词)。非术语中只有“可以”是典型的模糊词,因为“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其他词,如“和”、“的”、“看作”在这上下文中都是精确词^⒃。这样,精确词占的比例超过80%,比石安石统计的非专业文献中的精确词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考虑到,模糊词和精确词相互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文《论语言中精确和模糊的相互转化》(刊《百科知识》,1984年,第12期),就不在这儿赘述了。一般说来,在科学、法律、外交等文献中总是力图使用精确词,避免使用模糊词。但是,即使在法学中,有时也必须用模糊词,而不能处处用精确词。例如,在《法学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61页)中对“伤害罪”作了这样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或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行为”。“重伤”和“轻伤”在日常用语中显然是模糊词语,因此在法律上必须作出比较精确的规定。该词典根据我国从1980年起正式施行的《刑法》第85条作了如下说明：“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颜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人身体有重大伤害的”。当然,这儿的“其他”,“重大”还是模糊词。但这是必需的,因为人们不能罗列全部重伤的情节,列出九百九十九条重伤情节,漏掉其中一个情节,便可能给违法的人钻空子,因此邱实同志在其《法律语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第9页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合乎辨证法的：“在立法语言中恰当地使用模糊词语不仅不会使法律规范含混不清,相反,会使法律规范更加准确、严谨、周密”。三、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面已经涉及。如“刚体”的内涵(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不发生形变的物体)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哪些物体算作刚体,其外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上面举的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词素”和“词”,“词”和“词组”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一定的模糊性。清晰的只是这些概念的中心部分,其边缘部分界限是模糊的。随便举几个例子：英语中I dare say(我想,大概,恐怕,当然,无疑)也可以合写为I daresay(主要见于英国英语)。能说这儿的dare say是词组,而daresay是词吗？如果单纯从意义看,I dare say等于一个词perhaps(也许)或of course(当然)。这儿的主语只能用I,可见这个组合接近成语。此外,of course(当然)分写,但是难道能因此认为这个组合是两个词吗？在词典中,of是词,course也是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成语来说,词加词的结果可能不是词组,而仍然是词,只是徒具分写的形式罢了。可见语言不同于数学,数学中1+1=2,语言中却可能一加一仍等于一。汉语中也有类似现象。如“高觉慧”是词,单称“高”也是词(外国人对中国人常这样称呼)：称“觉慧”是词,单称“慧”(亲昵称呼)还是词。这样一来,“词+词+词”仍等于“词”。汉语中有很多所谓离合词,如“打倒”、“推翻”、“睡觉”、“帮忙”、“洗澡”、“中意”、“造谣”、“泄气”等。这些词既可作为单独的词使用,如“打倒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这件衣服我很中意”,“你们不要乱造谣”等等;又可被一些词所隔开,如“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了乡绅的意”(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的谣……你们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半句用现在的话当说“你们洗刷得干净吗？”但前半句至今似仍可说。当然更可能说的话是“倘若有人造了一个攻击你的谣言”。这说明这几十年汉语双音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玉娥！你就这么泄自己的气吗！”(老舍：《女店员》);“九条狗也帮不了它的洋主子多少忙”(胡小亥：《刑场上的婚礼》);“我量你也负不了这个责”(草明：《乘风破浪》);“处长让我再带一个头”(王蒙：《温柔》)。离合词中有不少是“动补式”,其中有些动补式后的补语是所谓模糊词,如“提高”、“降低”、“放大”、“长大”、“看轻”、“看透”等。由于模糊词有着不同的“隶属程度”(membership),因此在这些离合词中间可以加一些表示这些程度的词,如“看得很透”、“看得不很透”、“看得不大透”、“看得很不透”等等。这时,我们所遇到的显然又是词组了。这种将一个词分开,中间加很多词的结构类似德语的框形结构。例如德语的zusammenbrechen(倒坍)在下列句子中其前缀和词干就被四个词所隔开：Die Brucke brach infolge zu starker Belastung zusammen。(由于负荷太重,桥倒塌了)。汉语中原本充当双音词中词素的成分可以提至句首,更突出了离合词中的词素变成了词的这一特点。如“发理了吗？”“发理了没理”等。上面所说到的这些离合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古汉语中,这些结构原来是词组,如“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易经·革》)。“殷革夏命”(《尚书·周书·多士》)。后来,随着汉语中双音词数量的日益增大,“革命”才变为一个词,如在“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的“革命”。但是在“革老子的命”,“林彪提出了反动的口号：‘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等词组中,“革……命”显然还是动宾词组。这是古汉语词组的延续。这说明语言中共时和历时的界限并不是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容易一刀切开,界限分明的;从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向双音节词为主(指双音节词在全部词中占的比重,不是指双音词的出现频率;就出现频率来说,单音节词至今仍可能超过双音节词)的现代汉语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既可为双音节词,又可为词组的中间过渡现象,这时词和词组的界限是模糊的。如汉语的“睫”(如‘目不交睫’)、“睫毛”、“眼睫毛”都是词,“眼睫毛”又接近词组,也反映了历时和共时的界限不容易切开的特点。这是符合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例如,在两种语言处在同一个区域时(如古代法国的凯尔特语和拉丁语),在融合为现代法语以前,必然经历过一个双语制的阶段。同理,从水栖动物演变为陆栖动物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个水陆两栖的过渡阶段。青蛙等两栖动物便是这一演变的过渡阶段的反映。由此可见,离合动词的产生是完全符合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演变过程中有过渡阶段这一普遍规律的。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早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七章中就已指出,词和词组,形态学、句法和词汇学之间都“不可能有任何预先划定的界限”,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渗透。这正是模糊理论的精髓。又如“新潮”本是名词,但是现在报刊上已出现用于形容词的例子,如“她(指台湾女作家郭良蕙)说：‘人们的服装很新潮,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见《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6日第2版,光明日报记者张胜支的报导《访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这时名词和形容词的界限也模糊了。再如实词和虚词这两个语法中的科学术语在其边缘部分也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精确的。因此不少早期汉语语法著作将副词看作虚词。现在的汉语语法学家一方面基于对汉语语法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外语语法的影响(因为英、德、法、俄等语言的语法著作都是将副词看作实词),多数将副词看作实词(如胡裕树、黄伯荣、张静分别主编的《现代汉语》)。介词也存在这个问题。上述外语语法都将介词(外语叫“前置词”)看作虚词。黎锦照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一则可能出自他们对汉语本身的认识,一则可能受外语的影响,也把介词纳入虚词。但是吕叔湘、朱德熙编的《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许出自他们对汉语特色的认识,也许是由于他们力图摆脱外语的模式,把介词归入实词,分别叫“副动词”、“次动词”。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代词看作“半虚词”(可能受法语的某些语法著作的影响),把副词看作“半实词”,说明他事实上承认了实词和虚词界限的模糊性,尽管由于那时还没有诞生模糊理论,他没有用模糊这个术语。