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作漫谈

<正> 在大庆这块文化氛围并不是很浓厚的土地上,我们拥有一批有影响的全国一、二级专业作家和相当数量的业余创作队伍,这期间一些文学新人的不断出现,使大庆的文学创作形成了薪火相传之势。 “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已在文坛掀起风浪,评论界对此褒贬不一,在我们的融入太多道德评判的文学传统中,它得到肯定的比重自然会小于否定。他们被评论界称为“另类”。所     

《金瓶梅》性爱描写的心理学审视

笑笑生在《金瓶梅》创作中,既肯定人类性爱又维护封建伦理道德,陷入“双向羁绊”的创作心理矛盾。但《金瓶梅》的确描写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性爱,刻画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人类心理欲望的深层本质,反映了人类性爱心理欲望的真实需求,并用符合生活现实的性爱描写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对人类性爱本能的心理压抑,肯定了人类性爱的客观存在。对于《金瓶梅》的性爱描写。历来争论不休,褒贬不一,这也是文学艺术审美心理的必然体现,是审美心理中深层人性需要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矛盾运动的结果。     

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创作

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应该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理应指称新时期以来二三十年间存在和活跃于我国文坛的一种文学现实。它有其特定的内涵：少数民族作家在熟练运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高扬着自己的民族性。它的兴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给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言文学带来了不少变革,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从“三驾马车”创作看作家的现实关怀

河北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最近几年创作的一系列中篇小说,在文坛引起广泛关注,被称为“三驾马车”现象。这说明文学创作在“转型期”更需要密切地关注现实,对人民体现出一种现实关怀。     

列夫·托尔斯泰三题

列夫·托尔斯泰三题马家骏列夫·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和俄国文坛上的伟大代表。他的创作标志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达到的高峰与极限。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与创作，是学习《外国文学》的重要环节。一、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社会活动和思想...     

“审美-实践”文学：阿英“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考察（二）

在阿英看来，文学与政治（政治理念）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统一于对“理想中国”的想象之中。从“想象现实观”出发，阿英完成了“文学一政治”批评模式的思考探索。这种批评模式，倡导“审美一实践”的文学范式，认为文学与政治的链接是通过“想象”——对人类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肯定人的价值，肯定文学的审美特性，肯定文学的实践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丈论中国化的重要收获。     

“审美-实践”文学：阿英“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考察（一）

在阿英看来，文学与政治（政治理念）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统一于对“理想中国”的想象之中。从“想象现实观”出发，阿英完成了“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思考探索。这种批评模式，倡导“审美-实践”的文学范式，认为文学与政治的链接是通过“想象”——对人类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肯定人的价值，肯定文学的审美特性，肯定文学的实践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收获。     

“美丽的日本”与“暖昧的日本”－川端康成为大江健三郎创作比较

日本诺贝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以自己出色的文学创作向世界展示了“美丽的日本”与“暧昧的日本”。川端康成是日本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日本的“美神”。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战后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极具现代性和世界性。其中，川端康成的“孤儿根性”和大江健三郎“畸婴体验”对他们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川端康成对“唯美”与“感伤”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大江健三郎对西方“存在主义”的批判吸收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否定与肯定——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两种审美倾向的必然选择

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在自身的发展历史过程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一是否定、批判，揭露社会的丑恶，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愤慨之情；二是肯定，歌颂、表现了生活的关，显现出乐观自信的情调。而这两种审美倾向的产生是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审美理解的不同所造成的，是艺术的必然选择。     

“表现出真实的人生来”——张天翼文艺思想片论

张天翼先生逝世了。作为一位讽刺文学大师、著名儿童文学家,他一生不仅创作了数百万言的品种多样、风格独具的文学作品,还为我们留下了为数可观、鞭辟入里的文艺评论。他把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熔注到理论阐述之中,对很多文艺问题,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而创作要写真实,就是他始终坚持、反复阐发过的一个文艺主张。真实,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前提,也是积极浪漫主义创作的必备条件。张天翼继承了“五四”以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走上左翼文坛前夕,他的文艺思想已倾向于现实主义,主张“为人生而写作”。加入“左联”以后,他在自己的创作经验谈与文学研究论文中,又反复强调文学创作要写“真实的人生”,认为:有意义而使人感到亲切的作品,“就在于它是具体地表现真实的人生,展露真实的灵魂的”。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就不得不忍痛     

“疼痛诗学”新世纪文坛的悲壮崛起

四川达州和曾在迭州生活过的现居广东东莞这群诗人，结合自己的创作，近年来亮出了“疼痛诗学”的旗号，引起了文坛的关注。通过其中的几个佼佼者描述的情况，分析了产生“疼痛诗学”的现实环境的“物质-身体”的外部原因和理想境界的“精神-心灵”的内部原因，并梳理了他们由身体向心灵、由个体向人类和由诗学向神学演变的精神走向。     

