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的内在矛盾”之于创作和欣赏——文学活动视野下的“心理距离说”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虽存在片面性,但其核心的＂距离的内在矛盾＂说却是辩证而科学的。对于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是从美感经验出发加以论述的。试在文学活动的视野下观照＂距离的内在矛盾＂,通过分析其在创作和欣赏中的辩证作用,明确＂距离的内在矛盾＂的重要作用。     

瞬时场审美与差距场审美

<正> 一我们认为,审美是瞬时场审美向差距场审美运动的微观心理过程。1912年,瑞士美学家布洛发表了著名的美学论文《“心理距离”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提出了审美“心理距离说”的学说。布洛的学说发展了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关系说”,是审美超功利说的集中体现。他把“心理距离”看成是“‘美感’的一种显著特征”,当作审美的一条基本原则,提出距离是“通过把对象及其影响同某人的自我分离开来”而获得的。他认为“距离说却提供了一种运用简单而意义深远的区别:适意是一种无距离的快感。美,最广泛的审美价值.没有间隔就不可能成立”。在他     

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看意志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布洛提出的“心理距离”说,在审美活动中是存在的,只是需要科学地解释它;审美心理距离实质是意志调节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人对现实的审美态度的一种现象;意志在审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否认意志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是讲不通的。     

来自“过程”的美感距离

本文从布洛“心理距离”说起，勾勒了“距离”与“纯形式静观”的异同关系，推及与实际功利不离不即的“审美适中距离”，分析了实现和保持“适中距离”的态度和方法，强调了“注重过程”的审美意识。     

“心理距离”说与语文教学

作为美感经验重要内容的"心理距离"说,是一种反映了美和审美本质的学说,运用"心理距离"进行教学,能使语文教学真正起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功效。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与矛盾修饰美

试图用布洛的美学审美原则——心理距离说来赏析英语中的矛盾修辞格．矛盾修辞法用两种不相协调、甚至截然相反的特征来形容同一项事物．通过运用“心理距离说”的审美原则审视矛盾修辞格,发现正是这两种对立成分的巧妙结合与读者大脑沉淀下来的逻辑产生距离,激发了读者进一步在矛盾中寻求哲理的欲望,达到奇警隽永的修辞效果．     

论审美距离

布洛提出审美“距离说”时,肯定认识到了审美中主客体之间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的相似性、可比性,应当从物理与心理相统一的角度来认识审美距离。物理距离指主客体之间的物质远近,主体能保证将认识清楚的空间、时间是合适的物理距离,主体对客体的利害已经有所认识,但在欣赏的当下却不加注意和考虑是合适的心理距离。     

戏剧距离的矛盾性——中西戏剧表演中“心理距离”的不同表现

艺术中的“心理距离说”是由英国爱德华·布洛提出的，他认为距离介于主体自身和主体感受之间，它是主体产生某种感受的源泉或媒介。借助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分析中西戏剧的表演，发现前者表现为“距离太远”，后者则是“距离太近”。这鲜明地反映在中国虚拟程式化地表演和西方戏剧“第四堵墙”的理论上。     

心理距离与山水欣赏——以晚明山水道游现象为例

英国心理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在美学史上影响巨大,它认为进行审美活动时,与实际生活应保持一个不即不离的恰当的心理距离,以此来实现美感,而实现最佳的山水欣赏活动就需要处理好这种心理距离。晚明时期,明人为游而游的自然观照行为把山水欣赏与世俗关系处理在最佳的"心理距离"层次上,其猎奇的游道精神以及对自然的超脱体味为"心理距离"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支撑,值得现代旅游借鉴。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与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

在二十世纪心理学美学诸流派中,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可以说对朱光潜先生早期学说影响至深。朱先生不仅据此批判了克罗齐形式主义的“直觉说”,合理的解释了美感发生的心理条件;而且应用“距离”于悲剧的研究和人生美学的探索,使悲剧理论在辩证综合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并对人生、生活做了美学的诠释,将艺术人生化,人生艺术化,完成了“人生——艺术”之间的双向过渡。     

道教养生学与古典美学“澄心”观

中国古典美学漾溢着一种强烈的超越意识.超越俗我,达到与自然本真的合一是中国古代艺术家在审美创作中所追求与向往的至高精神境界.而平居淡泊,以默为守,通过明净澄澈的心灵去辉映万有、神合于物,以吞饮阴阳会和的冲和之气,则是审美创作构思的起点.由此,遂形成中国古典美学的“澄心”观. “澄心”,或谓“澄怀”,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它主要是指进入审美创作构思之初,创作主体必须保持心灵的澄清和心怀的宁静.因此,可以说“澄心静怀”就是一种审美心怀,其实质是让审美创作主体的心灵超然于物外,进入一种和谐平静的心理状态,虚     

