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山西省属于资源依赖型区域，其经济发展长期依赖煤炭资源的开发，第二产业较为发达，但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比较落后。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加深，探究山西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选取山西省2010—2018年9 a的人口结构和经济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应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山西省人口结构中的主要因子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探究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回归关系。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山西省高素质劳动人口占比与经济发展呈现明显正相关关系，社会少儿抚养负担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山西省城市群建设的初步研究

通过研究山西省城市整体发展现状,发现山西省城市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大城市少,中小城市偏多,城市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低.结合目前国内外城市发展态势和山西省人多地少,地形崎岖,城市化任务繁重的省情,运用城市群发展理论,从多个层面论证了山西省发展城市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全面分析山西主要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建设水平、交通通达性、产业结构等基础上,从空间维度上,规划了山西三个城市群的空间分布.从时间维度上,安排近期,中期和远期山西省城市群建设的重点.     

山东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空间格局

基于全国各省与山东各地区2014年的统计数据,应用象限法对山东各地区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济南、青岛属于城市化严重超前,但作为山东的龙头城市,发展具有合理性;其他地区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呈现明显的东西差异,城市化水平从东向西递减;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两者相互促进,城市化建设需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     

山西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协调度分析

利用2000-2009年统计数据,构建了山西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标体系.在对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模型,对山西省不同年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2009年城市化综合水平逐步提高,生态环境综合质量呈波动性变化,即:2000-2003年山西省生态环境评价值呈现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变好;从2003-2006年,生态环境评价值呈下降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变差;2006-2009年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值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变好.从协调发展度来看,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呈波动性上升.从协调度发展类型来看,山西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在2000-2009年期间1a失调,1a接近失调,4a基本协调,4a协调发展.总的来说,山西省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较为协调,处于协调阶段.     

中原经济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空间耦合分析

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要素,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耦合关系.基于中原经济区32个地级市的城市化相关数据及生态环境指标,运用"PSR"模型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函数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原经济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空间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大部分地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空间耦合度处于磨合和高水平耦合阶段;空间耦合协调度分别为:低度协调耦合占21.88%,中度协调耦合占65.62%,高度协调耦合占12.5%.2)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空间耦合强度和空间耦合协调度情况为:高强度中协调性的城市占31.25%,中强度中协调性城市占34.38%.3)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与各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对应关系,而耦合协调度与各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分析

在阐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业化综合水平指数与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之间协调度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24年的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的时空进行分析,其结果显示：（1）从时间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即1978-1991年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发展时期,而1992-2001年是基本协调发展时期;（2）从空间上看,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分布明显存在着地带性差异,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区的协调度较高,中西部除了少数省区协调度较高外,其它大部分省区的协调度都较低。中国省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地区分布还似乎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区的协调度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省区协调度相对较低。     

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发展关系研究——以关中地区为例

目的探讨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相互作用问题,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方法以关中地区为例,采用回归分析和钱纳里模型,分析了1949—2009年间关中地区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的时序关系、相关关系和协调关系。结果关中地区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进程具有明显的时序关系,可划分为快速起步、缓慢发展、稳步上升和快速发展4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产业与城市化的相关关系不同;并且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发展的不协调程度在加剧。结论低工业化水平和低劳动吸纳力是导致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发展不协调的根本原因。因此,做大工业规模、提升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是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与评价研究——以吉林省四平市为例

以吉林省四平市为例,选取社会、经济、人口、土地等多个城市化发展相关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城市化综合水平测定模型,分析比较四平市城市化综合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及吉林省平均综合城市化水平.结果表明:与钱纳里标准型式比较,四平市城市化综合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制约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作为省域边缘城市,在区域合作背景下,其城市化综合水平逐渐落后于吉林省平均城市化综合水平,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滞后会进一步削弱城市在区域合作发展中的选择权和话语权.     

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二者的协调发展是建立和谐型社会的重要标志。根据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计算出重庆市及各县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偏离差,并据此划分出协调度类型,结果表明:目前重庆城市化水平整体滞后于经济发展,二者呈现极不协调状况,同时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影响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城市结构体系不全、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城镇产业特色不明显关联性差等;最后提出了推进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山西省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关系研究

服务业对城市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城市外部经济效益的发挥来源于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也是实现城市经济集聚效益的保障.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综合体现,城市化对服务业的结构升级起着推动作用.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是从服务业增加值、就业率两方面来考虑,而且大多是集中于对大区域的研究,对于小尺度的研究比较匮乏.本研究以山西省为例,选取相应指标通过相关统计分析及回归分析对服务业和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关系进行研究,以期为山西省实现城市产业转型提供一些参考.     