林语堂与"论语派"的幽默小品文

林事堂标举幽默闲适小品文，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独树一帜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论语派”。幽默、性灵和闲适是林语堂文艺思想的三个支点，他企图通过幽默来改变中国现实，继而改变中国人的苦闷人生；他提倡性灵就是主张在文学上发挥个性，表现真思想，真情感。“论语派”的小品文思想和艺术上的特征非常明显。较之于五四以来的散文所具有的感伤、浪漫、矫情、教化色彩，“论语派”的小品文便显得从容睿智，轻松自然，它对于现代散文审美领域的开拓是人类所共见的。其最大的局限性是有意超离现实，缺乏当时的主流文学对现实的批判力度。     

“德学才识”说——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主体论

在中国古代“内重外轻”的文化模式和表情达意的文学倾向中，文学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心灵素质一直受到关注。中明以后启蒙思潮的勃兴和个性意识的伸张，孕育、催生了一系列完整意义的创作主体说。综合而言。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论讨论得最多的是作家的“德”、“学”、“才”、“识”及其相互关系。它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本体强烈的表意特征对创作主体的内在要求。     

非平衡态的自我调整过程——关于新时期文学民族化问题的再思考

本文认为,文学的民族化,既不是对传统文学的回归式认同,也不能理解为单向度地化外为己.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说,它应该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为体现民族的审美主体趋向而进行的自我调节的动态过程.其与外界社会交流中呈现出的非线性开放式状态,近似于普利高津的所谓“耗散结构”,表现为在开放状态中不断吸取新质而耗散旧质的过程.因此,它的发展应是逐渐超越“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不断追求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的相通性,从而在民族的艺术个性中体现出更多的世界性意义.因此,这一民族化的过程,也正是民族的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     

基于生命直觉主义视角的《与生俱来的烦恼》文学探析

《与生俱来的烦恼》是日本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的代表作。小说主人公木本在偏远小镇靠打鱼勉强维持生计,却始终没有放弃对艺术的热爱,十多年来一直彷徨犹豫在艺术与生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苦恼之中。生命直觉主义对有岛武郎文学创作有着积极影响,从直觉—绵延—同情的核心框架和审美观照两方面可以诠释《与生俱来的烦恼》中生命直觉主义特征。有岛武郎文学具有独特的魅力,即他的文学是富于深刻社会批判意识,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生命直觉主义文学。     

创造社翻译探寻

创造社是“五四”文坛颇具争议的文学社团之一。应该说它的翻译与它的创作一样,是中国现代文学及翻译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页。沿着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走过的翻译道路,追溯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论争,或许可以让我们重识创造社在“五四”文坛及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     

长篇历史小说《安源往事》: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

中国文坛经过 80年代后期至 90年代初期的技巧形式实验与“历史沉迷”之后 ,又出现了一批关心当前社会问题的小说 ,一些代表性的作品有谈歌的《大厂》、何申的《年底》、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等 ,引起文学评论界的极大关注 ,被看作“现实主义的冲击波”或“现实主义的回归”、作品社会责任感及道德意识的唤醒。有些评论文章认为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复制社会现实 ,它要求以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思想光束来烛照社会现实 ,对社会现实采取不妥协的和批判的态度。作为作家 ,他宁可对“历史”有所“不恭”,也绝不能以任何理由认同…     

现代文学中幽默的流变

幽默作为舶来品,自从进入中国以来,经过自身的演化和本土化,逐渐地植入了中国文学的土壤。它在现代文学中历经了发展、鼎盛和复兴三个阶段的演变,渐渐地为中国现代作家熟悉和接受,尤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幽默更是异军突起,在文坛上刮起了一阵幽默风。众多作家的创作形成的不同幽默风格,也促进了现代文学文体风格的多样化和文学创作的繁荣。     

赋到沧桑句便工——中国古代“发愤著述”文学的发展与品鉴

作家在遭遇困厄或精神压抑不得伸展时,常会借著书立说、吟咏词章来抒志遣怀,从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常见的文学创作现象——“发愤著述”。这种创作是理想与现实碰撞、理智与情感交锋的精神文化产物,表面看是作家发愤后的情绪宣泄,而其本质都是沿着“艺术触发”开始的文学创作过程,是一种带着痛苦的艺术收获。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到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刘勰的“蓄愤”说、钟嵘的“怨愤”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李贽的“发愤之所作”说等,都可被称为“发愤著述”文学观。关于“发愤著述”文学创作的核心论题,可集中归结于“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的文学观和“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创作论,它们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印证了“发愤著述”易于写就伟大、优秀的作品的创作规律。     

创造社翻译探寻

创造社是“五四”文坛颇具争议的文学社团之一。应该说它的翻译与它的创作一样。是中国现代文学及翻译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页。沿着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走过的翻译道路。追溯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论争，或许可以让我们重识创造社在“五四”文坛及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