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叹息－－试论董仲舒与儒学

孔子创建了博大精深的儒学体系，然而，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几经改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西汉时由被称为“为儒者宗”的董仲舒提出，并被汉武帝接受，从此儒学正式官方化。在这一过程中，董仲舒对于儒学的改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儒学适应了封建王朝发展的需要，但儒学本身的发展却从此走上了歧途，这不有不说是历史的一大遗憾。     

论董仲舒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立足点,广泛吸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成分,创造性地提出“天人感应”说、“大一统”论以及“人有善质而未能善”的人性论观点,丰富、发展了儒学     

从叔孙通到董仲舒：西汉前期儒学与统治结构的变迁

西汉前期的儒学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结构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为了顺应时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儒者们有意识地强化了先秦儒家理论中有利于稳固政治结构的一面。通过考察叔孙通的“起朝仪”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如何完成“守天下”的任务，可以看到作为思想的儒学究竟如何影响当时的政治秩序和统治结构。综合来看，将西汉前期的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应是比较恰当的，在儒学与政治的互动之中，双方达成了一种双赢互惠的局面。     

论西汉从“黄老无为”到“独尊儒术”的转变

西汉初期,社会经济急需恢复、发展、人们渴望和平,加上亡秦之鉴,使统治者提倡并采取了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治国;西汉中期,随着封建大一统的巩固和封建经济的繁荣,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统一人们思想,以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董仲舒改造了儒学,使之符合统治者的口味,并为封建政治效劳。西汉从“无为而治”到“独尊儒术”的转变,是因为社会需要发生了变化。     

论西汉从“黄老无为”到“独尊儒术”的转变

西汉初期,社会经济急需恢复、发展、人们渴望和平,加上亡秦之鉴,使统治者提倡并采取了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治国;西汉中期,随着封建大一统的巩固和封建经济的繁荣,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统一人们思想,以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董仲舒改造了儒学,使之符合统治者的口味,并为封建政治效劳。西汉从“无为而治”到“独尊儒术”的转变,是因为社会需要发生了变化。     

试论董仲舒政治哲学对阴阳五行说的吸收

从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历程说起，论述董仲舒哲学对阴阳五行学说的吸收与改造和他的阴阳五行说的政治化倾向，并认为：董仲舒对阴阳五行学说的吸收与改造，不仅没有改变他的儒家属性，反而更加彰显出他的政治哲学体系的儒学属性。     

文化沟通:董仲舒神学思维的主旨之一

经、儒合一是董仲舒儒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将古代元典文化儒学化的过程中,因着时代宗教文化的影响和阴阳五行说、黄老之术的启示,董仲舒通过吸纳宗教神学,神化《春秋》和孔子等途径,把儒学改造成为君主统治者乐于接受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技术.     

论儒学恒常价值

哲学史上一个奇异的现象:比基督耶酥降生早五百年的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一问世就遭到非难、詈骂、围攻,且从未停止过,但是奇怪得很,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由孔子倡导的儒学却愈挫愈勇,愈生愈繁,愈演愈烈。先秦儒学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调。刚愎的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儒学面临灭顶之灾。但是没有多久,董仲舒“天人合一”论出,重新擎起儒学大旗,汉武帝将儒学定于     

“天人感应”新论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自中国哲学产生以来,几乎各个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都探讨过一世界观问题。纵观中国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有关天人关系问题的观点大致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天人相分还是天人合一;其二是说天是自然之天还是人格之天。“天人感应”是西汉时期的儒学、神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的,在董仲舒看来,“天”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最后根源,天人是存在着相副“类合”的关系,可以互相“感应”,宇宙万物和人的产生都是“天”有目的地安排的。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也,万物非天不生”,     

政统与道统——试析董仲舒阴阳五行说中“天”的双重旨归

秦汉时，“天”作为终极信仰被虔诚的信奉。董伸舒将“天”作为其阴阳五行说的最高范畴，借助“阴阳五行”沟通“天”与“人”，进而“以类合之”，推论出“天人一也”。在此基础上，董仲舒一方面宣扬“君权神授”的“忠君”理念，为其大一统理论张目；一方面又旨在宣扬儒家的王道主张，为其施行保驾护航。如此，董仲舒将政统与道统这双重的政治旨归均在“天”的名义下得以展开。     

