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廷竹和他的“大时代三部曲”

文学、作家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与当地的经济、文化状态密不可分，作家只有沉潜到生活的最深处，感受到时代的强有力的脉动，才有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作家张廷竹和他的“大时代三部曲”（《大路朝天》、《盛世危情》、《清平世界》）以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深刻介入社会问题，展现社会众生相，揭示人本性中的善与恶在非常状态下的激变，着力于对人的灵魂的探索与改造，探索未来发展之路，不失为一个时代的“醒世恒言”，也为改革文学提供了新的范本。     

再找北京猿人头盖骨——天津兵营的故事

2005年，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寻找工作委员会成立，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丢失的北京人化石的再一次寻找。中央电视台《走近科学》栏目组跟踪拍摄近三年，制作出了大型系列节目《再找“北京人”》。笔者作为这一系列片的导演，亲历了寻找活动全过程。在关于头盖骨化石下落的众多线索当中，天津的美军兵营曾经是一个最大的谜团。     

“三斗坪的故事“——论聂华苓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

《失去的金铃子》是一部“往事追忆型”的诗化小说，借抗战时期三峡小镇“三斗坪的故事”描写了一个女孩子的成长过程。小说充满了对淳朴的山乡大自然的无限眷念，蕴涵着透彻的人生感悟、深刻的人性描写，是作者于“绝望的寂寞”中对生活意义的追寻与思考。     

在荒诞历史中钩捞人性之光——读李锋《残血》有感

在一段荒诞的历史面前，人大概都会如此表现：懦弱的更加软弱，丑陋的更加可耻!在风雨时代的洪流之中，人性黑暗和残暴的一面将苏醒和张扬，人性的失衡、变态、异化也将更加明显，但人性的光芒到底是无法熄灭的。一直非常勤恳和严谨的李锋在相继推出长篇小说《颠婚》、《情池》之后，又迅速地完成了这一部充满人性探讨的长篇小说《残血》：荒唐而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背景，惊险跌宕的故事叙述，五光十色的人物网络，畸形挣扎的心理波折，出人意料的结局，小说呈现的仍然是作家擅长的写作区域，     

未被理解的意蕴——《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重读札记

“救救被‘四人邦’坑害的孩子”多出七个字 不止一个人将刘心武的《班主任》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有限制的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都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而且，这两篇相距七十年之遥的作品还有一处巧合：《狂人日记》以“救救孩子……”的呼声结束小说，     

由阿Q、王秋赦谈及“残血兵团”造反革命的血缘基因

评价一个作品要有参照系，有比较才有鉴别。李锋的长篇小说《残血》，是写文革的“残血”之斗。文革题材的文学创作已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历炼。李锋，你还能炼出啥？李锋以魔幻现实主义和浪漫传奇的人物设置和故事包装，叙述一场跨越历史时空但重点发生在文革的“残血”之斗。作者三四次提及“残血兵团”的造反派们挑选女人来享乐时拿阿Q来类比．这透视出作者已意识到两者的相似性。笔者以为，《残血》的“得”主要的不在于该书封面封底广告语宣称的所谓人与魔、爱与欲、善与恶、     

论《边城》叙述者性格及其功能

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的叙述者以独特的话语,构筑起一座神秘的现代神话庙宇,虔诚地供奉着“人性”这一偶像。他在符化人性理想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自我的塑造。《边城》中个性最为生动、最具感染力的,与其说是翠翠、老船夫等人物,不如说是这位神秘的叙述者。本文试图立足于文本,破析其丰富复杂的叙述者个性与叙述功能,以体悟其形式意味。     

两个对峙而互补的艺术形象——郭沫若《凤凰涅檠》与鲁迅《阿Q正传》形象比较分析

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有两个表面对立却相互补充的艺术形象，在五四时代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反响。从一个时代文学的联系性与整体性来说，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对峙而互补的艺术形象，合起来审视，恰好构成相反相成的艺术统一体，同时反映着社会生活中人性的两面，从而加深我们对人由表及里的更深认识。     

谈《寒夜》之“寒”

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不同于作者描写大家族命运的“激流三部曲”,该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社会小人物——汪文宣的悲剧。整部小说基调悲凉,人物的命运坎坷,结局悲惨。这不仅因为当时社会环境及社会制度的冷酷无情:寒冷的冬天、寒冷的长夜、黑暗混乱的社会,一个凄冷的《寒夜》更在于人性中的“寒”:人性的孤独、人情的冷漠与无情及人与人沟通的缺失。     

革命与启蒙——读王安忆《启蒙时代》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叙述的是南下革命干部子弟与市民社会相遇的故事。它细腻地表现出革命后新的时代语境下市民社会的特点。革命在中国城市的目标首先体现为“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清除与劳动者无关的滋生堕落的消费场所和空间。也因此，上海在1960年代发展出新的市民生活方式，以前的资产阶级趣味蜕变成一种含蓄的生活情趣和美学上的享受，特殊经历和经验转化为一种颇具魅力的气质。而相形之下，那种抽象精神，似乎没有什么魅力可言，那些秉承这类抽象精神的干部子弟们投入到市民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摆脱了抽象的纠缠，获得一个自然的、人性的自我。如此，革命似乎不是为了超越市民社会，相反，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是为了回归市民社会。革命和启蒙是什么样的关系？谁“启”谁的“蒙”？《启蒙时代》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走向历史深处的呼唤──读袁生中人物画