但是,1983年王力在《语法》一文中已明确指出：“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两大类(指实词和虚词),也有些边缘的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副词……另外还有一类词也处在边缘,就是代词。”此外,各词类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例如,古汉语的“之”,《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国语文法》认为是介词,本树达的《音等国文法》认为是连词,中学语法课本却看作是助词⁽¹⁷⁾。“及格”是教育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实也是个模糊词。“及格”在俄语中叫уа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Ъно,本义“令人满意”的,这更是个典型的模糊词。到什么程度才能算令人满意？60分及格,59分不及格,这界限完全是人为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给“及格”的注释是“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最低标准”]。凭一分之差就能断定两个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天壤之别”吗⁽¹⁸⁾？四、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在模糊理论诞生以前,传统的逻辑学以及受此影响的术语学总是要求在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时不能循环定义。对精确概念来说,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对模糊概念来说,这一要求就不仅不合理,而且有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例如,“现在”、“过去”、“将来”既是普通用语,又是哲学、物理学、气象学等许多学科常用的术语,对它们就很难下精确定义⁽¹⁹⁾。因此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在给ьудущее(未来)下定义时就只好求助于настоящее(现在)：время следующее эа Hастоящим(现在以后的时间)。《朗曼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给future(未来)下定义时也只好求助于present(现在)：the time after the present(现在以后的时间)。这种释义法本质上都是用未知解释未知,并且是循环定义。因为“现在”又要靠同“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去确定。苏联科学院十七卷本俄语词典在给настоящий(现在的)释义时就注明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ирошедщий и ьудущий(与“过去的”和“未来的”相对立而言)。同理,“春”、“夏”、“秋”、“冬”既是生活用语,又是气象学、天文学等学科中的科学术语。由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温度差别很大,季节长短不一,所以很难给四季下一个全世界通用的精确的定义：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什么季节。以“春”为例,中国人既可以从立春(阴历2月3、4、5日)算到立夏(阳历5月5、6或7日),也可以将阴历正、二、三月算作春天(见上引《现代汉语词典》)。欧美人的春天大致是从春分(3月20或21日)算起,比中国习惯晚一个半月。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spring(春天)作的说明是from about March 21 to June 23(大致从春分至夏至);张其春、蔡文萦合编的《简明英汉词典》的注释是：三、四、五月;[英]二、三、四月;法国小罗伯尔词典对printemps(春天)的注释也是“从春分到夏至”,但注明这是针对北半球来说的;德语G.Wahrig词典对Frühling(春天)的注释与小罗伯尔完全相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autumn(秋天)作的说明也是不够明确的：既可以指八、九、十月,又注明通常(特别是在美国)指九、十、十一月;给winter(冬天)作的说明更模糊：“……一年中最冷的三个或四个月份(在北纬地区是十一月或十二月至一月或二月”。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词典(四卷本和十七卷本)给春夏秋冬四个词下定义时采用的又是循环定义的方法,如“春天是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冬天是秋天和春天之间的季节”等等,回避指出明确的时间界限⁽²⁰⁾。这虽然不合传统逻辑关于下定义要避免循环诠释的要求,但看来,这是对模糊词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此外,象“中年”、“壮年”这样的模糊词是不可能精确的上下限定义的,也许它们的最精确的定义是：介乎“青年”、“老年”之间的年龄。让我们再回到语言学的术语上来,其中“词”就是个模糊概念。吕叔湘指出：“词的定义很难下。一般说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断’,这仍然不十分明确,因为什么算是‘自由活动’,还有待于说明”⁽²¹⁾。接着他举了许多词与语素、词与短语不好划界的例子。其实,用模糊理论阐释,“自由”本身就是个模糊词。用模糊词所定义的“词”,当然仍然是模糊的。史有为指出：“要给词下个准确的定义,实在是太困难了,又何况是给汉语的词下定义。……汉语中如果有‘词’,那这个‘词’本身就是界限模糊的,因此作主观反映的语法学也必然很难用明确的界限去圈定它”。于是吕叔湘也只好承认有界乎词与短语之间的单位,管它们叫“短语词”⁽²²⁾。也许就象给春夏秋冬下定义一样,给“词”下定义的最没有漏洞的方法是循环定义：“词是介乎词素和短语之间的语言单位”(相应地：“短语是词和句子之间的语言单位”等等),并同时承认词素与词,词与短语,短语与句子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国中学语文课本把“的”、“地”、“得”、“着”、“了”、“过”看作是助词,王力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应该看作词尾⁽¹⁷⁾。用欧洲语言学术语,它们当是构词或构形后缀,即是词素,而不是词。面对着这类模糊词,科学上有时不得不人为地加以限制,使之比较精确。例如“大雨”、“中雨”、“小雨”在日常生活中本来都是一些模糊词(组),气象学人为地规定：“24小时内,雨量达25－50毫米的雨叫大雨”(见《现代汉语词典》,但紧接着,该词典又加了一个适用于日常生活用语的模糊说明：“一般指下得很大的雨”)。对“中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25毫米的雨”,对“小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毫米……以下的雨”。这些规定也还不是很精确的,因为都含有从最低限量到最高限量的浮动,即仍有一定的模糊度。但是这种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用不着避免的。此外,如体育中的术语“低栏”中尽管含有模糊词“低”,也用人为规定数据的方法(栏架高76.5厘米,男子距离200米,女子距离80米)使之精确化。生活用语中典型的模糊词是颜色词,味觉词⁽²³⁾,表示年龄、时间、空间、温度、性格特征等的词。这些词也经常在专业文献中出现。因此专业工作者不能不了解并关心模糊理论及其发展。五、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即相互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等义词;但是在术语用法中却是精确词,即其界限是分明的,而不是模糊的。例如,在一般人所使用的日常英语中,midget和dwarf都是指“矮子”。在怀尔德(H.Wyld)主编的《英语通用词典》中就是用dwarf注释midget。在《英俄词典》中这两个词都译成карлик(矮子)。但是在医学术语中,这两个词却用来指两种不同类型的矮子。midget指个子矮小,但身体各部分比例正常的人(因此midget这个词还可指“小型的”,如a midget submarine“小型潜艇”);这可能同midget从midge[“小蚊”,同德语Mücke(蚊子),俄语мyха(苍蝇)同源]派生,即由比喻构词有关。但是dwarf则相反,指胸部和躯干发育都正常,两腿却特别短的人,因此可以喻指矮小的植物或动物,如dwarf marigolds(小金笺草),dwarf birch(小赤杨树)。可是在天文学中,white dwarf(白矮星)只是取其小义(和天狼星相比),与midget并没有什么区别(关于这类问题的详尽分析见拙文《从<高山下的花环>谈到同义词的分化和发展》,载《教学研究》1990年第1期)。又如“罚金”和“罚款”在日常语言中是同义词,但在法律术语中二者之间却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前者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处分罪犯的一种刑罚,必须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而后者则用于还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人,不一定非由法院判决(见邱实《法律语言》第7－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再如“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这两个词组在日常语言中可以被视为同义结构,界限不很分明;因为二者都指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但是在法律语言中却表示迥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两个精确结构。