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修辞学与"解释学转向"

科学修辞学与“解释学转向”紧密相联,解释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转向为修辞学提供了科学语言、科学解释、科学交往的理论论述域,科学修辞学作为一种元论述、境遇论述和主题论述不仅具有鲜明的解释学特征,而且也是对解释学难题、循环和实践的解答和修正。     

库恩"范式"的本质及认识论意蕴

库恩的"范式"无疑是20世纪科学哲学中最具创见性、也最具争议的哲学概念之一。库恩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该概念的。一种意义是将"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从事高度收敛的常规科学活动的精神定向工具;另一个更具本质性的意义是将"范式"作为共同体成员共有的解题范例,即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工具。库恩的"范式"及其认识论意蕴是对传统基础主义认识论的历史主义超越,澄清"范式"的认识论本质对于理解科学的本质及科学发展的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科学价值论转向过程中的几个疑难--兼评:科学→价值"的科学进步模式

本文就科学价值论转向过程中“科学→价值”的科学进步模式进行分析，指出了这一模式所面临的困境，首先是“科学进步”概念的混乱；其次是这一模式从科学认识论到社会价值论的不可通约；再有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被动性及其价值的隐性特点，决定了科学技术和专家不能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后果负责。这种转向过程中所面临的疑难不仅迫切要求科学哲学走出传统狭隘的认识论研究视野，还应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史学、科学社会学等元科学进行合理的裁剪与整合。     

作为客体的科学仪器

传统的科学认识论一般凸现了科学仪器在科学认识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忽视了科学仪器使用过程中的具体复杂性,将科学仪器当作科学认识的工具和桥梁。其实,在科学认识过程中,仪器的使用具体的、不充分的、开放的,仪器的呈像是可错的,仪器是与认识对象有着复杂关联的。这就决定了科学仪器既是科学认识的工具,又是科学认识的对象,经过人的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制造出来后,在其使用过程中被深刻地认识的对象,扮演着科学认识工具和科学     

科学社会学与科学修辞学

科学社会学的当代发展与科学修辞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默顿的“规范”、库恩的“范式”、SSK的“纲领”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修辞学的意义。SSK所提出的科学的社会修辞学理论是对规范主义科学社会学、历史主义科学社会学、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的推进和发展。     

科普宁：苏联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的拓荒者

2022年是苏联著名科学哲学家科普宁诞辰100周年。科普宁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科学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基辅学派”的创始人，他关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的研究成为苏联哲学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成果之一。科普宁是坚定的认识论主义者，反对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科学；他促进了苏联科学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指出科学研究就是科学认识的过程，即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知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他坚持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研究的逻辑”和“观念”的范畴，与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和库恩的“范式”概念相得益彰。在任何艰险的环境之下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而不是随波逐流，是科普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哲学遗产。     

孟德尔定律、达尔文进化论与现代生物学规范——兼答方舟子“达尔文、孟德尔以及科学发表方式”一文

方舟子“达尔文、孟德尔以及科学发展的方式”一文对拙文“从科学普及的角度看‘孟德尔之谜’”的修正有多处误解，而对拙文的引用也很随意，因而其“修正”也就具有太多的“独白”意味。就历史意义和方法学意义而言，孟德尔定律对现代生物学（今天生命科学）规范的影响远远大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后现代科学只是一种科学方式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科学形态。而修辞学转向则是一种广泛的哲学视角，科学在此视角中可以看作是一项修辞学的事业。     

20世纪法国科学哲学的三个主题

历史、进步与建构是法国科学哲学的三个核心主题。历史要求科学哲学必须将认识论和科学史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进一步要求科学必须在历史中展现其进步历程,进而,科学理性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理性,而非无时间的逻辑结构;建构要求知识和事实必须在本体论的层面上理解,它们都是具体的实验过程的情境化产物。这三个主题彼此联结,共同塑造了法国科学哲学的历史认识论和局域认识论特征。     

