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逻辑二分法思想初探

二分法在传统逻辑学中是一个基本的方法,在我国大陆出版的逻辑学著作中,都只把二分法看作是类的二分或存在对象上的二分,忽略了作为纯粹逻辑意义上的二分法与作为方法学意义上的二分法的区别。牟先生指出,把二分法限制在类、对象或存在上,只是二分法的应用,而非逻辑二分法的本质意义。逻辑二分法的本义,乃是“肯定与否定的对偶性”,是“理性之二用”,因而有其绝对性、先验性与必然性。牟先生通过“形式的解析”与“超越的解析”阐明了对偶性原则与思想律对于逻辑推理的关系。同时,牟宗三先生也反驳了现代逻辑学家对于对偶性原则的批评,证明对偶性原则是所有逻辑系统的基础。     

论贾平凹小说的体式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在体式上可以分为“性格”小说、“人物命运”类小说、“写意”小说、“散文化”的长篇小说。“性格”小说，“人物命运”小说以对某一人物性格的充分展现为结构重点，小说的各组织部分从不同的方面塑造这一人物性格而形成整体的组织关系，人物作为小说叙事内容的展开中心而存在，“写意小说”对于古诗文传统有着明显的继承，“散文化”的长篇小说则出现了一种“絮语化”的倾向。每一种体式都体现了他创作思想、文学观念的变化。     

论《务虚笔记》的思想对话形式

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以小说的方式思考存在 ,其思考的展开方式构成它独特的人物形态、故事逻辑和对话形式。其中 ,对话在这部作品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将这些对话的形式与功能进行类型分析 ,便可以看到这部小说采用或创造出如此多样的对话形式 ,实现了作者对于存在的更充分、更自由灵活、更简捷有力的小说式思考。如果它只采用传统的人物对话形式 ,则不仅会导致篇幅的成倍增长 ,而且 ,其思考性也决不可能在一部小说中达到如此的广度、密度、深度和明快透彻     

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角度解读《我的安东尼娅》

就叙事小说而言,薇拉.凯瑟的代表作——“内布拉斯加小说”系列中的《我的安东尼娅》是其艺术创作的顶峰。作者以充满地域特色的美国中西部边疆为背景,塑造出早期欧洲移民的典范安东尼娅,表达了她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思考。本文通过对小说主要人物与生存环境中的动植物和谐共处情形的分析,挖掘出薇拉.凯瑟文本中所蕴含的深层生态主义思想。     

欲望、冲突与和谐——浅谈《幸运的吉姆》的人物形象塑造艺术

“愤怒的青年”小说流派发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金斯莱·艾米斯是该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幸运的吉姆》以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平实质朴的语言以及惟妙惟肖的人物对话,表达了特定的审美感情和生活内容,塑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形象。     

试论哈代小说结构的戏剧性特征

哈代的小说，在形态上存在着对其他门类艺术的借鉴、兼容乃至潜移倾向。本文以威廉．阿契尔的“戏剧”理论为根据，着重探讨戏剧艺术在哈代小说结构中的运用。本文作者认为，哈代的小说在结构上存在着对戏剧艺术的借鉴，他的小说结构富有戏剧结构特点。哈代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大量使用了戏剧艺术中的“冲突”、“激变”等技巧，以增加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使读者由此获得视觉、听觉和感觉的多重效应。     

试论"乡土小说"向"农村小说"的转换

20世纪前期的“乡土小说”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小说”是有很大区别的。从经济形态之别和基本主题与题材转换，社会关系之别和基本场景与情节转换，价值体系之别和主要人物与主导风格转换这三方面论述“乡土小说”向“农村小说”转换的历程。     

试解“巴特尔比”之谜

本文以据社会学及心理学的观点从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巴特尔比:一名书写员》的创作背景入手,通过对其人物、情节的分析来揭示现代社会“非人格化”现象这一主题。在美国,基督的救世精神如同“死信”无人传递。小说主人公巴特尔比恰似迷途羔羊一去不返自绝于“坟墓”——人世间。     

衍生个人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的“撕破”策略

文化的转型或变异在深层次上制约着中国现代小说人物话语的形态,以虚假个人声音为内容的衍生个人话语在中国现代小说的“撕破”策略中拓展了人物话语的叙事功能。衍生个人话语所具有的可以导致在语言传播与交流过程中所指与能指错位的掩饰、代偿、命名和康复等功能,揭示了无意识文化模式的某种机制。     

试论《毛格街血案》的心理分析主题

《毛格街血案》是美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家爱伦·坡侦探小说的代表作。本文试图通过心理分析方法,去探讨论证《毛格街血案》中人物的心理分析主题。小说通过“头——身”二分法说明仅有理性的人类社会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应该再加入情感和性,无头(即无理性)的身体是怪异的,但是无身体(即无感性)的头也是怪异的,人应该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这就是小说中三对人物的最终意义之所在。     

小说叙事研究的新视野——空间叙事

阐述了人文社科领域内的“空间转向”和小说叙事研究的“空间叙事”的概念及其关系，并对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应以空间的叙事功能为核心问题，还可进行一些空间叙事的形态、视点、节奏等外围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些都为小说叙事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二元主角"