前者指自动中止犯罪行为,因此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但是“犯罪未遂”却是由于犯罪者的意志外的原因,没有达到既定目的,因此必须负刑事责任,尽管其处罚比“犯罪既遂”要小(见上引《法律语言》,第6页)。这个问题同语言中“犯罪”这类所谓表示行为结果的构词(或词组)方式有关。汉语(外语也一样)中可以说“他们正在盖大楼”,尽管从逻辑上说,既然正在盖,未盖成的建筑不能叫“大楼”。这是语言同逻辑的差别,也是语言模糊性的表现。客观现实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语言如果要用不同的词表现每一个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事物,如给“盖好一层(二层、三层……)的大楼”,“建成的大楼”分别用不同的词命名,语言中就不知要增加多少词汇。为了便利语言交际,语言必须简洁,因此有时不得不牺牲精确性,不得不违背逻辑。“犯罪”也是这样,“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中的“中止”和“未遂”,按照逻辑,严格地说,同“犯罪”一词的内部形式是矛盾的。总之,模糊理论的产生提出了传统术语学所没有考虑到的许多新问题,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现在模糊理论已进入大学课堂,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哲学系和中文系都分别开设了模糊数学、模糊理论⁽²⁴⁾和模糊语言学的课程。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西抚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也开设了或将开设模糊语言学的课程或讲座。对这种新的进展,术语工作者应给予密切的关注。最后让我们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谈到“微笑”的模糊性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的微笑可以用诗歌般的语言描写,但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用电子显微镜查明微笑的物理的、生物的、文化的状况。……科学家只有考虑该女孩所属的整个民族,在谈论他们的喜悦时的社会相互作用,才能查明微笑的涵义”⁽²⁵⁾。这大概是模糊语言的研究引起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重要原因吧。附录：国外杂志《模糊集和系统》(国际模糊系统学会会刊)第23卷(1987)第3期(9月)报导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模糊语言学的情况,现将此报告的中译文附在下面：“模糊语言学”在中国第一次开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通语言学教研室伍铁平教授,是中国模糊语言学的开创者。他所著《模糊语言学》一书,将作为“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在本书的基础上,他从1987年2月至6月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语系约五十名研究生开设了这门新课程。模糊语言学课程,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开课,也许在全世界也是首创。众所周知,L.A. Zadeh教授是在与模糊语言学紧密相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模糊集理论基础的。这门课程包括：1、历史;2、模糊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影响语言模糊性的诸因素;3、汉语和外语中颜色词和味觉词模糊性质的分析;4、汉语和外语中时间词模糊性的分析;5、模糊概念与精确概念之间的互相转化;6、模糊性与反训;7、模糊性与词源学;8、模糊性与修辞学;9、模糊性与词汇学和语义学;10、从模糊理论看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异。上述内容,也是他所著《模糊语言学》的内容。该书共35万字左右,列有所参考的国外20余部科学著作。伍教授的讲授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他的著作与课程《模糊语言学》是模糊集理论及其应用在国内外进展的一项新的成果。(易敏 译) *本文是我应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术语网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erminology)之约,用英文写成的一篇论文,原题是Fuzzy Linguistics and Terminology,发表在该刊1989年第25期上。《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了该文的英文全文。承蒙马沈龙、梁梅同志的好意,将它译成中文。在译文的基础上我将该文扩充了五倍。注释：①N·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第2版,科学出版社,1963,2。②详拙文：《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上、下),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2期。③见扎德为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写的词条：“模糊集”。④见扎德：《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陈国权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者序,第11页。文字上有改动。⑤同注②。⑥见拙文“模糊语言”,载《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⑦有的学者将术语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学都有密切的关联。如隆多在《术语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中是这样解释“术语学”的：“一门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受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分类学和情报学的规律制约”(译文上有改动)。⑧隆多在上引《术语学概论》第20页也举了两个用普通词表示术语的例子。如Célibataire(独身的)在化学中指“单电子的”。他还指出“普通语言区与专业语言区之间的边界是可相互渗透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区域(第25页)。这正是我们这儿所说的典型的模糊现象。隆多认为,作为普通名词的“糖”,其定义(从不同植物中获得的甜物质)与作为科学术语的“糖”的定义(一种属于有机化合物的甜的碳水化合物,其通式为C_nH_2n－O_n)迥然不同(同上书,第175－176页)。然而,对于有些词来说,不论是作为普通名词,还是作为科学术语,其意义相近。并不象两个“糖”的定义那样迥然有别。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在专业语言和普通语言中,同一个词指的是不同涵义。如“盐”在化学中指“酸根和金属的化合物”,但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却仅指其中的氯化纳。⑨罗素：《论模糊性》,载《大洋洲心理学和哲学杂志》,第1卷(1923年)第84页。中译文见《模糊系统与数学》1990年第1期第16页。⑩亚当·沙夫：《语义学导论》,英译本,第356页,华沙,1962年。(11)同注⑥。(12)参看石安石：《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第64－65页。(13)同注①,第30－31页。不过,这里应区别词和词的客观所指(denotatum)。从“云朵”的客观所指着眼,云朵的确是千变万化,没有定形,无法计算的。这朵云同那朵云之间有时很难截然划定分明的界限。但是作为词来说,不论云朵怎样变化,都可用“由水滴、水晶聚集形成的在空中悬浮的物体”(见《现代汉语词典》给“云”下的定义)加以概括,并不存在模糊性。“云”同“雨”“雪”的界限是分明的,尽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给“雨”下的定义“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云里的小水滴体积增大到不能悬浮在空中时,就下降成雨”来看,雨的形成同云是密切相关的。用语言学的术语说,从历时着眼,我们不妨说雨同云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回事,因为“体积增大”本是一个模糊短语,增大到什么程度便不能悬浮在空气之中,取决于地理、气候、气压等许多条件,也都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14)同上注第30页。(15)《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对“刚体”的解释是“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而不发生形变的物体”。然而,严格说来,即使是刚体,受力的作用,其形体总会发生哪怕极其微弱的,肉眼看不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刚体”也是模糊词。“刚”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模糊词。(16)脱离开上下文,“和”和“或”的意义界限有时不好分,因为有时两个词的意义相同,可相互替换。(详拙文：《论“和”“或”的模糊性质及其词典注释》,载《百科知识》1985年第10期)。“的”在“谁的介绍人？”