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端临《注籍考》史部三分法及其史学史意义

马端临《文献通考》是中世纪仅见的独家著述,集中体现了马端临的治史成绩。其中《经籍考》史部分类是他“融会错综,原始要终”的历史研究方法论的重大收获,体现了他对中唐以来基于社会变革而发生的史学变革的自觉认识,具有史学史意义。下文分三点予以阐述:     

五、元代

叶李 (1242—1292)字太白,又字舜玉,杭州人。元朝大臣。 叶李天资聪颖,自小好学,宋末为太学生。宋景定五年(1264年),元军已南下驻军长江。南宋朝廷命贾似道领兵抵抗,此时,适逢元军首领蒙哥汗战死,忽必烈急于回去夺王位,便与贾似道私下签订和约,班师鄂州(今武昌)。     

生命力何在,问题何在——APEC 十年回顾与展望

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诞生十周年。这十年,尤其是1993年西雅图会议后,APEC 在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推进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同时也有人不断投来怀疑的目光。王嵎生,中国 APEC 第二任高官(1993年～1998年),他将就 APEC 发展过程中几个“较劲”的问题谈他通过六年工作实践而得出的观点。张力军,中益国际经济集团总裁,中国参加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的三位工商界代表之一,也是 APEC中国企业联席会议(ACEA)主席团成员。他的观点有时会显得有点尖锐,但往往更为“实在”。——编者     

龚自珍的人才与变革思想初探

<正> 道光十九年,(1839年),龚自珍四十八岁辞官南归,途经镇江,撰写了一首气势磅礴而又幽恨浩荡的“青词”(道教祭神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面对鸦片战争前夜中国社会沉闷的空气,他大声呼唤,期待出现自上而下的变革“风雷”,而且把“不拘一格降人才”与变革联系在一起,希望冲破万马齐喑的局面,给中国带来生机。在这样一个由封建社会转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转折时期,龚自珍的人才与变革论,是开近代改革先河的卓越思想。一重视人才与主张变革的思想,龚自珍在     

“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杜甫在湖南的诗歌创作

杜甫在湖南的三年,是“江湖行路难”的三年,也是“乱离难自救”的三年。当时他贫病交加,居无定所,处境十分困难,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歌手,他的诗歌创作却从未停止。“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泊岳阳城下》),他一进入湖南就这样庄严地宣告了。他早年曾说过:“诗是吾家事。”把写诗看成是世代相传的事业;到了湖南,这一思想又有新的发展,“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宿凿石浦》),他要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那样,把自己的诗视为优患中的发愤之作,以比于文王蒙难演《易》而作彖辞(《易》之卦辞),孔子莫容赞《易》而作系辞(卦辞传注)。就因为有这样的力量支持着他,所以     

刘向使外戚上变事始末

[]?在西汉中后期政治、文化舞台上,刘向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精忠不渝,历事宣、元、成三朝,三度被废,三度复起,一生捍卫刘氏宗族,与宦党、外戚坚持斗争.在早年的政治生涯中,初元二年的使外戚上变事是决定刘向一生政治命运的转折点.萧望之、周堪、刘向等与宦官石显、外戚许、史围绕灾异展开交锋,最终经生集团落得大败.刘向的变事既体现了他捍卫宗族的忠心,也反映出早期刘向在政治斗争中的不成熟.而历西汉元帝朝,围绕刘向的这次上书而发生的种种争斗实际是经生集团与宦官、外戚集团争夺权力的缩影.本文通过记述刘向使外戚上变事的始末,并分析刘向在变事写作上的得失,试图勾画出西汉元帝朝初年的政治格局与变动,以及揭示刘更生前期的奏议写作的政治背景.     

