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游侠与咏侠诗

唐代游侠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并没有如许多论者所说的空前兴盛。咏侠诗不能反映唐代游侠的真实面貌。但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游侠成为唐代文人咏志抒怀的对象,客观上促进了咏侠诗的高度繁荣。咏侠诗也为我们认识唐代游侠提供了一些思路与依据。     

唐代曲江诗研究综述

曲江是唐诗中出现非常频繁的地名，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人文意蕴，是大唐气象重要的文化象征。分析近三十年来唐代曲江诗的研究成果，从唐代长安诗、唐代曲江诗、曲江诗的著名景观、著名诗人等方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当前研究成果集中于曲江的历史文化、曲江诗的意向、曲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曲江诗所反映的大唐气象、唐代历史变迁、唐代文人心态等，这些研究推动了长安历史文化、唐诗学、唐代文学的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对于曲江季节诗研究的较少，对不同诗人所描写的曲江季节诗的对比研究较少，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唐代闺怨诗对《玉台新咏》中闺怨诗的传承与突破

以《玉台新咏》为代表的齐梁诗歌，为唐代文人的表达提供了借鉴的营养，《玉台新咏》所收的闺怨诗歌体现出的风格与追求，对唐代闺怨诗的影响贯穿有唐一代。唐代闺怨诗与《玉台新咏》中闺怨诗的因缘包括承与变两个方面，主要表现在：唐代闺怨诗的题材内容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闺怨诗对《玉台新咏》中闺怨诗的意象的传承与突破；唐代闺怨诗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继承与突破。唐代闺怨诗在充分继承前代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加以发展、壮大，与前代闺怨诗相比，又有了新的开拓。     

论唐代叙事诗发展的原因

中国是诗的王国,我国古典诗歌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发展迟缓,至唐文人叙事诗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主要阐释了唐代文人叙事诗发展的原因。     

唐代三令节考与文人宴集诗

唐代三令节是唐代官方认定的佳节,在唐代帝王提倡和唐世娱乐风气影响下,唐代文人三令节雅集宴游之风广为流行,诗文创作亦为频繁。唐代三令节文人集会宴游诗充满文人独特的情感基调和文化内涵——春愁秋恨,嗟老叹病的生命情怀和怀旧思昔,今昔对比的时空感悟。     

舟的审美意象与唐人仕宦生涯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舟意象紧紧伴随着文人士子的羁旅游宦生涯,具有丰厚的情感内涵。唐代文人笔下的舟意象作为他们频繁使用的意象,成为承担他们情感与理想的重要载体。本文试从游子、狂者、悲士笔下的舟意象进行分析,透视唐代文人在游宦生涯中流露出的复杂丰富的人生理想及情感体验。     

诗性背后的自然景观——略论王维山水田园诗境的绘画性

唐代杰出诗人画家王维的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山水田园诗中蕴藏的绘画性以及王维在艺术语言上的独特性,揭示了诗人画家王维寓画于诗的人文理念和精神,体现出中国文人探索自然景观文化的审美取向.     

诗学镜像与古都遗风——汉地西域诗的文化钩沉之一

汉魏六朝已有汉地西域诗,隋代数量增加.唐代朝域扩展,中原与边域和周边通商增多,西域都护府都督府与"入幕制度"使诸多官僚将帅文人邀功西域,边地生活和战事成为唐诗的重要内容.边塞西域诗多描写赴边将士之悲壮、离别、思乡与戍边战事之雄浑并形成流派;汉地西域诗涉略边域风貌、风物、技艺、信仰等,尤其于元明都城.清代西域诗亦多戍屯和风情类,较唐代之内容与数量愈多.其风土风习勾连西域文化蕴涵与源流.诗词、绘塑是文化认知的浓缩、透视与情感抒怀,民俗、信仰、艺术、竞技是社会历史文化的要素、载体、镜像.笔者以汉地诗钩沉佐证西域文化于汉地的传入、留存、衍生,所涉汉地西域诗,略汉代及清季,重现古代至晚近尤其中古中国社会之西域文化事象.如走索(走绳、绳技)、杆技("都卢"、缘杆、寻橦),西域音乐(曲式、乐器、乐舞),马球(击鞠、打毬),马术(仪仗立马、蹀马之戏、走马走车),张灯风俗;狮子狮舞(模拟狮舞、舞狮),西域佛教(贝页经、佛赞、译师、佛寺),西派摔跤,葡萄与葡萄酒等,且考其内陆欧亚或大西域(及近东)渊源.这些文化元素,成为现今汉文化的重要组成.它亦启示,承载文化的除文字包括诗以外,尚有技艺竞技、信仰习俗及其家传族传、壁画雕筑塑像诸记录方式;追寻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西域部分,不应忽略文献正史外的美学载体与民间成分.     

白居易分司东都与洛阳闲适诗唱和群体形成的研究

唐代中期以后,分司东都的文人数量不断增多.其中,白居易曾长期在洛阳任分司之职.他在文坛的声望和影响力,他所倡导的"中隐"思想和闲适生活情趣以及广泛的交游、超然的政治态度和对诗歌唱和活动的热衷等因素,使他成为当时分司东都文人群中的重要人物,并促进了洛阳闲适诗唱和群体的形成.     