这类句子中有歧义(歧义性不等于模糊性)：或指a)“谁是介绍人？”如“某某入党,谁的介绍人？”或指“介绍谁的人”,如“某某是谁的介绍人？”“的”还有许多意义,这些意义之间的界限有时不大好划分。因此这三个词离开正文所引文都可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17)见北京市语言学会主编《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109,111－112,117,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18)详见注②所引拙文(下)。(19)详拙文《模糊语言再探》,载《外国语》1980年第5期第48－49页。(20)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载《外国语》1979年第4期第40页。(2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22)见上引《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2章第22－23页。史有为分析了现行语法著述给词下的各种定义都有缺陷,都解释不了各种边缘现象。最近肯尼斯·派克在他所著《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cois主编《研究语言的方法》第25页,法国1989年出版)指出：“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存在一种语素复合体(morpheme complex),它是一种小于词组大于词素的结构”。(见该书第25页)。(23)参看拙文《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同刊,1989年第1期。(24)齐振海主编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高年级学生专题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著作(见该书卷首),其中第六章题为“模糊认识和精确认识”。在这章中作者指出：医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肝炎”、“休克”、“高血压”、“低血糖”都是模糊概念。(中医中模糊词语更多,如“肝火旺”、“肾虚”等等。)这本书已被我国教委指定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模糊理论第一次进入我国哲学教材。(25)见Kenneth L.Pike(肯尼斯·派克)：《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oois主编《语言的方法》第9－10页,1989年,法国出版。     

我国科技术语的继承性及其翻译的发展历史

一、我国科技术语的继承性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科学技术上曾占据光辉的地位,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数千年,后经唐代的贞观之治的繁盛时期,特别是到明代,许多科学技术领域已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的体系,一些学科超过了西方,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正像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所指出的那样：“从公元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许多发明、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科学的光辉篇章”。^[1]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概念的术语,早已有了自己的独立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中国科技术语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正确标记科学和技术以及生产、生活的各种概念交流(事物与现象),显示着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2]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结构,主要是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形成的,体现了汉字、汉语的特征。大部分术语都是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简明扼要,而蓄意深切。汉字本身形象如画,形意融合,可从直观形体上把握符号所标帜的概念意义,就是说可以形见意,能诱发刺激人的思维,产生意念,加之有象可征,有意可寻,形成认识过程的符号集群,给人提供完整认识事物、认识世界的建构模式。^[3]人们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反映出汉字具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解决了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危机,许多研究汉字编码的专家们还进一步论证了汉字属于声调语言系统,可以迅速以频谱分析处理,同时也指出：汉字单体书写,千姿百态,具有方形矩阵空间。^[4]最近在北京召开的“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4]许多专家学者一致提出,“21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汉字一词一字都能确切地反映出所指事物概念的分化原则,清晰地分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表达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但也应该了解到,汉字有难认、难记、难写、难读的弱点,在国际文化学术交流上受到一定局限,而更重要的是它的直观性影响人的认识过程的深化。尽管如此,中国科技术语历经几千年的演化与发展,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科学技术特点,构成了确切反映现代科学概念的独特语言风格,在人口众多的东方汉语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术语,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大量而丰富的记述。1.在西周(B.C.1066－B.C.770)时代的《诗经》,据考证仅化学知识方面就有600余条,其中青铜200条,酿酒100条,染色80条,玉石40条,皮革30条,香料10条,肥料5条,油漆、陶器10条,糖及油脂30条,……。^[5]2.战国(B.C.468－B.C.376)时代的《墨经》中,早有力和力矩的概念和术语;在应用方面有杠杠平衡、滑车、轮轴、桔槔、辘轳等机械名词术语,书中还提出了古代的朴素原子(“端”)的概念,提出时间(宙)和空间(宇)的概念。在光学方面论述了小孔成像和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观察研究成就,提出光是直线前进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几何光学的知识和术语概念,在声学方面,《墨经》还是最早记述了固体传声和共鸣现象和相应的术语。^[6]关于《墨经》中的古代物理现象的考证与研究,我国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1941年发表过专文《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6]。3.中国古代数学在世界科学史上,也占有光荣地位,反映汉代到唐代数学成就的就有著名的算经十书^[7],最先使用了一批术语,诸如分子、分母、开平方,开立方,以及正负数、方程等,至今仍在沿用。这十经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经》、《辑古算术》、《缀术》。此外,还有数书九章、数学九章、数学大纲等。其中《周髀算经》更为人们所熟知,书中最早使用了天文,历法方面的术语,像盖天说和浑天说的辰极和极下术语,反映战国时期中国宇宙学说的概念,其次像勾股定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数学中的精僻的概念。三国时吴赵爽(223－280)撰有《勾股方圆图》,总结了东汉以来的数学成就,采用“弦图”对勾股定理的证明,这是研究二次方程得出与西方韦达(Viète,Franois,1540－1603)定理类似的结果,但比韦达早300余年;在分数研究上将运算法提到了理论高度,逐即创出了“齐同术”。4.北魏郦道元(472－527)的《水经注》,记载大小河流1252条^[8]对河流的发源和去向,各个流域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作了详细叙述,包括源流、主流、支流及所经地区的地势、山陵等,是一部早期的地理名著,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5.《尔雅》是我国最早的释义性辞书,书中收入各科术语;包括了人文科学、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分类编排是：《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器》等,其中科学技术占有一大半,各条都表达有一定概念,具有自己独立概念体系,代表当时人类思维活动中,认识事物的深度与广度。像《释地》中对地形的分类就精僻地表达出地理的基本概念。如“下湿曰阴,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这可能是最早的陆地、平原、丘陵术语的来源;《释水》中对泉也做了分类。关于《尔雅》一书,正像《经典释文》所述：“《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尔雅》一书真不愧为缀辑周汉诸书旧文,递传增益之作,乃辨章术语、严加诠释的第一部辞书。^[9]6.