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朝佛、道争斗与唐代宦官专权局面的形成

唐玄宗时期 ,在皇帝的尊崇下 ,道教盛行一时 ,尽管佛教因此而受到打压 ,但由于宦官势力的庇护 ,佛教仍然在唐代社会中居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时期佛教与道教之间的斗争 ,为我们深入研究中晚唐的社会政治矛盾及唐王朝衰败的原因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藏传佛教和道教

藏传佛教和道教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中印文献都有道教于公元三四世纪传入鳊的记载或神话。佛教传入汉地后,和道教相互相互交融。来华印度僧人们回国后,传授融会了道教各种内容的密术。这民术为鳊纯官所摄取。公元８世纪印度密教传入吐蕃,首都内容随之而入,同入藏传佛教。笃本、洽本与羌族的原始宗教密不可分,与首都之间先天性存在着大量相似之阼,因此吐蕃上下对融有道教内容的鳊密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     

《高僧传合集》与宋夏金时期西北的佛教

史学界多认为中国佛教到宋代就开始衰落了，《高僧传合集》对宋以后西北高僧的荒于记述，从一个侧面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但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宋以后的佛教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等不同佛教流派的综合，考察当时佛教发展的情况必须注意这一点，只要稍微深入地了解一下宋夏金时期西北佛教包括藏传佛教流行的盛况，就会看到这一时期中国佛教整体上不仅没有衰落，还出现了区域化、民族化、民间化的时代性特点。本着重从宋夏金时期西北佛教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佛教在这一时期发展的趋势。全约7000字。     

《列仙传》佛教渊源探析

《列仙传》被后母奉为道教早期经典作品,是一部道教辅教之书,但是其一定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的传入发展是道教产生的催化剂,道教经典中出现大量的佛教用语,《列仙传》中也出现了佛教用语。《列仙传》中“积火自烧”、仙人奇相均受到佛教的影响;《列仙传》中孔雀形象是印度的舶来品;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对《列仙传》也有重要影响。     

播州杨氏土司崇佛奉道史迹考略

杨氏领播期间,一方面积极推行儒家教化,另一方面对佛教和道教也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崇佛奉道,安边化民,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和道教在播州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打破了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狭隘界限,加速了儒释道巫混杂合流的步伐,对播州地区的佛教和道教文化影响甚巨,对播州土司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较大贡献。     

佛教与科学会通问题之初探

自清末民国至今,部分关注科学的佛教学者与信仰佛教的科学家提出,科学上某些前沿理论与"古老"的佛教义理存在概念上的相似性,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会通,这一说法引发了大量的讨论。然而,科学的职志在于探求自然规律,佛教的宗旨在于对人的终极关怀,二者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与其将科学理论与佛教义理进行概念上的比较,更应该关注佛教与科学二者的交流和互补。     

道家与道教的区别

道家与道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道家是一个哲学流派,而道教是一个宗教流派;二者之间的理论旨趣区别很大.但道家理论又为道教所利用,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人们经常忽视道家哲学与道教理论的区别,夸大二者的联系;或者把这两个概念混合使用.这都是错误的理论判断,应该予以纠正.     

道教正一道在台湾、大陆发展走向的比较研究

台湾的道教是从大陆流传过去的，其发展与移民为始终。流传在台湾的道教是大陆道教的正一道。正一道在海峡两岸不同的文化环境里，其发展走向表现有三：１、以西中、西南部为传播重点的布道走势与大陆相异；２、与佛教杂糅的形式衍变与大陆相通；３、融道教为民俗，兴民俗以倡道教的发展趋向与大陆相彰。     

浅谈道教对中国戏曲的影响

道教与中国戏曲的形成、成熟和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原因主要是在戏剧形成之后，特别是在戏剧繁荣鼎盛的元代，佛教已是强弩之末，而道教却继续发展，且势力远比佛教要强大。它不断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影响了一代戏曲的创作。     

道家与道教的区别

道家与道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道家是一个哲学流派，而道教是一个宗教流派；二者之间的理论旨趣区别很大．但道家理论又为道教所利用，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人们经常忽视道家哲学与道教理论的区别，夸大二者的联系；或者把这两个概念混合使用．这都是错误的理论判断，应该予以纠正．     

民间佛道融合现象考察

佛教理论的世俗化和道教教义的民间化,为佛道二教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信众只从自身需求出发、不分教派的信仰行为使佛道二教界限趋于模糊。观音与慈航、地藏与药王等＂兼职＂现象,进一步强化了佛道二教彼此的融合。这种融合表现在：寺庙和道观的建筑规制高度一致;民间信众佛道不分;民间佛道二教的宗教活动内容基本相同。     

