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先的《宝剑记》与明中叶社会思潮

李开先的《宝剑记》通过对原作《水浒传》林冲故事的改编 ,表达了作者对官场对社会的全部理解。通过对林冲、张贞娘形象的分析 ,认为《宝剑记》借水浒故事 ,反映了明中叶“顺适自然”突出个体生命价值和思想解放的潮流 ,打破南北曲樊篱 ,首开传奇风气。在戏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其在思想史上亦有着重要地位     

从李卓吾到金圣叹——略论李评《水浒》与金评《水浒》在思想方面的继承关系

从金圣叹的同时代人李渔开始,就陆续有人评论金圣叹对《水浒》的评论。其中,肯定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金圣叹提高了《水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二、对《水浒》本身评改得好。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赵苕狂,在《水浒传考》一文中说:“金圣叹这个人,当然是这部现行《水浒传》的一个大功臣”。还称:“(金圣叹)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地位;又说:‘天下文章无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如此的眼光,如此的胆气,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稍后的刘半农,也赞扬金圣叹对《水浒》的“删改”、     

明清作家关于《水浒》艺术的论述

明清作家关于《水浒》艺术的论述马成生《水浒》问世以后，跟着而来的便是接连不断的评论．各家之间，或相辅相成的阐发．或针锋相对的争论，从而促进了我国古典小说理论的发展．这里．仅就明清作家论及《水浒》艺术性方面的一些观点，略作疏理．铺排成文．从中当可窥见我...     

中文系师生积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发表后,中文系党总支及时地、认真地组织全系师生学习毛主席有关评论《水浒》的指示和鲁迅对《水浒》的评论,积极开展了革命大批判,评论和讨论《水浒》的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为“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系党总     

读《文选》札记

文字由生僻趋简明 ,《西京赋》从薛综注到李善注、五臣注 ,体现了此通俗化过程。班固《两都赋》引用“五经”“今文家”说 ,张衡《二京赋》宣扬老庄思想 ,东汉中叶又重视《老子》、《庄子》。《毛诗序》流传至少在汉宣帝前 ,河间献王好《毛诗》之说不误。颜延之《赭白马赋》,写作年代李善注与五臣注不同 ,五臣注较胜。     

明代四川提学官参与《四川总志》修纂考论

明代提学官是明直省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不但总理一方之学政,而且积极参与编修方志等地方文化事业。《四川总志》于正德十三年初编完成,此后明代在四川共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重修,时任职四川的督学官员——嘉靖年间四川提学副使周复俊、万历初四川提学副使郭棐和万历末年四川督学宪臣杜应芳,皆倾心致力于四川省志的编纂工作。他们博学多才,颇具史识,在资料搜集、风物考察、拟定体例、修纂总校、补续艺文志等方面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为明代巴蜀地方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瓶梅》性生活描写浅探

以深刻的现实性和精湛的艺术成就而为世人所注目的伟大著作《金瓶梅》,诞生在十六世纪末叶、我国充满黑暗与罪恶的明代晚期社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遭到统治阶级的一再禁毁,封建道学者或受道学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它也百般诋污,称其为“淫书”、“丧心败德”、“祸天下而害世教莫甚于此”云云。康熙时徐州学者张竹坡的评论可谓卓有见地、迥而不群。他对《金瓶梅》的高度赞许,代表了中国古代《金瓶梅》评论的最高成就。但是,从根本上讲来,他的评论仍没有摆脱封建伦理观念的制约,这就     

一代伟人毛泽东对《水浒》的真实评价

<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三部古典名著是毛泽东一生读得最多,最为喜欢,并且是受影响最深的小说.<水浒>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实践具有启迪作用.我们应确认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对<水浒>的正确评价.而毛泽东在晚年评论<水浒>说"好就好在投降"等言论是有所指的,此言论是特定年代、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新发现的碧霞元君弘济经碑初探

新近发现的小泰山碧霞宫《修葺娘娘行宫》碑所载经文,为藏外逸经《太上老君说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护世弘济妙经》的节略本。这一发现将该经的写作时间提前至嘉靖二十七年(1573)。该发现不但对明代道教、民间宗教及碧霞元君信仰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为明代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互动提供一桩个案。     

英雄无计悲途穷——试论宋江形象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最有争议的应称《水浒》,而在《水浒》一百单八名好汉中最让人琢磨不透的要数宋江.正如刘冬先生所总结的:自《水浒》出世以来,对《水浒》一书的看法有了五次重大变化,即:明代——以“忠义论”为主流;清代——以“非忠义论”为主流;晚清、五四运动时期——以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反封建专制视之为主流:1975年以“宣传投降主义”视之为主流;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进入第六个时期①宋江的命运也随着这一浪一浪的“历史潮流”的动荡起伏而上下浮沉:忽而“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②,忽而“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     

