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眼聊因美酒横 燕市悲歌酒易醺——阮籍和曹雪芹的“醉态人生”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中国文人总是与酒有着难舍的情缘，而生活于动乱魏晋的阮籍和专制清朝的曹雪芹，他们的一生也多是与酒为伴，酒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效用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差异，既影响到了他们的立身处世，更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折射出了不同的心迹。     

阮籍五言《咏怀》诗之感伤情怀

阮籍五言《咏怀》诗充满感伤，其内涵包括时代政治之压抑，个人处境之艰难，然而更多的是一种忧生惧死，孤独渺小的无奈和深沉的绝望，这与建安文学之悲慨有着极大的区别，它主要源于人生之短暂，祸福穷达之无常。这种人生固有的痛苦为何在阮籍《咏怀》诗里表现得格外突出，其原因除了时代政治、个人处境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生死观和天命观的变化发展。     

“最美乡村教师”专业特质探究

优秀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中流砥柱和守护者，他们“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通过对“最美乡村教师”事迹资料的文本分析，发现其专业特质主要表现为：源于乡土情怀的扎根坚守，始于仁爱之心的教育教养共融，来于实践累积的向农式教学。因此，为实现更多乡村教师走向优秀，提出唤醒乡村教师乡土情感以提升乡土情怀、师范教育增设地方性知识、培训关注乡村性等建议，以促进乡村教师走得更远，教得更好。     

《大人先生传》：阮籍一生的心路历程

历来读者对阮籍《大人先生传》有多种解读.结合阮籍一生的经历,文中的“士君子”、“隐士”、“薪者”、“大人先生”四类人格意象分别代表了早年充满名教理想、高平陵事变后导致早期理想破灭转而全身远祸、中年之后追求精神解脱、晚年经过了一系列苦苦探索最终求得精神绝对自由的阮籍.     

从《为郑冲劝晋王笺》看阮籍的个性

阮籍写作《为郑冲劝晋王笺》具有“保身”的因素，但是这并不等于阮籍与司马昭集团是消极的合作关系。阮籍一生中真正的知遇之人，正是大将军司马昭。阮籍以老庄思想为其乱世中明哲保身的保护层，但终其一生，并没有摆脱儒学思想的影响。我们理解阮籍在魏晋之交时的苦闷、彷徨和无奈，但不同意把阮籍理解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士。因此，不可过分夸大该文在魏晋改朝换代时的政治影响。     

在虚无中挣扎的苦魂———漫谈阮籍

阮籍是魏晋名士阶层中极富鲜明个性的人物 ,同时又是“竹林七贤”中第一个走向仕途之人。现实社会的昏暗腐朽 ,使他改变了早年的儒家信仰 ,为了苟合性命于乱世 ,阮籍设计了一条不屈且不死的生命之路     

超越中的沉重——论阮籍、嵇康隐逸诗

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的阮籍和嵇康,失去了实现政治理想抱负的社会环境,于政治上处于失意状态。对于现实的苦闷、生存的困境,阮籍和嵇康力求从隐逸生活中寻求精神的解脱、人生追求的至高境界,但现实的束缚使他们的超越异常沉重。     

醉酒终老——试析阮籍的狂放行为

遵循儒家“善”和道家“真”的原则，具有洁癖精神的阮籍选择消极对抗现实和统治者的生活方式，在打破传统的过程中也使自己孤独无助，最后不得不选择“醉”作为容身之地，这是阮籍必然走向的悲剧。     

2008中国直销十大企业老板

他们不计较拥有多少财富,因为他们富足得早已超越了对金钱的渴望;他们计较影响力,因为他们在乎自己的企业能对这个艰难的直销行业有多少促进作用;他们乐于慈善,因为他们说企业做大了就不是自己的了,必须负起对社会的责任……做此榜,我们的期望是业界能诞生更多的“他们”。     

清代地方生员“入泮”述概

明清时代，读书士子顺利通过科举的最初级考试——童试，便可获得生员资格，拥有“秀才”这一科举的最低功名。“入泮”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们便异于普通百姓，或由出贡、入监肄业而得官，或继续参加更高级的乡试、会试，得中举人、进士而入仕。但是功名利禄最终只是属于幸运的极少数人，更多的士子则混迹在人海茫茫的科举大军中走完自己的人生。     

语言研究三对概念的比较

通过分别对索绪尔、乔姆斯基和韩礼德语言和言语、能力和表现、语言潜势和语言行为三对概念的介绍和比较,认为索绪尔侧重研究“语言”,但不忽视“言语”对“语言”研究的作用;乔姆斯基完全忽略“表现”,只研究“能力”;而韩礼德更多地关注人们的“语言行为”,他的“语言潜势”包含了比“语言”和“能力”丰富得多的内容。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语言是如何起作用的,以便更好地研究语言。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与《边城》