《了不起的盖茨比》被公认为是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思想和技巧最成熟的作品,同时也是美国小说史上的一部力作。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写作手法引来了无数批评家的目光。从小说的结构设置、叙述视角、人物命运和主题表现梦四个层面,探讨和挖掘《了不起的盖茨比》“二元主角”的现象,是很有价值的。     

18世纪英国小说中“绅士”形象的嬗变

18世纪的英国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并推进了中产阶级塑造自我、创造身份的愿望和努力。其中最具代表性就是新绅士理想的确立。本文以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的小说为例探讨了这些小说中形形色色的绅士人物，分析了18世纪英国小说中“绅士”形象的嬗变以及当时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     

二元对立与《无名的裘德》

作为文学批评领域重要的研究方法,二元对立现象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当中。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运用几对二元对立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效果。本文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出发,通过对小说中二元对立模式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二元对立的运用成功揭示了人物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进而深化了主题,增强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从《达洛维夫人》谈伍尔夫的"主观真实论"

伍尔夫一生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小说的改革与艺术的创新,主张现代小说应着力于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追求表现人物的精神意识,这才是伍尔夫所谓的“真实”的“生活”。这种“主观真实论”的创作观在《达洛维夫人》这部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中得到完美的呈现。与传统小说相比,《达洛维夫人》没有了完整意义上约定俗成的情节、喜剧、悲剧、爱情的欢乐或灾难,物理时间被极大地削弱,淹没在人物虚无缥缈、飘忽不定、朦朦胧胧的意识流构成的心理时间的延展中。另外,空间蒙太奇手法所构成的同步叙述也为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的“主观真实论”锦上添花。伍尔夫在文中频繁地借助于聚焦媒介——辆行驶在庞德街的汽车发出的巨响、一架翱翔在伦敦上空的飞机、大本钟洪亮的钟声、老妇人的歌声及救护车的警铃声等等,以此展示同一时刻内两个或多个人物的意识活动,自然而然为从一个人物的意识进入另一个人物的意识提供便利,使读者能同时窥视达洛维夫人和塞普蒂莫斯及彼得等主人公微妙和复杂的精神活动而并无突兀之感。无序中蕴含的有序,让读者领略到别样的美。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三国演义》中“义”的英译审视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虽以战争为主线,但其中的主要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义”贯穿了整部小说,因此,“义”的多义性能否在译本上还原,其多义性对应的翻译选词有何特点,翻译方法如何,这些翻译选词和方法受什么因素影响等话题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章基于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以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小说第一卷的罗慕士译本和虞苏美译本做了“义”的英译对比研究。研究发现,罗译本和虞译本在翻译选词上存在明显差异,罗译本中honor和loyal占比较大,虞译本则更偏向于使用loyalty和justice。此外,翻译方法上也各不相同,罗慕士偏向释译和厚翻译,虞苏美偏向浅化翻译甚至省译。文章认为,翻译差异主要受译者主观能动性、译者惯习、译者资本和其他行动者等因素影响。     

谈《呼兰河传》人物塑造的深层意蕴

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小说《呼兰河传》,该小说所展示的20世纪的呼兰河城是民俗社会的一个缩影。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以单个人物特写为“点”,将整个呼兰河城形象和魂魄摄取,凸现于读者面前,深层揭示了呼兰河城人物的“生活相”及其共同的文化心理。作者以巧妙独特的艺术技巧,反思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以达到批判愚昧和改造民族灵魂的深层意蕴。     

从《八月之光》的人物看福克纳对基督教原型的反讽

美国南方小说集大成者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充满了浓郁的基督教文化气息。福克纳通过把其笔下的人物与基督教原型进行类比以获取独树一帜的艺术效果并给人以深刻的哲学思考。本文以其代表作《八月之光》中的人物分析为切入点,通过乔.克里斯默斯类比倒置的耶稣,盖尔.海托华类比流放的耶稣来领会福克纳作品中的反讽。     

人物形象的空间意义

在小说空间中,人物形象占据着最为突出的地位、如果一篇(或一部)小说中没有人物的行动、语言和情态存在,那么作品也就没有任何魅力.小说人物群体空间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他们是小说的核心,是最具有吸引力和美学价值的形象.     

创造具有复杂性格的“活人”——论茅盾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

人物形象的创造,是小说创作的中心。现代文学巨匠茅盾,就十分重视小说的形象塑造。他提出过创作以人物为“本位”论,把人物形象塑造“尊为第一义”。①关于他自己的创作,则说过:“‘人’——是我写小说时的第一目标。”②由此可以见出形象塑造在他创作中的位置。对于形象的具体要求,茅盾提出过一系列精辟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活人”的主张。他认为,小说描写的不是“‘标本式’的人物”或“纸剪的傀儡”,提倡“写出来的人物是立体的复杂性的活人。”③这就对形象创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茅盾的创作就是遵循这一原则,从而为小说的形象塑造提供了重要经验的。在这篇短文里,不可能对此作全面阐述,只能着重就表现性格的复杂性谈一些粗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