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五方之山,八方之海,山川道里,金石矿产,鸟兽昆虫,殊国异域等;其中《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描述我国大山五百多座,河流三百多条,记述各类矿产七十余种,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重要文献。^[10]7.我国以农立国,古代农业科学发达,反映农业科学技术的论著颇多,选其对世界农学史上有影响的著述,特别是对农学术语有继承性的论述,诸如“土”和“壤”以及“土壤”名词。早在3000年前,公元前11世纪时的《周礼》一书中就有明确的科学概念,提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其含义是“有植物生长就有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物之形也”。具体说明了土字的来源、含义和形象。关于“土壤”一词的由来及其概念含义,在土壤学界,尚有争论,这在王云森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土壤科学》^[11]一书的第21页中做了精辟的论述,认为：“中国土‘壤’这个名词的由来,是从认‘土’和认‘壤’两字上的基本意义结合起来理解而得名的,它的科学含义不是在土壤学者们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概念正确,内容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科学术语,……,有严格的局限概念和内容。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壤科学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8.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12]是我国一部宏伟的农业百科全书,强调耕作方法,提出深耕、浅耕,适应土壤肥力,提倡土壤改良等农耕措施,论述的作物,包括谷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木本植物、果树、林木和染料作物,此外,还有畜牧、渔业等,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是反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知识的论述。在宋代就传入日本,现有日、德、美多种文字版本。9.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13]是中国古代综合性科学著作,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医学等,共计200余条目。书中第一个提出太阳历与农历相结合的论点,引起当时的重视;在地质方面提出水流侵蚀作用、冲积作用的理论,是世界最早地质外力作用的论述;在数学方面提出了“隙积术”、“会圆术”,是算术中求体积大小的方法,象“立方”、“圆锥”物体的测量等,所谓“隙积”就是指有空间的堆积体而言,这是数学史开辟高阶等差级术求和的方向,是“堆垛术”的先导。在物理学上还有磁偏角的发现(1492年),比贝特里(Bertelli)早四百年^[7](1893年)。《梦溪笔谈》是科技史上的珍贵遗产,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称该书作者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10.我国历史学界长期对明代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思想体系诸因素的研究、分析,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明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或称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表明这个时期的经济发达,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涌现出像宋应星(1578－1662)、李时珍等一批有影响的古代科学家,他们的不朽著述在世界科学技术史占据有重要地位。记举其有代表者,从明代科技成就中,反映我国古代科技术语的以明确概念的科学性^[14]及传统体系。以“天工开物”一词而论,丁文江在《喜咏轩丛书》“跋”中说：“盖物生于天,不开于人,曰开物者兼人与天言之耳”;日本学者薮内清说：“天工意味着是对人工而言的自然力,利用这件自然力的人工就是开物”。李约瑟博士认为：自然力功力的开发利用,天工是根本,顺应天工制造出有应用价值的器物,则存在着人的技术,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明代宋应星(1587－1662)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古代科技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典籍不仅早已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极为重要的文献,对世界科技史也具有深远的影响。该书自1637年刊刻问世后,最先在日本流传(1694年),日本江户时代就有了翻刻本。1783年传入朝鲜,18世纪传入法国,1830年始,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教授相继将《丹青》、《燔石五金》等译成法文,1832年转译成英文,1847年转译成德文、意大利文、俄文等欧洲文字,196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任以都博士以明版为底本全文译成英文,并作了译注^[15],书名是：《天工开物——十七世纪中国的技术》。据有关资料^[15,16,17],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0－1882)曾读过儒莲译本,并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一书中,称赞中国古代养蚕技术,足可见《天工开物》在西方科技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不愧为世界科技史一部经典性著作^[18]。11.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19]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全书六十卷,包括农本(经史典政、诸家杂论),田制、农事、水利(水利工程、农田水利),农器具,树艺(名物、蔬菜、果树),蚕桑,种植(经济作物),牧养等。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科学方面的成就,记述了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古代农业科学家的农业科技理论。乃集古代农学之大成的著述。12.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是一部最早的药物学和医学的巨著,是医药宝库中的珍贵的遗产,不仅代表了我国明代的科学发展的水平,对世界医学发展影响深远,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0－1882)在《物种起源》(1859年)、《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人类原始及类择》(1871年)等著作中,曾经十多次引用《本草纲目》资料,并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20]。《本草纲目》全书五十二卷,按自然类别分为十六部,即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虫、鳞、介、畜、禽、人类,每部又分若干类,总计六十二类^[21]。无机药物是以水、土、金石三部,如金石部分为金、玉、石和卤石四类^[22],大体又以相同元素的化合物为顺序排列。如石之三,是以汞的化合物、砷化物、钙的硫酸盐及碳酸盐为顺序排列等,化学组成,包括了钠、钾、钙、镁、铜、银、金、汞、锌、铅、铝、锰、铁、硼、碳、硅、砷和硫19种元素,在化合物方面,有氧化物、氢氧化物、硫化物、氯化物、硼酸盐、硝酸盐、硅酸盐及硫钠盐9种,包括许多近代所采用的无机药物。在金石部关于各种矿物的记述中,包括：矿产地、形色、采掘方法和鉴别方法,有的还探讨了矿物的生成理论^[22]。在有机药物方面,以生物形态为主,先植物,后动物;先叙述低级生物,后述高级生物;在植物描述中,以根、茎、叶、花、果实及其演化系列,在动物描述中,分虫、鳞、介、禽、兽五部,最后为人类,基本上是按照由低等到高的进化顺序排列,大体上符合现代动物由单细胞至多细胞,由无脊椎动物至脊椎动物的进化观点。反映这些科学概念的术语,有许多沿用至今,这正是我国科技术语蕴藏着历史性和传统性的内涵所在。参考文献: [1]J.Needham,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4,1：3－4。[2]吴凤鸣,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历史回顾和现状,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1)。[3]詹绪佐、朱良志,汉字与中国人的认识观,安徽师大学报,(3)。[4]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光明日报,1991.4.2。[5]李素桢、田育诚,研究我国化学史应重视古籍《诗经》,化学通报,1983,(5)。[6]钱临照,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1941。(见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略》,《物理》第10卷,第10期)。[7]麦群忠、魏以诚,中国古代科技要籍简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8]侯仁元、黄盛璋,水经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9]蔡声镰,《尔雅》与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1,(1)。