沈从文对中国现代文学最大的贡献 ,在于他从作品到理论构建的“湘西世界”。如诗如画 ,恬静淡远 ,风格独具的“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独特的功利原则和美学观的显现。作者生命赖以生成的那一方偏远的水土养成了其向美求善的生活理想 ,而都市文明的虚伪势利的现实又撞破了其梦幻。这是沈从文构筑其理想的“湘西世界”的根本动因。《边城》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代表作 ,是“湘西世界”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的深刻表现。《边城》是一首人性美的颂歌。作家所着力表现的是一种超越“自在”的“自为”性的生命形态。在“边城”里 ,人与自然谐和统一于生命完美的形态中。而翠翠、二佬、大佬对于自由爱情的幻想和追求 ,则体现了他们生命中的自由意志和纯粹神性 ,表明他们是新一代湘西古朴人性的继承者     

温柔敦厚与奸险虚伪相统一的性格悲剧——试论薛宝钗性格的多重性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是历来评论分歧最多的艺术形象之一,曾经分为“拥薛派”和“拥林派”.前者称之为“大贤大宝”的“贤宝卿”后者斥之为“虚伪”“奸险”一心争夺二奶奶的宝座而害死黛玉的“罪魁祸首”.作者用极清晰的线索,精简的笔墨,生动地刻画出宝钗性格的两个方面,这种性格的多重性是用两条线索表现出来,一条是明线、一条暗线,暗线表现得极隐蔽,而明线表现得极显豁,两条线索有紧密的联系,收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性别因素对人称代词的影响

人称代词的性别歧视表现在：在泛指时往往使用具有男性特征的“他”来指称。对不明性别或无必要指出其性别的一群人,用具有男性特征的“他们”去称代。对性别明确的一群人,也用具有男性特征的“他们”去称代。“他”是老字号,“她”是分店。人称代词的性别差异表现在：用“你”代替“我”。用“她”或“他”代替“我”。用“人家”代替“我”或“他”。在艺术语言中常用“她”而不用“他”。     

论《文选》“奏记”类

奏记以公府为对象,作为上行文的郑重性略次于奏笺。《文选》“奏记”类唯选阮籍《诣蒋公》一篇,为辞太尉蒋济之征辟而作。李善注引《晋书》以“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论其辞征之由,几成定论。其时司马氏与曹氏集团的斗争尚未表面化,阮籍辞征和对司马集团的政治态度无关,纯属个人服膺老庄处世观念的结果。     

中国古代文人的“茅屋情结”

从小受着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古代文人,大多怀有“匡社稷,济苍生”的政治使命感,为了实现其人生抱负,他们仗剑去国,背井离乡。然而,在漂泊天涯的风雨途中,他们更多体会到的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辛酸;一朝功成名就,身居官场,那现实的污秽,朝政的腐败,同样让他们有“高处不胜寒”的凄凉。在遭遇到理想与现实的严重错位后,绝大多数的中国古代文人走上了标榜为“独善其身”的退隐之路。笔者把他们的这种于简陋生活中求得闲适的人生志趣,称之为“茅屋情结”。从“魏阙”里出来,走进“茅屋”,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走进“茅屋”,同时也意味着…     

"竹林七贤"称名依托佛书说质疑

以嵇康、阮籍为核心的而形成的“七贤”固为实有历史人物，“竹林”亦非假托佛教名词，“竹林七贤”标目决非东晋中叶谢安首创，亦非纯属意念虚构的中华传统与天竺佛家异型文化的合成品。产生并流传于历史的这一标目的意蕴，与佛教寺院文化无直接联系。作出“竹林”为“假托佛教名词”的推测，固然大胆而启人心智，却缺乏经得起推敲的小心缜密的求证来支持。     

论张翰《周小史》的诗史意义——以同性恋和宫体诗为线索

学界多以阮籍《咏怀》之十二为中国古代第一首抒写同性恋的诗歌,但阮籍此诗另有寄托,其用心根本不在龙阳之好。晋人张翰《周小史》才是诗史上歌咏该题材的首创。这首诗与盛行于梁陈之时的宫体诗有很深的渊源,其娈童题材及女性化描写对宫体诗中同类作品具有范式意义,折射出中国古代男性文人独特的性文化心理和男权话语的本质;而它对人的物化玩赏心态及铺陈描写方式也成为宫体诗的先导。     

关注“学困生”的心理健康

“学困生”是指感知、思维、情感、意志等心理特征相对较弱的学生。在课堂上表现为思维较慢,跟不上主流;主动性差,有意注意的能力差;独立完成作业有困难;学习成绩较差,有自卑感,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他们是值得同情的学生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理解,需要更多地关注——学习上的和心理上的。     

试析阮籍的矛盾心态

阮籍(公元210——263),一生经历两个禅代之局:幼年看到了汉禅于魏,而在晚年又差不多目睹了魏禅于晋的整个过程。 历史上的每一个禅代活动都伴随着激烈的权力斗争。晋代魏禅也是如此。司马氏在篡权活动中所采取的第一个剧烈行动,就是司马懿于正始八年诛灭了曹爽及其政治帮手何晏、邓飏、丁谧等。由此,天下名士减半,整个社会笼罩着一种强烈的恐怖气氛,就象阮籍在《咏怀诗》中所说的那样,是“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处于这种环境中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