唐宋文人对佛道思想的"实用心态"及其对词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唐宋文人是以一种实用的心态对待佛道思想的。但在唐五代时期,三教的合流尚显杂凑、硬涩,故此时佛道思想在词中的表现也就相对单调。而至宋代,文人的援释道入儒象盐之溶于水一样已达深融无迹的境地,相应地宋词中也就出现了很多体现文人在佛道方面的修养、情趣,词情与佛性道理息息相通的作品。     

佛教传入泰山的文物遗踪及文献记略

泰山地区是佛教传入最早的地区之一.从文物考古资料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学家综合考订东汉时期的佛教图像,在全国仅有六处,其中两处就在泰山附近（临沂、滕县）.九十年代,邹城又有佛教图案的新发现.这些佛教图案都出现在东汉时期墓葬的画像石上,表明佛教的传入已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否则不会进入人们的生活习俗之中.从文献资料看：高僧进入,佛寺兴建,时在东晋,但在佛典中有言汉明帝时佛、道斗法之事,就有作为五岳之首的东岳道士参与其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佛教进入中土的初期,在泰山的弘法已经对本土的道教构成了威胁。     

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论杜甫诗歌的道释意蕴

千家注杜,都只是围绕一个”儒”字,对杜诗中的道释意蕴几乎视而不见。尽管杜甫一生频繁出入道释,但儒学始终都占据着杜甫灵魂的主导地位。道释在杜甫的心灵坐标中总是若隐若现,无足轻重,且无论悟道与否,杜甫的修道学佛不但无损于其“诗圣”的伟大形象,反而更显示了“诗圣”的难得、可贵,所以我们无需回避杜甫身上的道释痕迹,一个儒道释的杜甫形象应该更全面丰富,也更真实可亲。     

论世界性宗教在孝道观上的相通——以中国文化中的各大宗教孝论为例

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人本主义的儒教、自然主义的道教和佛教（不包括虔信阿弥陀佛的净土宗）以及神本主义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宗教都超越了中国单个民族界限和固有国界而成为世界不同文化、宗教共处与对话的一个缩影。虽然它们历来在孝道观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争论甚至彼此非难,但如果我们从哲学伦理学层面考察其中的孝论并对它们的思想内涵进行对比和思考,则不难发现,至少在孝为德性与德行,孝是客观的伦理义务与责任,孝道通天或通神诸方面,这些宗教的确是可以相通的。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实质性对话与融通的确是具有深刻的价值基础的。     

唐宋湖南僧道移民考论

唐宋时期,有部分僧、道宗教移民迁来湖湘之地,这部分宗教移民以僧人为主,南方之闽浙和北方之陕晋,都是主要迁出地,而湖南之衡山与潭州诸山是主要迁入地。在迁移时间上主要集中于唐中后期与北宋时期,迁徙原因主要与佛道之学传授有关。他们的到来对湖南宗教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论苏慧廉对《妙法莲华经》的英译与诠释

英国偕我公会著名传教士苏慧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在中国温州传教长达25年,对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章将以译者的汉学家身份为切入点,对其《妙法莲华经》英译本进行探析。试图探究出：以一名严谨的职业汉学家的身份翻译此经,苏氏,相对于先前其他的一些传教士译者而言,已摈弃固有的基督偏见,翻译更加客观、准确,简明,进而揭示其翻译的真正动因是为西方学者研习佛经之用,为了达到中西宗教文化的密切交融。     

淮南三王佛道思想之比较

“淮南三王”王艮、王栋、王襞三人在思想上有继承关系，但在佛道问题上却有不同的认识。王艮以正宗儒学家自居，但也承认佛道有佛道的作用，所以他虽然对佛道不感兴趣，但也不排斥佛道。王栋强调经世济用，他认为儒学主于经世，而佛道清虚寂静，不能为社会所用，所以他讨厌佛道，排斥佛道。王襞与他们截然不同，他高度认识佛道的功能，并钟情于佛道，成为泰州学派中少有的佛道热心人。     

元代的宗教管理体制及其现代启示

元代享国虽不足百年,却是民族宗教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疆域辽阔、军事强大、政治统一的庞大帝国里,多民族的融合带来了多种宗教文化的传播。为了政治稳定的统治需要,元代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宗教政策,针对诸种宗教之特点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管理体制,于佛教有宣政院,道教有集贤院,基督教有崇福司,伊斯兰教有回回掌教哈的司等,并对民间宗教实行严格的禁断措施。元代的宗教政策和管理体制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代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宗教管理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浅析汉传佛教与道教的相互关系

从分析佛道两教的相互关系入手,论证不同宗教间的相互交流的最终趋势是在彼此融合的基础上,促进彼此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