中国四川省诗书画院的职业画家袁生中，他的水墨人物画出入于中国当代画坛。他的墨路宽，且丰富多变，特别倾力于挥洒对时代的感受和理解，追求和探索，让每一团是，每滴水都能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时代生活的一部分。在他的创造中，体现着艺术家崇高的使命感。揭示普通人的精神品质及其美学价值，这是袁生中在他的众多人物画中所着力追求的一个内涵层次，他前期作品主要描绘乡村人物生活，多视角、多层次刻划中国农民群体的质朴淳厚的人性。画家以恬淡，轻灵的笔墨，截取人物的瞬间神志和情趣，创造形神兼备的写意风格，表达自己所探求的致深…     

方方小说中的“潜对话”现象——兼论中国何以出不了“复调小说”

从方方的《状态》始，“潜对话”已成为方方小说创作的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这在其近作《鸟泥湖年谱》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潜对话”不仅表现在单个人物、人物与人物、作者与人物之间，而且成为作品的结构性因素。作为与“对话”(公开对话)相对而言的“潜对话”，与巴赫金所说的“复调”有着明显的差异。作家个人的艺术选择、时代情势使中国出不了“复调小说”。     

试论《红楼梦》叙述人的设置艺术

《红楼梦》打破了传统的写法,在叙述人的设置上,将单一的、集体化的小说叙述人,发展成为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个性化的、立体化的系统,其独具匠心的叙述人设置艺术,可概括为四点：“说书人”、“曹雪芹”、“石头”之间的相互置换、交叉叠合与各有侧重;“二度叙述人”之间的相互印证、相互指涉和相互渲染;“石头自叙”向说书人和“人物视角”浓淡相宜的转换;叙述人在叙述时又不断被叙述,构成最可靠和最不可靠叙述的双重声音。当《红楼梦》叙述的主旋律响起的时候,不同和声构成的多声部、立体声的乐章,使小说摇曳多姿,意味盎然。     

畸形的抽彩人:人性的沦丧与希望的渺茫——小说《抽彩》人物解读

文章对当代美国短篇小说《抽彩》从人物群像图、人物抽象图、人物变化图进行了解读。雪莉.杰克逊对愚昧盲从、自私残忍的极端畸形人物群像的刻画,具有高度抽象的象征寓意,它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运作机制下人性的扭曲及民主的假象,反映了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理想信念丧失后人性沦丧、暴力遍存。人物变化图是作者关于传统、未来、理想与信念等方面的哲理性思考,反映了作者对人性的希望与迷茫。     

一曲新兴资产阶级的颂歌——《鲁滨孙飘流记》简析

从三个方面来探究《鲁滨孙飘流记》这部作品永久性艺术魅力的真正原因。即新主题：资产阶级领导人类和利用自然的伟大斗争的能力；新人物：“鲁滨孙”是一个个人奋斗者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产生的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特点；新手法：《鲁滨孙飘流记》的创作反映出启蒙主义文学的特点，奠定了英国写实手法的基础。     

托尔斯泰艺术作品的革命属性

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在此,列宁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家的标准,这是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断。在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列宁把“艺术家”与“革命”联系起来考察,意在说明当时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是不能不反映革命斗争和生活的。应该注意：这里的“革命”,是指革命生活,时代生活,有意义的时代生活,不单纯指政治,不单纯指无     

无根漂泊的“零余者”——从《河岸》中的主人公库东亮谈起

《河岸》中的库东亮是生活于当代中国的“零余者”，他的自我放逐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因文化之“根”失落而产生的一种普遍漂泊感。库东亮对文化革命的拒绝宣告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回归，这使他的寻根成功有了某种可能。这个人物是苏童对20世纪“零余者”形象的丰富和发展。     

从专题报道看《城市画报》对“新生活”的建构

《城市画报》以“新生活的引领者”自居，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它对“新生活”这一概念的把握与理解，并使之建构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成为城市人生活的引导。文章从最能反映杂志核心意义的专题报道入手，分析《城市画报》对作为“新生活”的都市生活文化的建构，并由此探讨“新生活”理念的未来发展方向。     

口述历史的意义和价值——以《荷马史诗》为例

口述史本是史学的源头,西方史学史是从《荷马史诗》开始,其中的人物是半人半神,故事也属半真半假,但却毫无疑义地被尊为西方史学的滥觞。在没有发明文字以前,口耳相传的历史是人类唯一的记忆形式,因此口述的《荷马史诗》被认为是一个英雄时代的反映。《荷马史诗》作为口述历史的典型代表,显示出了口述史学相较于传统史学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被遮蔽的激流——论《创业史》的叙事张力

由于十七年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紧密关系，所以常常被评论家视为“人与自我的失落”的文学。然而，十七年时期的文本往往在“表达了什么”与“如何表达”之间又形成了叙事的裂缝。从微观叙述形态层面上来探讨《创业史》，可以发现其叙事张力在文本内部的人物关系设置、矛盾冲突的展开方式、作家对角色的定位与读者接受等诸多方面都有所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