[10]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十一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1]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12]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农业科学知识,西北农学院,1955。[13]李群,梦溪笔谈选读(自然科学部分),科学出版社,1975。[14]吴凤鸣,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术语学,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2)。[15]清华大学机械厂,《天工开物》注释,科学出版社,1976。[16]潘吉星,《天工开物》版本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52,1(1)。[17]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18]容熔,我国生物学、农学对达尔文的影响,中国科技史料,1982,(1)。[19]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1981。[20]吴凤鸣,几个科学术语溯源初探(下)——矿物名词溯源,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91,(1)。[21]李仲均,我国本草学中记载的药用矿物对矿物学的贡献(摘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7。[22]王嘉萌,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科学出版社,1957。二、我国科技翻译历史与术语的溯源(一)古代翻译与术语传承性以上对术语的继承性,从术语,特别是科技术语的演变历史方面,做了概括,可初步看到汉字、汉语在华夏灿烂文化中的地位。众所周知,语言与人类共存,特别是它的词汇,是文化的活化石;词语的意义和内涵正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探讨词源,追究其造词的理据,可以追溯远古文明,窥见久远而隐征的中国文化。我国古代科技术语,早已成为光辉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史上,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占据光辉的篇章。而近代科学思想及其概念,多为引进、翻译西方科技论著而来,这是人们所共识的。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中,翻译活动是最重要的媒介和桥梁。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从事翻译活动的历史最为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后秦出现最早的翻译组织——译场^[24],是中国古时专事佛经翻译的机构,晋代以后,这个组织分工较细,分译主、笔受(缀文)、度语(传语)、证梵、润文、证义、校堪、监护等项。汉时专设译长,是黄门所属主持传译与奉使的职官;出使国外或外国来中国负责传译的使者又称译使,见《汉书·地理志》、《汉书·西域记》。西汉张骞(？－B.C.114)奉汉武帝之诏两次出使西域(B.C.139,B.C.119),发展了汉朝与中亚各地人民的文化交流及友好往来,载入历史的史册。也积淀了最为远久的语词和术语。唐代佛经翻译达到繁盛时期,唐代的玄奘(602－664)就是最早的著名的翻译家,他撰写的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7]。书中涉及他西抵伊朗、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面包括今中亚细亚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对那里的自然地理条件、语言、历史等各方面做了详细论述。贞观二十年《大唐西域记》写成,先后译成英文、法文、日文等流传世界各地,成为研究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对东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佛经翻译中除神学、经文、哲学、文学、艺术外,也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的内容,像医学、天文学、历算、地理学、金石(矿物)等。东汉佛经翻译家安世高(约二世纪中叶)翻译印度梵文的《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算法》三卷等,就是我国最早翻译天文、数学著作的代表,自然传承过大量科技术语。根据我国物理学家陆学善先生从晶体学角度考证^[25],有许多矿物名词是从佛经中翻译而来,像玛瑙初见于佛经,梵语叫阿湿揭波(asmagarbha),asma(阿湿)是马的意思,garbha(揭波)是脑的意思,从玉,故转译成玛瑙;瑟瑟与靺鞨出于波斯和康国;避者达是阿拉伯语避桀提的音转,据考证现称之为石榴石(garnet);金刚石一词,佛教术语中为“伐阇罗”(vajra),古希腊天文学家麦尼利乌斯(Manilius)最先称金刚石为阿达麦斯(adamas)刚硬之意,即是英语diamond一词的来源;祖母绿(zumurud)由波斯语转译而来,现为纯绿宝石(lemerala),在《博物要览》中说：西洋默德那国产祖母绿宝石。希腊语为柱马拉伽陶或马拉伽陶(Zmaragda or maragsos),梵文称摩罗伽陀(marakato);密陀僧(lithaige)由波斯文音译而来;卤砂有阿拉伯文(nushadur,努沙杜尔)译音而来;硼砂,系由波斯文burak演变而来,水精(水晶)源于佛经,其意为像水一样精莹透明,又称菩萨石,古籍中又称水玉,即指现在的石英(quartz),其种繁多;青金石(lapislazuli),波斯文为lazuward,阿拉伯语lāzurd,意大利语azurro;尖晶石(spinel),西方古称为balas ruby,简称巴喇,阿拉伯语称al－balachsh。从以上列举之从佛经翻译中有关自然科学名词,有许多仍沿用至今,无论在译音,抑或是译意,都显示了古代翻译家们用字的高超水平,在方法上颇值我们借鉴。唐宋时代海外交通发展,推动了中国同波斯、阿拉伯、东罗马的商业、贸易,以及文化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罗盘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就是通过阿拉伯人之手传到欧洲。蒙古帝国建立后,1219－1259年耶律楚材、常德、扫马的西部旅行及其《西游录》、《西游记》和《西使记》,早已是研究十三世纪西域历史和地理的珍贵材料。欧洲各国探险家、旅行家来中国者也络绎不绝,有代表性的要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及其《马可波罗游记》^[26],真实地记述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特别是中国的自然环境,物产等,内容非常丰富,其著作早已列为世界文献宝贵财富,对中西方文化交流起一定作用。由于元代的疆域扩展,与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以及印度、东罗马等国,在天文、历法、算术、医学以及地理方面的交流更为频繁,实际上这方面的术语积淀较多。明代经济上的发展,海陆交通发达,中西文化交流日趋繁盛。明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1371－1435)受明成祖朱棣的派遣,率领庞大舰队“维销挂席,际天而行”,历时28年,先后七次下西洋,路径37国,乃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航海,比葡萄牙人地亚丁1486年到达非洲南端好望角早81年,比哥伦布(C.Colombo,1451－1506)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采用形象、示意的方法,把在不同海域获得的对象图,一字展开式地绘制成《航海地图》又称《郑和航海图》^[27],共四十面二十图,国内九图,海外国家十一图,其精确程度,早有“详而不诬”之赞誉,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教授把郑和的海图誉之为“一幅真正的航海图”。郑和的航海及其海图对国际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丰富了航海技术和航海的地理知识,沟通科学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二)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与科技翻译中的术语的创译崇祯年间,西方传教士来华^[30],带来了西方的近代科学和文化,有名的像意大利罗马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3年来华,曾与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28],翻译过程中,为更好表达原书含意,创译出适用于我国的一套数学术语,有的沿用至今,像：点、线、直线、面、平面、曲线、直角、垂线、钝角、锐角、直径、四边形、多边形、对角线等;此外,还有《万国舆图》(1602)、《测量法义》(1617)等颇有影响。