京津冀地区县域人均GDP的空间差异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GIS空间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1993—2013年京津冀地区县域人均GDP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和路径设计提供依据。得到以下结论。1)京津冀地区县域人均GDP快速增长,县域间的差异扩大;县域人均GDP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性,"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趋同性在增强。2)京津唐地区一直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河北省大部分县域的人均GDP处于较低水平,"涞源县–高阳县–武邑县–枣强县–邱县"经济冷点带逐渐形成;县域人均GDP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分布,并且整体上呈现强化趋势;经济发展重心以文安县为核心,呈现"先西南、后东北"的"V"形变动,东北方向的经济功能进一步强化。3)与OLS模型相比,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明显改善。人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人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以及城镇化水平等显著促进了2013年京津冀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     

碳排放与社会经济发展——碳排放与社会发展Ⅱ

利用全球及主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化石燃料人均碳排放和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以及人均GDP历史数据,考察了碳排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财富的积累,必然伴随大量碳排放,因此减排势必会限制社会经济发展。初步分析表明,工业化程度达到峰值时对应的人均累计碳排放量因国家不同而异,但这一转折阈值至少为40tC。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居民生活水平亟待提高的时期,未来发展需要一定的碳排放空间,因此在气候谈判中应努力争取自身排放权以及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新世纪初期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分析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多以经济发展水平为自变量来研究相应的城市化水平,而以城市化水平为自变量反向研究他们的关系则不多,这种研究具有更积极的实际意义,模型也更为简单。从人口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两个方面,用统计数据的时间序列和空间序列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单位人口城市化率增量对应的人均产值增量在350～1 600元/人之间,且新世纪以来逐年提高,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好;单位空间城市化率增量对应的地均产值增量在2.7～12.5万元/KM2之间,新世纪以来先降后升,存在波动,2003年后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逐年提高。     

湖南省地市经济增长的σ趋同评价分析

近年来,“俱乐部趋同”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研究的重点.先根据2003-2013年湖南省及各市州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3个统计指标对15个研究对象进行聚类区域分组,分出3类经济水平带;再采用方差分解方法分别计算了2003-2013年湖南省各地区的总差异、带间差异与带内差异.结果表明,湖南省各地区的人均GDP地区差异在变大,经济增长趋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区差异在变大,收入增长趋异;城镇化率的地区差异先变大后变小,城市化率增长先趋异后趋同.从3个经济带的方差分析结果看,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析不能实证湖南省经济带内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城镇化率分析能说明经济带内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     

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分析

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准,而城市化的发展状态与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使城市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本文以安徽省17座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熵权的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理论中隶属度方法,建立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评价体系模型,分析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度.研究结果显示:安徽省17座地级市可分为基本和谐、和谐和良好和谐三种等级.马鞍山和铜陵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分别为0.631和0.622,是良好和谐的城市;合肥、芜湖、淮南、淮北、黄山五座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处于0.4到0.6之间,是和谐的城市;其他十座城市和谐度处于0.2到0.4之间,属于基本和谐.和谐度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线性关系,随着城市人均GDP的增长,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整体上呈现出增长的变化趋势.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时空错位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是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两个方面,二者发展的时空错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矛盾.文章选取长三角城市群26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对2009—2019年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进行综合测度,通过泰尔系数、标准差椭圆模型和空间重叠性、空间错位指数及空间回归模型探究其时空格局、错位程度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 研究时段内,城镇化水平由“规模驱动”转向“质量驱动”,其变化取决于中低水平城市数量的替变转移上;随时间维度变化,城镇化质量提高显著,内部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规模内部差异扩大,规模结构不合理现象有所突显.2) 空间分布上：城镇化质量始终以中水平地区为主,高水平地区不断增加,低水平地区持续减少;城镇化规模始终保持“中部凸起”的分布格局,中等规模城市逐渐取代了小规模城市,成为区域主导的城镇化规模类型.3) 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且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现象主要由小部分城市的不匹配造成的.4)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人均GDP、每万居民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空间错位指数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均GDP和土地城镇化率对空间错位指数贡献最大,其他因素不显著.     

湖南省低碳经济发展相关因素探讨

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与地区的人口、城市化、GDP总量、人均GDP等众多因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通过相关系数法定量地测定湖南省在低碳经济建设中的碳排放总量与其他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并利用修正了的I=PAT模型对其进行拟合分析,以判断在主要相关各因素变动下的碳排放变动趋势.     

青藏高原与全国经济差距研究——基于人均GDP

本研究测算出青藏高原各州市人均GDP与全国水平的差距。从静态来看,除青海省海西州、西藏拉萨市和西藏林芝地区之外,青藏高原其他州市人均GDP均在全国人均GDP之下。与全国人均GDP差距最大的州市为青海省玉树州,其次为四川省甘孜州,再次为青海省果洛州等。从动态趋势来看,首先人均GDP高于全国水平的青海省海西州、拉萨市和林芝地区,超过全国水平的差距逐渐增大。研究表明,具有输出能力的产业、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持续的发展能力是地区GDP逐年上升的根本动力,并就培育具备输出潜力的产业提出对策。     

基于线性回归的河南管“十二五”时期GDP预测

以河南省1978-2009年GDP指数(1952年为100)和人均GDP指数为基础,运用一元线性回归方法建模,对“十二五”期间GDP指数和人均GDP指数进行预测.结果显示,1978-2009年GDP指数和人均GDP指数的预测值与真实值基本相符,“十二五”期间GDP指数和人均GDP指数预测值也与经济发展趋势非常吻合.     

人口红利、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

运用描述统计、稳定性检验、三段线性回归模型和VAR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占GDP比重随时间的变动趋势、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GDP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人均财政支出因素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促进了人均财政支出与人均GDP的长期稳定增长;1981—2011年,人均财政支出、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工业总产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