科学知识经济学的概念辨析

科学知识经济学以经济学建立科学活动模型,其认识论旨趣令它在主题上与经济化认识论、经济化科学哲学而非科学经济学、科学社会学中的准经济论证更接近。较之经济化科学哲学,ESK概念更能体现在科学家自利动机、科学知识的社会形成的有效性问题上与SSK的逻辑联系,但它在研究旨趣、工具、方法和规范性上又区别于SSK。ESK具有本体论研究潜能,成为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自然化科学哲学交叉领域的独特研究进路。     

科学认识论的五形态及其对人工智能的意义

现代西方科学认识论的研究出现了五种形态，它们包括进化的认识论、自然化的认识论、认知科学、认知的神经科学和社会化的认识论等。它们对人工智能具有基础性研究的意义，人工科学只有与认识论相结合，才能得以进一步发展。     

技术风险及其责任担当:两则案例的启示

高风险总是需要更大的责任担当,但是在风险越来越高的现代技术活动中却难以寻找到合适的责任担当者。通过对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事件和"三鹿奶粉"事件的分析,有助于深化对技术风险的理解,寻找妨碍技术风险的责任担当的主要因素。     

技术创新活动的交往共同体

根据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技术创新活动.在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交往形态和交往结构,由此而构成了不同层次的交往共同体:实验室交往共同体、产业交往共同体和消费交往共同体.     

论“无缝之网”的“编织”机理——一种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解读

在规律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社会因素为技术形成"编织"了一张"无缝之网"。由社会客体性因素为技术形成划定"边界群"的约束机理、社会主体性因素为技术形成拓展"空间集"的扩展机理和社会控制性因素为技术形成设置"反馈网"的调节机理以及它们之间的整体联动,构成了"无缝之网""编织"的一般机理。认识这一机理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自由时间哲学的谱系

在西方哲学史上，以宗教哲学、生命哲学、过程哲学、现代科学哲学以及后现代哲学为代表的自由时间哲学从未放弃过物质自然时间观即时间客观化的斗争。自由时间哲学对人们超越客观化时间从而超越知识论哲学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它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人文性、生命色彩和对人的生存关切是超越知识论哲学的重要支持和核心观念。     

浅论术语学是知识技术的前提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术语学在知识产生、知识获取、知识代表和知识传递过程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欧洲的术语学家从人们对信息流的研究和对知识秩序的重视上得到启发，设计了普通术语学的概念动力学模型，揭示出术语学和知识技术相互依赖、彼此依存的内在联系，并由此得出术语学和知识技术一体化的模型。文章着重对这一理论发展过程进行论述，以期为中国术语学理论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试论陈独秀的科学认识观

本文主要通过对陈独秀关于科学认识的论述，表明在中国近代科学认识观演变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符合论思想，这实质上是一种主观符合客观之真理论的方法论变种。它虽然在近代中国给科学认识带来了一种社会性效应，但同时使科学本身丧失了其应有的实验观察及其形而上之思的功能。     

自然观的转型

本文提出人类第一阶段的自然观是人类敬畏自然的自然观，人类考虑不到生命和环境会有系统地进化或衰退。这是客体高于主体的自然观；第二阶段的自然观是生命的进化观，认为持续进化的人类可以主宰自然，战胜自然，是主体高于客体的自然观；第三阶段是生命的诞生，发展到衰亡的全过程的自然观，是人类主动尊重自然规律的自然观，演化又回归了客体高于主体的自然观。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反生态思想产生的缘由及消解策略

学术界对于文化的研究一直都存在雅与俗、良与莠、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等一系列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范畴,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也不应该有所例外。但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缺少辩证分析的色彩。本文重申了辩证分析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必要性,阐述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概念、特征及区分标准等,分析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反生态思想形成的原因,并对其消解途径提出了一些看法。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意蕴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技术不能仅对生产力发展这样一个价值信息做出反应，还应充分关注应运而生的意识形态后果。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意蕴的科学认知，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健康发展，摒弃片面的“单向度”式的科学技术发展观。     

伊斯兰文化中的环境伦理意识

随着自然环境破坏程度的加深，生态价值观开始兴起，环境伦理的研究也真正开展起来。在对20世纪全球环境问题的大讨论中，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对立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千多年前的伊斯兰文化中的环境伦理意识，应该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和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