意大利罗马耶稣会士高一志(P.Alphousus Vagnoni,1566－1640),以及龙华民(Longobardi Nicolas,1559－1654)相继来华(1605,1597),高一志主编《空际格致》,1624年龙华民在书中撰写了《地震解》,介绍了西方近代地球、地震概念和知识,创译了像地震、震中等术语^[29];更值得提及的是我国学者徐光启(1562－1633)撰成一百三十五卷的《崇祯历法》^[7],为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总结性著作,在编译过程中邀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参与,他们是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Pan－toja,Jaoquesde,1571－1618),1599年来华,瑞士出生的德国耶稣会士邓玉涵(Terrenr,Jean,1576－1630)1621年来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Schal Von Bell,Jean Adam,1591－1666)1622年来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Verbiest Ferdinand,1623－1688),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Benoist,Michel,1715－1774)1744年来华,他们除帮助编译历法外,也做过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的介绍,像蒋友仁担任过朝廷的翻译工作,著有《坤舆全图》和《新制浑天仪》等,对我国早期自然科学均有启蒙作用^[30]。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Trigzult,Nicolas,1577－1628)1611年来华,后赴罗马在欧洲筹划募集大量书籍,据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文章^[32],他于1621年率领22名教士再度来华,并携带西方著作七千部。杨建筠在1628年为《西学凡》撰写“序”中所述：“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具在可译”。李之藻(？－1631)也在1625年指出：“七千部梯航嗣集,开局演译,良足以增辉册府,……故迄今有所待”^[31]。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确有七千部西方著作,第二,当时杨廷筠、李之藻等确急切选译,虽然没有能及时按照计划献书,后来还是选译了一部分,像1550年出版的德人乔治鲍埃尔[Georg Bauer,拉丁文名Agricloa,(阿格里柯拉,1494－1555)]的《De re Metallica,Libri XⅡ》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名著崇祯十三年(1640)的译作《坤舆格致》,1983年潘吉星按书的内容则译作《矿冶全书》^[32],这以前一般均译作《论金属》,这本书堪称是十六世纪欧洲一部采矿冶金技术方面的百科全书,对寻找矿脉、开采矿石、选矿,以及矿石中冶炼金属、分离和鉴别各种金属的方法等都作了系统的论述。书中创译了硬度、透明度、比重等术语。全书共十二卷,实际为十二章,译为中文本《坤舆格致》为四卷本,参与译述工作的有邓玉涵、王征(1571－1644)、汤若望、李天经(1579－1659)等。原著1556年用拉丁文在巴塞尔出版,这部著述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文笔朴实流畅,并附有275幅精美插图,堪称图文并茂,被誉为欧洲矿冶技术的经典著作,现有德文本(1557,1621),意大利文本(1563),英文本(1912)以及日文本(1968),中文编译本为《坤舆格致》为1640年,是我国翻译西欧科技著作最早的一部,无论是在传播欧洲矿冶技术,抑或是创立一批矿冶术语方面均有深远影响,就是在我国科技翻译史上也应占有重要地位。三、近代科技翻译的活动与科技术语的发展鸦片战争(1840年)的惨痛教训,激励了中华爱国志士的奋发图强的精神,东方大地开始觉醒,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值得借鉴,于是兴起洋务运动,遂即推动了科技翻译活动的日益昌盛。1849年魏源(1794－1857)在《海国图志》序言中说：“为师夷之长技而制夷”。1860年洋务派提倡新教育,学习西学——“西文”与“西艺”,而西艺即为西方科学技术而言。为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首先要培训翻译和外语人才,1862年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同文馆^[33],英文名称为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隶属于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同文馆总教习为美国北长老会教士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1827－1916),开始仅设英文馆,1863年设法文馆,俄文馆,1867年恭亲王奕忻等奏设算学馆,继而成立天文馆、格致馆、化学馆、医学馆、制造测绘等馆,从此同文馆中一个仅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变为实用科学的学校。1892年设德文馆,1896年设东文馆,学生增加到120人,同文馆实际上已成为我国开办的最早的新式学校,是一所文、理、工、医综合的大专学校,1863年设上海同文馆,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广东同文馆(均为该馆分馆)。从1862－1900创立40余年,共培训学生500余人,他们中有许多成为我国首批翻译人员和外交家,为我们科学技术翻译活动开创了新的局面。1902年该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并成立译学馆。还有墨海书馆^[34]也是以传播西方科技文化而享有盛名,像《博物新编》(1855年),英传教士合信(Hobson,Benjamin,1816－1873)所著,由墨海书馆出版,合信为医师,写过许多解剖、内外科及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还编写一本《英汉医学词汇》(A Medica1 Vocabularyin English and Chi－nese,1858),可算是我国最早的医学词汇了。值得提及的是当时徐寿(1818－1884)等参考《博物新编》,经反复研究,于1865年制成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鹤号”。广学会出版的英传教士慕维廉^[27,29](W.Muichead,1822－1900)用汉文撰写的《地理全志》(1853年),最早使用汉字“地质”一词,并把近代概念引入我国;同文馆出版的有丁韪良的《格致入门》(1868年)等,就上述列举,近代西方科学技术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传教士起了媒介作用。据不完全统计^[35]：1867年仅基督教出版著译20余种,其中天文4种,数学8种,物理学4种,植物学2种,医学2种,另外还创办了一些报刊,诸如伟烈亚力主办的《六合丛谈》,付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科学汇编》等,都传播了一些科学文化知识^[36],积淀了大量科技术语。在中国科技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翻译机构,就是1868年建立的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组织一批专事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力量,像著名的徐寿(1818－1884)^[37]、华蘅芳(1833－1902)^[38]、李善兰(1810－1882)等^[40],他们虽系少习举业,但“究察物理”,“推荐格致”,他们不仅在天文学、数学、化学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著作中,创译之术语方面也名载史册。徐寿与付兰雅合作翻译了《化学鉴原》(1872年)、《化学鉴原补编》(1875年)、《化学补编》(1883年)、《化学质考》、《化学求数》(1884年)等,为近代中国化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精通数学的华蘅芳与付兰雅合作翻译了《代数术》(1874年)、《数学理》(1880年)、《代数难题》(1884年)、《微积溯源》(1874年)、《三角数理》(1878年)、《算式求解法》(1900年)等。付兰雅1861年来华,曾为同文馆英文教习,1885年创办了“格致书院”(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at)有一定影响。华蘅芳与美国医生玛高温合作翻译了《地学浅识》(1873年)、《金石识别》(1872年),是我国地学方面最早的两本书,书中创译了一批地质术语和矿物名词,尽管书中采用许多音译,诸如寒武纪译作勘孛里安(Cambrian),石英译作科子(quartz)等,但对近代中国地质思想的发展起了启蒙作用^[29],当时(1898年)鲁迅、顾琅等中国早期学地质的先驱者们在南京陆矿学堂学习时,就曾使用这两书为课本。徐寿之子徐建寅^[39]参与翻译的著作有《化学分原》(1872)、《声学》、《电学》(1881年)、《谈天》(1882年)等。当时的翻译形式主要是邀请外国人进行口译,我国学者笔录后进行整理而成书,像翻译馆初建时,只有英人付兰雅(Fryer,John,1839－1928)一人为专职口译,1869年增聘美国浸礼会牧师金楷理(Kreyer,Carl T.),原广方言馆英文教习林乐知兼事译书,关于美国人伟烈亚力(Wright,Harrison King,1815－1887)是否入翻译馆尚有争议,而玛高温(MacGowan,Danil Terome,1824－1893)当时在上海从医,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翻译工作,而不是翻译馆成员。至于术语的翻译,原则是按其科学含意,由整理者,选定汉语、汉字表达,弄不清者,也个别采用译音。翻译馆扩成翻译学馆,代表了进入繁盛时期,参加笔述的人员中,不可遗漏者,尚有翻译《开煤要法》的王德均、翻译《算法统宗》、《勾股六术》、《九数外录》以及《开方表》等的贾步纬,翻译《内科理法》、《保全生命论》、《儒门医学》以及《光学》等的赵元益,翻译《格致启蒙》、《产科》、《妇科》等的郑昌棪,翻译《行海要术》的李凤苞,翻译《物理学》(上、中、下编)的王季烈、舒高梯、汪振声、钟天纬等,他们几乎毕生献身译书。翻译馆主要口译人员此表录自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中国科技史料》第九卷,第3期,1988年9月。