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关系——以构建我国和谐社会为视角的分析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国家权力是社会权力的保障；另一方面，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又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制衡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基于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这种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当前我国发展和谐社会就要求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做适当的让渡，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从而更加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     

浅析犯罪根源与国家刑权力

自国家和法产生以来,权力现象,权力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治理和发展一个民族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最能体现国家权力的法就是＂刑法＂,而与刑法密切联系的就是犯罪,就如同民法为权利而生一样,刑法为犯罪而生。在刑法与犯罪之间,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国家刑权力。从大陆法系法律分类来看,刑法属于公法,公法就必然涉及国家权力,所以在此意义上国家刑权力是公权力。     

中国传统政治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辨析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民主宪政问题的基本概念,保障公民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当前存在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失衡所造成的.研究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失衡的历史状况和原因,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对于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地权新探

国家地权是是主权国家对其国土资源依其国家意志所统一享有和行使的设定权、规划权、管制权、征收权和最终处分权等公权和权力。国家地权一直行使“授田”与调整、限制的基本功能。国家地权不是所有权意义的私权，而是终极所有制意义上的国家职权，体现了一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论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国家控制的一种有效途径。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内涵要求通过恰当地配置权利的方式来遏制权力的扩张。市民社会是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社会基础，而形成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途径是“第三部门”的发展；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但民法不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根本保障，只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可诉式宪法才是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根本宪法保障。     

论人治与法治(下篇)

法治的基本法律特征包括；法治的价值基点-防止最坏的情况；法治是在国家权力相对性的理念基础上展开的；法治的基本要求-法的最高权威性；法治以人的社会性行为作为法律的界限；法治确认与人性一致的平等观；法治对国家权力的要求；国家权力的分化，国家权力的非个体意志化和公开化，法治要求法具备可预测性和可诉性。     

反思传统 突破传统——黄宗羲法治思想别议

黄宗羲的个人经历和学术造诣使得他在面对明末清初的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法律制度时能够在反思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突破传统的观点,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的法治思想的渊源其实来自中国传统思想,但同时暗合了一些近代西方法治思想。在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认为善法是"天下之法",而"一家之法"非法,即恶法非法;然后又主张君与臣平等,"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的平等观,并设想了设置宰相和学校议政两个具体的制度。他的法治思想有时代进步性,认为必须限制权力、分散权力,制衡权力,这样的权力才能为"天下万民"服务,才不至于成为谋"一姓之私"的工具。但也体现了局限性。本文试图对黄宗羲的法治思想作别一解读。     

人大与政府的民主政治建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 .人大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人民政府是其行政权力的执行机关 .在人大与政府的关系上 ,应充分体现权力主体的监督、检查的地位和作用 ,政府在与人大的关系上应切实履行权力执行者的负责、报告义务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应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 ,二是自律与他律的关系 ,三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人大与政府的民主政治建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人大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政府是其行政权力的执行机关.在人大与政府的关系上,应充分体现权力主体的监督、检查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在与人大的关系上应切实履行权力执行者的负责、报告义务.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应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二是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三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潜规则”为何潜力无限——湖南“湘莲案”引发的思考

＂湘莲案＂已落下帷幕,但反映出来的问题却令人深思。本文试从商法视角来分析该案背后的＂潜规则＂,笔者认为这种＂潜规则＂很好地诠释了我国国家与商人之间的扶持与打压的双重矛盾关系从古至今是一脉相承的。而造成这种关系的原因是来自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要想在现有体制下很好地处理国家与商人的关系,就必须致力于改善自由与权力的零和博弈的关系。     

论依法治国与权力制约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目标。权力制约是法制国家的普遍规律,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目的是希望公权的行使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之内,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佘民通过法律形式授予国家权力,从而依靠法律手段来维护公民的意志和利益,监督制约权力。笔者试图从立法、执(司)法及法律监督三方面探索用法律机制对公共权力约束之可行性和科学性,从而保证社会主义法制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公、违法必究。     