“真诗在民间”——民歌理论发生初探

明代以前,没有正式的民歌理论。受金、元散曲传播到民间的影响,明代的民歌空前发达,引起文人们的高度关注,民歌理论应运而生:王叔武、李开先、冯梦龙等作为民歌理论的奠基者,在“真诗”观念基础上建立的民歌理论,实是中国诗学之真谛。     

嘉靖《大理府志》版本源流考述

明代嘉靖年间成书的《大理府志》是今天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现存的第一部地方志书,该志书的主要编纂者李元阳是明代大理地区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但是,限于此部志书由于历史、战乱等原因,流传至今仅剩下残卷,后世的学人对于此部志书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整理。对志书一类的古籍进行研究和整理,版本的判断至关重要,但后世的史家、学人疏于对嘉靖《大理府志》的版本进行考究,同时对此部志书的流传等问题也是各执一词。主要对嘉靖《大理府志》的版本以及流传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认为嘉靖《大理府志》为孤本,刻本藏于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一支指引捷径的“将军箭”

一支指引捷径的“将军箭”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明清小说研究》第３９期，刊登了福州大学王枝忠《喜读马成生＜水浒通论＞》一文。该文对我院中文系马成生教授的《水浒通论》一书作了评论。王文指出，这部《水浒通论》“全面完备”．它“把《水浒》的形成、作者和版...     

简论毛泽东评《红楼梦》《水浒》的功过得失

<正>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伟大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有过许多评论。尤其是建国初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54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评《红楼梦》(73年)、评《水浒》(75年),不仅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发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同国家政治生活密切相连。对于这两次评《红楼梦》、评《水浒》如何评价,它的功过得失是什么,值得我们认真地去分析和研究。     

在形似与神似之间——《水浒》中“武松打虎”与“李逵杀虎”赏析

在艺术创作与艺术评论中,普遍存在着形似与神似的问题。能否正确地理解、运用它,是艺术创作能否成功和艺术评论能否准确的关键之一。 《水浒》中的“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明末时期的金圣叹曾经极力赞扬过,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景阳岗打虎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沂水县杀虎一篇,一发奇绝。(作者)真是其才如海。”清末时期的夏曾佑,则提出不同的看法,在《小说原理》中说:“武松李逵之打虎,均不甚工。李逵打虎,只是持刀蛮杀,固无足论;武松打虎,以一手按虎之头于地,一手握拳击杀之。夫虎为食肉类动物,腰长而     

程善之《残水浒》对水浒空白结构的发现与弥合

民国程善之的《残水浒》作为水浒续作,充分发掘了《水浒传》中众多情节和人物描写方面的空白,像扈三娘的失语、众军官的出路、石碣的来历等,并将自己对国事的关注和因果思想纳入其间,还将现代的女性节义观借程小姐之口进行了阐发。尽管《残水浒》存在诸多缺陷,但作为善读水浒之作,对于水浒的接受则增益不少。     

《水浒》与杭州

《水浒》这部反映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长篇白话小说,其成书无疑是在元末明初;在建都临安后的南宋时代便是“水浒”故事的产生、丰富和传播、演变的重要时期。水浒的民间故事与杭州“水浒”故事的的形成,最早阶段自然是民间故事。据南宋遗民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上引龚开《三十六人画赞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者。”龚开与周密都是南宋时人;而《癸辛杂识》便是周密在南宋亡国之后,隐居在杭州的癸辛街时所著。周密还是一个熟谙杭     

《未斋杂言》与《黎子杂释》的思想及艺术特点

明代临川作家黎近创作了《未斋杂言》与《黎子杂释》两卷笔记体小说。这两部小说产生于明代早期,在思想和艺术上有其鲜明的特点。对于我们研究明代笔记小说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其思想艺术特点进行一些探究,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     

朱自清的抗战诗论

朱自清不但是五四时期成绩卓著的新诗人,而且是诗歌理论研究的佼佼者。他的诗以其独特的思想色彩和鲜明的艺术风格,显示了五四新诗创作的实绩,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对于新诗艺术的探索与研究。他的诗论是极其精辟的,如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所作的导言,概括了新诗发展的过程,总结了新诗艺术的风格和类型,成为新诗评论的有识见有影响的权威性文章。他的《白采的诗》、《读(湖畔)诗集》、《新诗的进步》等评论,曾产生过强烈的反响。可以说,朱自清对新诗的理论研究一直没有停歇,他的诗论对新诗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抗战时期尤为突出。     

《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说质疑

学术界至今仍有很多人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作者对其所持的一些论据进行了辨析,认为“连珠炮”等火器即使确为明初所发明,也不能证明《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因为这些描写是明人增改的;以“玉带”为贵也不是明代才开始的时尚,而是历史久远的传统;《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皆用“原来”而不用“元来”一词,不是因为它成书于明初而不用“元来”,而是因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官刻本,为避讳而将罗贯中原著中的“元来”改成了“原来”。因此,持明代说者的上述论据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