翻译馆主要笔述人员本表主要依据《江南制造局记》、《广方言馆全案》、《江南制造局移设芜湖各疏稿》和上述各人的传记资料如史志、家谱等,参考李鸿章、丁汝昌等人的奏稿、函件(并见其全集或文集),并查考其译著而编成,本表不包括《西国近事汇编》、《翻译新闻纸》和《西国近事》的译者。录自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中国科技史料》第九卷,第3期,1988年9月。关于翻译馆译书的种数,各种文献资料记述不一,根据1909年该馆编辑之《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41],包括补遗及附刻12种在内(1868－1907年间),共为170种,见下表分科统计(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宣统元年(1909年)石印根据笔者所录全部书目共为176种。总之翻译馆如此大量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不仅是我国科技翻译史上的创举,对我国科技发展更是影响深远。甲午战争后,中华大地曾出现戊戌维新,研究西学掀起热潮,维新派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1853－1921)^[42]虽以翻译西方哲学著作为主,但他翻译的《天演论》给科技翻译活动建立起信、达、雅的高标准、严原则,该书是根据美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Huxley,1825－1895)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ey,1898)译出,译意确切,文字流畅,层次分明,树立了科技翻译的典范。并创译了一批科技术语,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奉为经典,号召选读。再以后的代表人物是实业家马君武(1882－1939)^[43]翻译达尔文(1800－1882)《物种起源》中的第三四两章,即《物竞篇》(1902,《生存竞争》)和《天择篇》(1903年,《自然选择》),创译的术语,至今仍广为沿用。书中不仅宣传了进化论思想,也为科技翻译工作留下足可借鉴的范例。更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者鲁迅^[45]对翻译工作提出过值得追念的指教,他曾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的译著活动,诸如1904年译《北极探险记》^[44]等为我们树立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45]。进入二十世纪后,我国科技翻译活动日趋增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实用科学等各个专业,传播了西方各国的近代科学知识,创译和继承了大量科技术语,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桥梁作用^[46]。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术语的命名与审定工作,早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参考文献[1]J.Needham,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and Cir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4,1：3－4。[2]光明日报,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1991,4,2。[3]詹绪佐、朱良志,汉字与中国人的认识观,安徽师大学报,(3)。[4]吴凤鸣,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历史回顾和现状,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1)。[5]李素祯、田育诚,研究我国化学史应重视古籍《诗经》,化学通报,1983,(5)。[6]钱临照,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1941,[见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略》,《物理》,10(10)][7]麦群忠、魏以诚,中国古代科技要籍简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8]侯仁之、黄盛璋,水经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9]蔡声镰,《尔雅》与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1,(1)。[10]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1),上海古籍出版社。[11]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12]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农业科学知识,西北农学院,1955。[13]吴凤鸣,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上),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8,(1)。[14]李群,梦溪笔谈选读(自然科学部分),科学出版社,1975。[15]吴凤鸣,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术语学,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2)。[16]清华大学机械厂,《天工开物》注释,科学出版社,1976。[17]潘吉星,《天工开物》版本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1(1)。[18]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981。[19]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1981。[20]容熔,我国生物学、农学对达尔文的影响,中国科技史料,1982,(1)。[21]王嘉荫,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科学出版社,1957。[22]李仲均,我国本草学中记载的药用矿物对矿物学的贡献(摘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7。[23]吴凤鸣,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下),矿物名词溯源,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91,(1)。[24]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25]陆学善,中国晶体学史料掇拾,科技史文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12)。[26]唐锡仁,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商务印书馆,1981。[27]吴凤鸣,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中),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9,(1)。[28]何艾生、梁成瑞,《几何原本》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1984,(4)。[29]吴凤鸣,明清两代几本地质学译著评述,自然辨证法研究,1983,(4)。[30]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31]樊洪业,金尼阁与西书七千部。[32]潘吉星,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及其在明代中国的流传,自然科学史研究,2(1)。[33]王大明,京师同文馆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科技史料,1987,(4)。[34]胡道静等,墨海书馆,中国科技史料,1982,(2)。[35]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料,中国科技史料,1988,(3)。[3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37]张子高等,徐寿父子年谱,中国科技史料,1981,(4)。(并见《清史稿》卷五百五,艺术四,中华书局,1971)。[38]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百七,列传二百九十四,畴人二,中华书局,1977。[39]徐振亚,近代科学家徐建寅和他的译著,中国科技史料,1989,(2)。[40]李迪,十九世纪我国数学家李善兰,中国科技史料,1982,(3)。[41]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宣统元年,1909。[参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68－1907),江南制造厂史(1865－1949)]。[42]李喜所,近代留学生对祖国的贡献,人民日报,1987,8,6。(有关《天演论》参见《鲁迅全集》,1,《朝花夕拾》：268－269。[43]欧正仁、马君武,中国科技史料,1981,(1)。[44]刘再复、金秋鹏等,鲁迅和自然科学,科学出版社,1976。[45]吴凤鸣,介绍鲁迅的三篇地质学论著《人间之历史》,地质学史论丛(一),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出版社,1986。[46]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