细甸的佛节日——参加缅甸庆祝第六次结集完成和纪念佛湼槃2,500年大会记

佛节日的意义每年5月月圆日(我国农历4月半),是南方佛教国家(緬甸、鍚蘭、泰国、柬埔寨、老撾等)的大节日。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是在这天诞生的,非常巧合,他的成道日也是在这一天,而他的涅槃(逝世)日又是在这一天。对于这一个具有三重意义的紀念日,人們給它一个名字,叫做“VAISAKH PURNIMA”,这是巴利文(古印度文之一种),用通俗話来翻译,就是“佛节日”。今年和明年的佛节日比平常不同,根据南方佛教国家的計算,今年和明年是釋迦牟尼佛涅槃2,500年紀念,今年是第2,500个年头,明年是2,500周年。有的国家在今年举行紀     

试说林纾

林纾(1852——1924),字琴南,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他是我国第一位以文言文译述欧美近代文学作品的著名文人(他不同于严复,他本人不懂任何一种外文,是依靠多位通外文者的口述而进行笔述的,他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兼职时,职名为“笔述”,他的合作者的职名为“口述”),100多种“林译小说”曾风行一时,它们大大开阔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促进了我国现代新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能抹煞的。     

霍梅尼与伊朗

一个宗教领袖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ohollah Khomeini)是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领袖。他于一九○○年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南数十里的库姆城。他的名字与另一些宗教界领袖一样,前面冠以“阿亚图拉”(ayatollah)字样,意为“真主的反映”,是高级教士的头衔。人们通常称他为“阿亚图拉霍梅尼”。这次回国后,有些教徒又尊他为“伊马姆”(Imam),那就具有“圣哲”之义了。霍梅尼的祖父、父亲和哥哥都是伊斯兰教士。据美国《新闻周刊》说,在他未满周岁时,他的父亲就因反对封建王朝贵族而遭杀戮。他的母亲和姨妈抚养他成人。姨妈的异     

关于周人女始祖姜嫄的几个问题

后稷本是其母姜嫄参加社祭后与某个姬姓男子野合而生,而史籍载为“履大迹”、“履大人迹”、践“巨人迹”,完全是出于儒家崇圣心理而对野合的巧妙掩盖;为了更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耳”,因为当时尚无“帝”、“上帝”的概念。姜嫄生活的时代,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当时盛行普那路亚婚(即外婚制),民“知母不知父”,因而后稷被其母姜嫄抛弃,既不是因为他无父而生,也不是因为他要接受图腾仪式的考验,而是因为他出生时“胎生如卵”(带胞生),形体异常,古人以为妖异而不祥,所以被抛弃。     

论何充在东晋永和政局中的作用

东晋大臣何充出身次等士族,但凭借能力、婚姻和忠诚而主持朝政。经过努力,他打击了外戚庾氏的势力,并促成了永和初年安定局面的出现。何充可以说是一位公忠之臣。     

受鲁迅影响而“贡献了文艺”的台静农

鲁迅怀着“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一九三○年三月十六日致章廷谦信),“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致傅斯年信),于是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地办社团,出刊物,育新苗,费尽了毕生的心血。因受鲁迅影响而“贡献了文艺”的台静农,便是卓立在三十年代文坛的一名“英俊”。(一)台静农一九二四年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当旁听生,次年参加“未名社”,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他的第一篇小说《懊悔》就是先由鲁迅审阅,经过“细心的改”后,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语丝》第四十一期上的。鲁迅给台静农写的第一封信(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就是告诉他《懊悔》出版的消息:“《懊悔》早交语丝     

论陆九渊

<正> 陆九渊,字子静,江西抚州(今临川县)人,生于宋高宗绍兴九年(一一三九年),死于宋光宗绍熙三年(一一九三年),是“道学”中同“理学”派相对抗的“心学”派代表。他的学说是以儒学为正宗、以封建伦常为内容、以“心”为世界观核心——主要地批判糅合思、孟儒学,老、庄道学,释氏禅学等不同形式和作用的哲学唯心主义,根据时代需要,进一步加工制作而开创了我国主观唯心主义“心学”思想体系,把“心”     

黄日葵同志传略

黄日葵同志,是“五四”运动时期站在斗争前列的青年爱国者。是我国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曾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他也是早期广西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很大贡献。因积劳成疾,于一九三○年在上海病逝,终年三十一岁。 (一) 黄日葵同志(又名一葵、野葵,号宗阳)一九○○年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出生于广西桂平县城厢镇五甲街兴隆坊(今桂平镇新华街)。父亲黄尧轩,是一个善良而好     

