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共与苏共执政的民众基础之差异——基于几个维度的考量

执政74年的苏联共产党瞬间丧失政权,原因固然很多,笔者认为根源在于其执政之民众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虽然面临着各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但事实证明,中共执政的生命力强大,这得益于其执政之民众基础较深厚。中共与苏共执政的民众基础之差异主要在于:中共夺取政权较苏共艰难;中共的意识形态较苏共灵活;中共对待领袖人物的态度较苏共辨证;中共改善民生的意识较苏共自觉;中共的廉政建设较苏共有成效。     

中共早期湖南乡村政治动员论析

上世纪初,湖南乡村社会传统的士绅—百姓两极社会逐步解体,出现了乡村权力的真空状态。中共充分利用源于乡村社会本身的各种资源在衡山县白果、湘潭县韶山等地多途径地实施了其乡村动员战略并获得了初步成功。中共早期在湖南发动的乡村政治动员是其农村战略的最初尝试,对中共此后革命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傩在乡村文化中的附魅——基于萍乡石洞口傩文化调查

萍乡是中国赣傩的重要遗存地,不但保存众多的傩庙、傩面具,傩舞表演,而且在民间有很大的信仰人群。通过对萍乡石洞口傩文化的调查发现,傩神信仰在萍乡民众的精神生活层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具有整合乡村民众生活,增强乡民的凝聚力的重要作用。     

“民主”下乡：从《红色中华》报看苏区的群众监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建立了一个国家的雏形,这是政权建设的最初"演习".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联系空前紧密:一方面,苏维埃政权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批评监督提供了表达渠道和制度化保障,并从舆论上动员群众起来积极参与政权建设;另一方面,苏区的民众以自己的方式实行群众监督,"阐释"着他们们心目中的"民主".这起着医治贪污腐化行为、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引导民众自身教育的积极作用.同时.这种"草根民主"也带着农民朴素的"均平"现念、同质性而导致的"仇异"意识和来自下层的粗俗性.     

陈独秀民众抗战思想

陈独秀一贯主张抗日救国,他提出了很多抗战思想,其中民众抗战思想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界,有着明显的变化,对为何提倡民众抗战、如何进行民众抗战都有着自己的见解。他的民众抗战思想又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有着紧密联系:与中共主张的异同、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对与拥护。总之他的民众抗战思想是其个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客观科学地分析与评价。     

论乡村纠纷解决机制

乡村是熟人与半熟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使得民众对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也各有特色,然而总体上还是遵从调解为主,诉讼为辅的模式。形成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是文化传统,所以务必追根溯源,寻找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过程并且着重解析古代纠纷解决的方式。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多元化,传统的解决方式也在不断的改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权力宰制下的乡村悲剧宿命抗争——解读阎连科小说的一个主题

在阎连科的乡土小说里,底层民众面对生存的绝境和乡村政治人权力的宰制,纷纷做着悲剧宿命的抗争,在角逐权力的过程中被异化的人性、爱情、人生使人触目惊心;面对生存之痛的绝望抗争导致对死亡之美的向往,他们以死抗争,维护生存尊严和做人的价值。     

我们的节日，我们的歌

特约栏目主持人语：“拦街福”是温州市一项规模盛大、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传统民俗节会活动,也是一项自古以来深受温州民众欢迎和珍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在现代化的温州城区如何传承和办好这项大型传统民俗节会,却成了摆在当地民众和政府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2010年3月15日至18日,由中国民俗学会、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温州市文联主办,温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温州大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所承办,“中国节日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温州会议”成功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俗学者在现场观摩了“拦街福”活动之后,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     

民俗文化视域下山西忻州方言俗语解读

方言俗语是广泛流传在群众口头上且结构相对固定的通俗语句,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在民众日常交际生活中不断传承、发展与创新。山西忻州方言俗语富有特色,语汇极其丰富,这些方言俗语与地方民俗文化相融。忻州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人生仪礼民俗中存在着丰富的方言俗语,直接反映着忻州人的生活经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蕴含丰富的乡土气息,发挥着传递地方知识与化育世风的功能。民众借助方言俗语表达价值观念,亦不愧是民众智慧结晶的最佳体现。     

解放战争时期华中地区的妇女动员——以苏北、苏中解放区为中心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与国民党在华中解放区展开多方面的较量.中共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成功地动员了广大下层民众,尤其是大量的农村妇女参与到了革命队伍中,有力地支持了各项革命活动,保证了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从云霄田野调查管窥闽南乡村的节日民俗

通过实地走访、入住民居、参与生产劳动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方法,对漳州云霄县6个乡村重要的历史节日民俗进行挖掘考证,以管窥闽南乡村节日民俗的特点和社会文化内涵。调查发现：闽南节日民俗所包涵的内容和信息颇为丰富,但地理区隔与宗族传统造成了各村节日民俗在内容、时间和形式上的显著差异性;不同的节日民俗亦反映出闽南乡村民众的思想动向与精神寄托,反映了乡村传统民俗文化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     