论最密切联系原则

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基本原则是夸大了该原则的作用,这一原则将与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主权相抵触,则不会被法院地国采用,因而最密切原则是可以被国家主权原则推翻的。所以,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不可能与国家主权原则等一起成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     

论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控制

自由裁量权在行政领域的作用有如双刃剑,既能推进行政机关积极行政,提高行政效能;同时也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传统行政法治所提出的合法性控制越来越软弱无力,运用合理性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日显重要。针对自由裁量权合理性控制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要重构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自由裁量权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一方面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监控,以期达到授权与控权的平衡。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行政法治。     

测量、维数、几何测度关系和地理空间分析

分形维数概念是欧氏几何中的维数概念的一种发展或者推广,而维数概念本身则来自生活和生产中的测量.当人们想要量算一个事物的长度、面积或者体积等测度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维数.然而,经过数学家的抽象之后,维数似乎变得有些高深莫测.这篇文章力图从日常生活中的测度出发,逐步揭开维数表面的抽象面纱,将其还原为一个通俗的概念.维数可以由特征尺度与测度的幂律关系定义,此时测度确定,幂指数为欧氏维数;如果一个现象的特征长度不存在,则测度依赖于尺度,幂律关系不变,但幂指数给出分形维数.分形几何与欧氏几何在测量方面具有"对偶"关系.其一,测量目标不同.欧氏几何体的维数不测可知,需要的是相应的测度;分形几何体的测度在理论上不测可知,需要的是相应的维数.其二,表达形式不同.欧氏几何体应该采用正幂律描述,建立尺度与测度关系;而分形几何体最好采用负幂律描述,建立尺度与测量次数的关系.其三,测量重点不同.欧氏几何重在测量结果,其基础是尺度;分形几何重在测量过程,其基础是标度.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应对之策

随着法治社会的构建,依法治教进程的加快以及教育法的普及,我国高校（国立）与大学生的法律关系已成为近年来争议颇多的问题。以高校与学生之间具有行政色彩的权力关系以及与不具有行政色彩的民事关系为基点,从维护学生权益角度出发,审视高校的法律地位及其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探讨其应对之策。     

商鞅韩非子法治思想探析

商鞅与韩非子是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商鞅是法家学派早期的重要代表之一，其思想开创了法家学派重法的传统，《商君书》是其法治思想的精华。韩非子是法家后期的思想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商鞅法治思想的特点是重“法”，相对忽视了“术”与“势”在国家治理当中的作用。韩非在商鞅重“法”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了法治中“术”和“势”的巨大作用，并最终形成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在君臣关系问题上，商鞅强调“君臣共操”，即共同治理国家，使君臣关系和谐；韩非子则提倡以“术”御臣，容易造成君臣关系紧张。从法治思想的具体运用来看，商鞅相对重视“农战”，主张农业和战争相结合，其目的是富国强兵；韩非重君权，其法治思想以君主专制为出发点和归宿。     

论人治与法治(上篇)

人治与法治是人作为价值观念存在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人治与法治的共性表现为，都要以法律这种普遍意志形式作为管理社会的基本方式，都强调依法行事；人治的基本法律特征包括个人意志至上性 ，法律的任意性，法律的不可测性，法律与未分化的国家权力同在等，人治的理论和实践在价值观念上是相悖的。     

多元监督与法律规制：规范权力辩

在我国,对权力的规制趋向于多管齐下、多元监督。此举背后潜在的观念,就是认为越多的监督主体能够更加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就权力规制而言,监督主体的多寡与监督的有效性无甚关联,而这种人治背景下形成的多元监督体制更与法治社会的要求大相径庭。现代社会对权力的规范,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更趋合理。     

警检配合与侦查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应当互相配合,同时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然而,警检配合与侦查监督具有矛盾性：加强警检配合会削弱侦查监督;加强侦查监督则会使警检难以相互配合。我国应以提高对犯罪的有效追诉为目标构建相互配合与协作的警检关系。同时,应当完善侦查权制约机制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