"人"与"景"的模式化--两汉辞、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蕙)

两汉的辞(代言体)、赋(汉大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蕙,表现为两种“语言模式”,一曰赞“人”(主要指“君子”),出自屈原;一曰写“景”(旨在颂扬帝王),出自《招魂》。这同封建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包括致思途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相联系,即同文化(观念和准则)有关。因而,“语言模式”实际是“文化模式”的反映。以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之,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大抵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而最终归于“他律”。所以,有自律(修身)的“君子”(人)的模式,以及为最高统治者服务(他律)的“景”的模式产生。由兰蕙所呈现的两种“语言模式”,并不因文体之变而消亡,它将继续留存于其后的文学(包括艺术)样式之中——只是“角色”有所转换。因为,它受制于长久未变的“文化模式”——自律与他律。①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又名孙文,号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人。1895年2月,他在香港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国政府”的革命口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1905年,他创立了“同盟会”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政冶纲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三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去了,中国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于是,孙中山继续进     

东山魁夷的东方美——兼论中日审美异同

日本画坛巨擘东山魁夷先生的风景艺术,早已蜚声世界,中国读者于近几年也得以一睹其风采。他的优美散文《与风景的对话》(湖南美术出版社1988年9月版)和《东山魁夷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9月版)中译本的陆续出版,使广大读者更充分地领略了东山魁夷之美。 东山魁夷之美,是一种典型的东方美,与中国美有许多共同之处,从而使我们倍感亲切。首先是对待大自然的和谐态度。东山先生的风景画,以其与自然真挚的亲昵,生动体现出这一东方美特征。他曾指出:“西欧人为征服自然而奋斗,而日本人则一直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对话》74页)。他在《秋日大和路》一文中,曾为山乡桧前村“同自然环境保持了高度的和谐”而“受到深深的感动”(《散文选》157页)。他还说,他从小就“没有把自然当成人的对立面”,自然与他“成天价都在亲切地交谈着”(《散文选》244、245页)。他的画和文,不就都是“与风景的对话”吗?其次,相对于西方艺术的写实性,东山风景还有鲜明的抒情性。他曾说,自然美景就是他“自身的反映”,自然“也就是我自己的心灵”(《散文选》176页)、“我自身心灵的表象”(《对话》99页)。因而他作画,就特别重视“包含在画面中的作者的内心的鲜明感”     

丁日昌的“民心为本”思想

丁日昌(1823年——1882年)是洋务运动前期的一员主将,曾任苏藩、苏抚、闽抚等要职,于洋务吏治,颇有建树。可贵的是,在同代诸僚中,丁日昌具有一种“民心为本”、“民心可用”的思想,值得重视。早在1867年,丁日昌就提出:“欲御外侮,必先结人心,欲结人心,必先清吏治。”(《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他认为:外患不除是人身痈疽之疾,而民生不安,则是人身腹心之疾。(《海防条议》)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事实使他认识到,单靠清朝陆海军队并不能战胜侵略者,而奋起战斗的广大人民才是最强大的抗敌力量。因此,1879年他又指出:“民心为海防根本,而吏治又为民心根本。故筹办海防若不整顿吏治、团结     

汉代外戚专权原因初探

汉代外戚专权在历史上是比较突出的政治现象。外戚是通过婚烟与皇室结成的外姓亲属，他们的政治势力是随着皇室内亲戚的实际权势的高低而消长。造成外戚专权的原因是汉代皇帝们为了加强皇权，对宗室、重臣采取排斥打击措施，重用自以为对皇权威胁较小的外戚参政，导致外戚专权。结果是外戚的专权同样造成了对皇权的巨大危害，带给统治以惨痛的教训。     

努力寻求“医国”之方——略谈孙中山先生怎样向外国长处学习

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的历史人物”。孙中山先生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而奋斗终生。他在青年时代原来是学医的,因目睹当时政府腐败,国家贫弱,就决心“抛弃医人生涯,而从事医国事业”。为了寻求“医国”之方,他积极向外国的长处学习,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本文着重谈谈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一) 1866年,孙中山先生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现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一年是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后六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后三年。正是国际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帮助清朝统治者镇压中国人民反抗运动的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