民众教育与乡村改进：民国江西莲塘实验区研究

南昌莲塘民众教育实验区是江西最早创办的乡村改进实验区。在近6年的时间中。实验区以民众学校为中心，以民众教育为手段，进行了多方面的乡村改进工作。这些举措在农村教育、卫生、风俗习惯等乡村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建设和地方公共秩序维护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在农村经济建设、激励农民发家致富等方面成效不彰。莲塘实验区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尤其是作为指导者的政府，尤具现实借鉴意义。     

明初"里老人"理诉制度及其现代启示

明初"里老人"是普遍存在于理诉中的乡村社会政治现象,也是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在具体制度上的体现,它依托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熟人"关系,通过理诉息讼、劝谕教化,力求达到政平讼理的理想境界,在客观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实现了对民众的教化,节约了司法成本,减少了盘剥及官民矛盾.在当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对明初"里老人"制度进行重新审视,...     

三方博弈下的村委会选举

村干部、乡村精英及普通民众是村委会选举的直接参与者.三者在村委会选举的博弈中,往往以村干部和乡村精英的联合胜出而告终,普通民众一直处于权力的边缘,导致选举力量的严重失衡.这不仅促使了部分民众的政治冷漠,也阻碍了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因此,首先要规范村民选举制度,细化操作流程.其次要保障村民选举制度,加强国家主导.最后要拓宽村委会选举出入口,消解地方利益集团.通过上述措施打破村干部与乡村精英之间的利益组合,畅通普通民众参选通道,平衡选举权博弈中的三方力量.     

北伐前后国民党对民众运动态度的转变

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国民党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重组，积蓄力量，准备北伐，另一方面在苏俄与中共的影响下，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态度十分积极，逐渐认识到广大民众中蕴含的无穷力量，国民党利用民众运动来达到掀起革命高潮的目的，北伐过程中各地民众积极支持北伐军，民众运动的高涨也为北伐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支援，但是在北伐进行到长江流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对于民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支持变为抑制。     

从高山庙堂到田野乡间:信仰何以根植于民众之心——从信仰维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检讨

西方社会文化的"神圣"品质并没有在"世俗化"的浪潮中消失,与此相应,以基督教为样板的宗教及其信仰似乎以更为亲和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上帝无处不在"、"上帝无时不有"真实的反映着神圣的信仰深深的根植于社会民众之心.相比于西方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把信仰置放于伦理的崇高之中.当承载着信仰的终极关怀由"士大夫"承担逐步消解在脱离民众生活的伦理性崇高之后,民众的信仰便只有一条出路:历经千难万险,到深山老林的庙堂顶礼膜拜,求得内心的修炼与安宁;信仰真正的成为了"难于人说"的神秘之举,世俗的芸芸大众没有真正的信仰.现在,是让信仰从崇高的伦理和高远的庙堂走向乡间田野深入民众之心的时候了.     

三方博弈下的村委会选举

村干部、乡村精英及普通民众是村委会选举的直接参与者。三者在村委会选举的博弈中，往往以村干部和乡村精英的联合胜出而告终，普通民众一直处于权力的边缘，导致选举力量的严重失衡。这不仅促使了部分民众的政治冷漠，也阻碍了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因此，首先要规范村民选举制度，细化操作流程。其次要保障村民选举制度，加强国家主导。最后要拓宽村委会选举出入口，消解地方利益集团。通过上述措施打破村干部与乡村精英之间的利益组合，畅通普通民众参选通道，平衡选举权博弈中的三方力量。     

全面抗战前《嘉陵江日报》与现代科学的传播北大核心CSCDCSSCI

《嘉陵江日报》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该报在1949年停刊前,特别是全面抗战前的十年刊载大量现代科学文章和新闻,是当时嘉陵江三峡地区传播现代科学的重要媒介。该报不仅注重传播现代科学知识,还注重向民众传授科学方法,培养民众科学精神。所刊现代科学文章丰富多样,与当时嘉陵江三峡地区的资源开发、农业改良、工业建设以及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反映了该地区的实际社会需求,上层领导者对下层民众的意识输出和转变下层民众思想意识的尝试。该报对现代科学的传播成为该地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     

乡村学校的演进及其社会文化价值探析

纵观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历程,乡村学校除了承担输送人才的政治功能和增加人力资本的经济功能,还一直承担着使社会得以维系的、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功能。一方面,乡村学校是连接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重要中介;另一方面,乡村学校是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组织。随着撤点并校的进程,那些曾由乡村学校承担的社会文化功能,将由什么组织来替代将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议题。     

《黄河边的中国》前后的故事——人类学学者访谈之四十四

通过《黄河边的中国》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同时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一种不同于通常学术惯例的表达方式: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有权得到表述,调查者在“场景”中的所思所虑也应“随场呈现”。因为三农问题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全过程的大问题,只有将分散的研究整合起来,形成全国性的有计划的分区域研究才能形成关于中国农村、中国城乡关系的一般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