儒学"人格"的发展与影响

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儒学文化的“人格”演变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中的“人格”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前儒学时期是“自然人格”;儒学形成时期是“理想人格”;儒学发展时期是“神化人格”;儒学教条化时期是“工具人格”;儒学解构时期是“批判人格”;后儒学时期是“寻根人格”。     

汉代如何构建价值观体系

<正>中国崛起中面对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塑造一套官民并信、并且落实在具体行动中的价值观体系。这离不开从中外获取历史镜鉴。汉代的中国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尤其具有参考价值。本文先谈汉代,下一篇谈美国。汉代的价值观体系成型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主要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董仲舒的主张主要是:抑黜百家、表彰六经、确立“三纲五常”、树立“春秋大一统”观。抑黜百家。董仲舒的主张并非“废黜百家”或“罢黜百家”,而是他自己说的“抑黜百家”,这也符合汉武帝     

论后启蒙时代的儒学复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启蒙主义”在中国遭到新的质疑而呈现出蛰伏之势；与此相应的则是儒学的复兴。这两者此消彼长的相关性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有过类似的表现。在这一波儒学复兴中，“生命儒学”、“知识儒学”、“政治儒学”的次序大致上表现出了儒学从学理探讨走向政治诉求的过程。当然，它们也受到来自启蒙主义与儒学研究者的批评；而我们在讨论这一时段儒学复兴现象时，也须注意以下前提：一、启蒙主义在今日世界受到严重的挑战；二、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三、意识形态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转变；四、儒学本身也发生了诸多变化。     

天人合德思想对于儒学道德形上学的理论意义

儒学的主旨就是人学，它对于人伦道德给予更多的切实关注，故其形而上学实质上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儒学从其发轫（先秦儒学）、发展（汉唐儒学）一直到成熟定型（宋明理学），一直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天人合德”。“天人合德”思想为其道德形上学建立了理论基础，在儒学的伦理道德思想之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援儒学入“科学”和“民主”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他被美国学者艾恺称为“最后的儒家”。其“援西学入儒学”,将民主、科学与儒家人生态度融为一体的儒学观,彰显了“五四”时期儒学观的时代特色和思想特点。     

从宋明新儒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看佛教对儒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相当程度来自于佛教。隋唐时期,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一种开放的政策,儒、释、道三足鼎立,为各种思想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隋唐佛教的佛性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儒学化,这更为儒学吸收佛教的思想提供了方便。宋明新儒学之“心性”,无论是张载的“天地之性”,程朱的“天理”,还是陆九渊的“心”,王阳明的“良知”,都不是传统儒学的作为具体人的现实具体之心性,而在相当程度上已具有本体的性质,与佛教的“佛性”、“心性”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宋明新儒学区别于传统儒学之最根本处,就在于二者思维模式的不同。探讨佛教对儒学的影响,认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儒学,走出象牙塔

用两点论看待儒学研究中的两种观点,提出普及儒学不容忽视。评述儒学发展史上几位大儒的研究视角,点评几本在民间流传较广的通俗读物,以支撑“学术研究与普及儒学并重”的中心论点,并提出了相应的实践途径。     

略论两汉经学走向

司马迁以先秦儒学为指导，反对董仲舒营造的君权神授论。西汉末，杨雄著《法言》，亦起而反对董仲舒。东汉班固著《白虎通义》，比董仲舒走得更远。至东汉末年，社会上掀起一股强烈的批判思潮，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剥落了两汉神学经学的最后一层油彩。     

古代儒家人性理论之集大成——董仲舒人性论思想探析

“身两有贪仁之性”是董仲舒人性论思想的基本内容,他为论证这个人性内容中先天差别性的命题和“性三品”说这个人性形式上先天差别性的思想,融台了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争,把孟子的“善性”降低为“善质”,并在其中掺杂了“恶”的内容,这就减少了人性论中的先验成份.在理论上有其进步意义。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