“兴”与“隐喻”:中西方诗学思维方式的比较探究

“兴”与“隐喻”作为中西方诗学中极为重要的两个概念,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诗学思维。从文学层面看,中国诗学中的“兴”所阐发的是一种“含蓄蕴藉”的审美效果;西方诗学中的“隐喻”则通过“异质远距”的原则给人带来一种新奇陌生的审美效果。从心理层面而言,“兴”是触物起情,强调内心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触发;“隐喻”更重视理性的作用以及客观事物的具体对应。中国诗学中特有的“意境”“意象”等概念,多强调心与物之间的相互感应,追求一种“神与物游”的诗学境界,是由外在走向内在的哲学体现;而西方“绝对隐喻”的出现,使得“隐喻”不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更是用已知呈现未知,以有限指向无限,从内在走向外在的思维方式与哲学命题的表现。     

浅谈书法中的“势”与文人画的密切关系

中国书法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很好的表现了阴柔与阳刚之美的完美结合,是阴阳美的一种实践表现形式,书法之所以美,正因为它是一种"势"的表现,这种"势"表现的好,能使人感受到一种无尽的韵味,这种韵味有一内在的美感,并且富有灵动性。文人画尤其注重书法,和书法的关系非常密切,书法可以说是文人画中的点睛之笔,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之间的组合,不但构成了艺术形象中的元素,而且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有欣赏价值,它的运笔可以体现画家的一种内在的气质和创作状态。可以说在文人画中,画面与书法表达的是士大夫们相同的感受或者是创作状态,二者是一致的,相通的。     

“言志”与“缘情”——论中国美学的儒道互补关系

中国美学很早就发现艺术创作内在的情与理的不可分割的审美统一关系,艺术虽然包含理性概念,但其中的情感内容又远非理性概念所能穷尽。儒家传统的“言志”说和道家传统的“缘情”说,分别代表中国美学对艺术内部思想与情感关系的解释的两条不同的美学路线。儒家美学的“言志”说主张“理”是艺术内在的情与理相统一的基础,文学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应该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并受其自觉的节制与指引,由此而发展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道结合”的传统。而道家美学的“缘情”说,认为“情”是艺术内部的情与     

艺术创作的审美本性

创作发端于外在审美,而内在审美却是艺术创作的基本特征,艺术创作又是审美反映与审美创造的统一;归根结底,艺术创作的审美实质,就是人的自我观照,自我确证,自我肯定,自我享受。艺术创作的本质是多重的,就基本性而言则是审美。     

《罗拉快跑》——“超物象”的审美感受

电影《罗拉快跑》通过对同一事件的三种结局处理,力图表现人类在变幻莫测的现实世界和无法把握的命运面前的真实心态,通过变形扭曲的"超物象"来表现"现实的真实",从审美角度讲,这是艺术创作的一种更高的境界,是社会生活在制作者心中的独特反映。论文从影片制作的视听技术处理上进行分析,以展现电影在"超物象"表现方面的独特审美价值。     

谈当代“新工笔”的表现语言

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正迈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艺术也进入了重新认识与重组的过程。当下艺术状态的观念更新与表现的多样使得传统工笔不得不思考与新创作空间寻求并存的问题,如何做到保留工笔本质而又能适应当代艺术的审美,并能确切表达艺术家的创作本意。这些问题必然会导致"新工笔"创作面临困难与挑战。而这些问题恰恰也指出了"新工笔"的发展趋势:突破材料界限,打破传统思维束缚,融合中西方审美文化,利用传统带动创新,突出观念的表现。当代艺术家将"观念"作为艺术创作中的主要表达方式,"新工笔"即是借助"观念"这一形式,在艺术创作主题上关注当下的生存体验;在形式上展示着艺术家的人文思考。"新工笔"是艺术家的另一种世界观的呈现方式,另一种表达语言,其改变了传统工笔的固有创作思维,开拓了新的创作空间。     

试论苏轼“崇陶”的心理动因

苏轼＂崇陶＂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颇有趣味、令人深思的文学现象。究其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深受北宋学术思想文化思潮和当时人们注重理性、精神、道德重构,以及社会上＂学陶＂风气等外在因素影响之外,尚有其内在的直接的心理动因：一是苏轼在人生困境中,经过人生反思,为寻求一种精神依托而自觉＂师范＂陶渊明;二是苏轼对陶渊明疏朗淡远诗学境界的倾心推崇;三是苏轼艺术审美理想与陶渊明审美旨趣的高度契合。     

中国民族声乐的“韵味”

＂韵味＂作为中国艺术的审美范畴之一,它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以及十分广阔的涵盖面,＂韵味＂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独特的审美品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精神风貌,它是中国民族声乐教育追求的美学理想,其精髓就是＂声外之韵＂,是一种内在含蓄的音韵美和气质美。     

论脂砚斋的“亲历其境”说

主要讨论脂评“亲历其境说”的内涵和审美意蕴。“亲历其境说”揭示文学源于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一种生活体验论,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体现。对亲历其境说进行阐释,以探讨脂砚斋小说美学思想和《红楼梦》成功艺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