三峡茶诗散论——茶与文化名人的情结透视

三峡茶诗是中国茶诗的一部分，体现茶与文人的一种情结，在三峡茶、茶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三峡茶诗角度分析茶与文化名人的情结现象：一是三峡茶作为文化载体，其沃土之深厚，给人以强烈的感受；二是文人善于捕捉茶中信息，以致触茶生情，以茶说事；三是茶诗多有寄托，故文人常知茶性通人性，以此抒发其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情绪。     

"诗史"精神的确立--杜甫在唐末五代的接受探析

由于社会动乱的原因,相似的文人命运使唐末五代文人首先确立了杜诗“诗史”地位并效仿之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又由于文人大多得不到重用,各个政权的腐败,杜甫的讽谕手法及寓议论于叙事的艺术手法也被唐末五代文人继续发扬。尤其突出的是托古讽今的咏史诗和韦庄对杜甫的接受和仰慕。     

论《酉阳杂俎》的“史性”特征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初期,对于小说的功能,论者往往定之以＂可补经史之阙＂。因此在古代小说的发展之初,小说常在作者的写作态度以及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史性＂特征。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虽然成书于＂始有意为小说＂[1]（P39）的唐朝,但是从其创作态度、写作方法、内容题材等来看,仍具有突出的＂史性＂特征。     

《大明律》中的"盗"罪研究

《大明律》中规定的“盗”罪包括有盗窃、抢夺、抢劫、敲诈勒索、诈骗等,这些规定既继承了《唐律》的有关规定,也有细微的变化。通过分析这些规定,一方面可以了解我国古代法典中对这些犯罪的立法规定,同时也可以将其与今天的刑法做一些比较,得出有关刑法的立法技术及模式的有益启示。     

论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北宋诗人崇尚唐人唐诗，以盛、中、晚三唐的诗人诗作为主。其形式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即“别集整理”、“选集编选”、“唐集校注”、“诗话评说”、“序跋品评”；而于诗歌创作方面的具体表现，则重在相互唱和而成风气、汲取各种创作技法以为己用、继续乐府诗的创作等方面。因此，以崇尚唐诗为主流的诗歌创作，历史地成为了推动北宋诗歌繁荣与发展的一种驱动力。     

汤贻汾戏曲活动考述

在清代戏曲家中,汤贻汾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他的武臣身份,其次在于他所作杂剧《逍遥巾》以“自我登场”而秉承的“写心”传统,以及剧作中别树一帜的慷慨磊落之气格。正是他所继承的忠孝家风、博雅家学造就了他人格气质乃至文风的慷慨磊落．而他之所以倾心于戏曲创作与家乐欣赏则与曲家间的广泛交游密切相关。汤贻汾的戏曲观在于将戏曲活动视作抒写心性、陶冶性情的途径之一,是为“游戏能工便是仙”。     

唐代婚姻中的并嫡现象探析

唐代开放风气弥漫整个社会,婚姻生活中存在的并嫡现象能有力的证明这一点。唐代的并嫡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时代背景、唐代婚姻的宽松环境、传统的“广继嗣”观念的影响等因素,但其出现只是暂时的,唐以后渐趋减少,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王维山水诗疏笔技法的表现

王维是我国唐代著名画家、诗人,笃信禅学,是“南宗”画派的创始人。其山水诗在唐代诗坛独树一帜,形成了一个艺术门派。其以中国绘画中疏笔的理论和表现技术入诗,使其山水诗深含“闲逸、静默、淡泊、深远”的特点,具有“冲而弥和,淡而弥旨”的意境。     

论晚唐乐府诗对新乐府诗风的继承与发展

晚唐以“皮、陆”为代表的一批积极关心民瘼的乐府诗人沿着中唐新乐府诗开辟的现实主义乐府诗风道路继续前进。他们继承了新乐府现实主义诗歌的自拟新题写实事与叙事手法,并发展了乐府诗的讽喻艺术。     

论唐玄宗《孝经御注》的内容特点--兼与郑注、孔传比较

唐玄宗《孝经御注》是唐以后中国历史上最通行的《孝经》注本。与玄宗时代以前最流行、最权威的《孝经郑氏解》、《古文孝经孔传》相比较，玄宗《御注》体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行文风格精炼、平实、明白易懂；在学术质量上，博采前代旧注之长，超拨众家；在思想内容上，紧密联系现实，充分贯彻教化天下的精神。这些特点是玄宗《御注》能取代往代一切旧注．成为后世最主要《孝经》注本的重要原因。     

孟浩然的审美追求及其在盛唐诗歌演进中的作用

孟浩然毕生的审美追求是“求真”“求自然”。这种追求为盛唐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范式,它具体表现为三点：一是将日常生活入诗,二是将兴寄入诗,三是独特的抒情手法和入俗致雅的语言风格。孟浩然的创作,扩大了唐诗的题材,有效的抵制了初唐时期的浮靡诗风,谢灵运结合在一起,完成了由陶,谢到王维过渡,将山水创作推向繁荣,孟浩然的创作确立了平淡诗风在盛唐诗坛的地位,开启盛唐诸大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