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治与法治的哲学思考

人治与法治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互为存在的前提，共处于统治方式这个统一体中，在人治产生的同时，也就有了法治的萌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人治逐渐为社会所抛弃，而法治因素却逐渐成长壮大，最终将取代人治。但是，法治对人治的否定不是全盘抛弃，而是辩证的否定，即扬弃。法治社会并不是不要人的主观能动性，相反，人的主观能动性显得十分重要，企图以有限的法条规范无限的客观法律事实和现象，把人当作法条操作机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十分幼稚的，法治社会的认本依然是人。     

论法治与人治

法治和人治的争论由来已久，古代西方和中国对法治和人治都有各自的论述，他们之间有许多相同的理念，也有许多差别，比较中西方关于法治与人治的思想，得出法治内含的平等、正义、自由等社会价值。通过分析法治与人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吸取其法治精华成分，借鉴人治中的“德治”思想，通过当下发生的几起引人深思的案例，分析德治发展的社会基础，以及对现代中国法治进程建设的重要意义。     

论人治与法治(上篇)

人治与法治是人作为价值观念存在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人治与法治的共性表现为，都要以法律这种普遍意志形式作为管理社会的基本方式，都强调依法行事；人治的基本法律特征包括个人意志至上性 ，法律的任意性，法律的不可测性，法律与未分化的国家权力同在等，人治的理论和实践在价值观念上是相悖的。     

西方法治观与中国古代法治观的梳理与比较

法治是由若干要件组成的集合概念。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法治进行了初步探讨,近代西方从试图为法治下精确定义转向提炼法治的要件,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同样非常丰富,法家提出了系统的法治观,而道、墨、儒等学派则孕育了丰富的自然法思想。西方法治观与中国古代法治观的相同之处表现在所提炼的法治要件存在大量共性,并都对法治基本精神做了探索;不同之处表现在两者与人治的关系不同,提炼的法治要件完善程度不同,对法治精神的诠释不同,并且西方法治观很好地转化为实践,中国古代法治观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法治一元”视角下的中国法律传统

法治即是法的统治，“善法的统治”是一种法治的完美状态，中国传统法律形式多样，不乏善法的存在，但是缺乏法的统治，所具有的善法只是人治的工具，中国法律传统中更多的是非法治因素。法治多元理论下的所谓“中国传统法治”理论偏离对法治的正确认识，引起理论混论。抛弃法治多元理论，正确认识中国的法律传统，对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中国法治建设

中国法治建设在“三重转变”、人治与法治、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中,虽要面对破旧立新的复杂性,但也容易形成未来发展趋势的规划。世界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变革运动,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法治建设拨开了迷雾。从宏观到微观,中国在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进行了法治变革,但中国法治建设在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中国固有的人治传统的影响和西方化的法治实践的挑战。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考虑,中国法治建设需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路径,形成以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完善社会权利救济途径为路径的促进社会和谐的法律体系。     

法治与国家的长治久安——从人治社会秩序的两种状况想起的

国家的长治久安,它是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共同追求的一种持久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其基础是法治。但是,由于在人治社会里也曾出现过相对持久稳定的社会秩序,所以,很多人对人治社会形成了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历史虽然进入了法治社会但是对人治及人治社会仍留恋不已。这种对人治的情结如果不彻底及时地清除,将会影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也论法治理论的思想渊源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法治理论的首倡者,而柏拉图则是人治论者的代表。针对这一观点,本文通过介绍柏拉图一部通常为人们忽视的著作——《法律篇》中所体现的法律权威等重要的法律思想,指出柏拉图晚年已由主张人治转向主张法治,《法律篇》中体现出的法律思想是法治理论的思想渊源。     

中国法治呼唤尚法精神

中国法治经历了与人治的艰辛斗争,终于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由于人治观念及其治国传统的长期影响,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大众法律化氛围,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还较淡薄,法律信仰还较缺乏,因此在全社会培植尚法精神是目前中国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实现法治目标的重要保障。     

从人治到法治——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治国方略的转型

人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略，在我国，从人治方略到法治方略的转变，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过程。依法治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转型期法治公信力的建构

在现代社会，神治、德治和人治都逐渐失去了治道基础与根基，法治成为主治道。“法治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能在根本上保证“中国梦”的凝聚力。法治公信力的义是通过各种层次的体系化信号传递，法律权威得到公众的信任，从而实现主体间法律信息的共享与对称，最终实现法律主体博弈的均衡。法治公信力在实质上内涵着合法性、合理性的价值理念。法治公信力的建构通过三个相互作用的方面展开，一是法律权威的塑造、二是信号传递机制的完善、三是信任机制的改进。     

法治国家的法理思考

法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法治是法的统治、法的治理;法治国家是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家与管理社会,从而使权力与权利得到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只有以人为本,厉行法治,才能保障人权、保证"良法"的有效施行。具体而言,建设法治国家需要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辩证地对待我国以及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集中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为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不懈奋斗。     

以德治腐与依法治腐的结合——兼论当代中国惩治腐败的人性论基准

中西不同的人性论设定导致了不同的治政方略和治国路径。一般来说，中国的人性论虽然多种多样，但总体是以性善论为主，西方则是以性恶论为主。性善论往往与德性主义的治政理论相关，性恶论则崇尚法治主义的治政学说。落实到反腐败的问题上，中国的反腐败注重德治教化，西方的反腐败则注重法治惩处。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我国新时期的反腐败应当从中西德治主义和法治主义的传统中总结经验教训，力求把道德教育和法治惩处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坚持治本和治标的辩证统一。     

观念与法治

错误的观念会导致错误的行为，正确的观念指导正确的行为。社会主义法治绝不仅仅是依靠强制力实现的法治，它的实现更多地来自于人们内在的一种信念——法治观念，人治意识和对法认识的肤浅与误解是中国法治发展面临的最大心理障碍。为此，有必要进行一场有破有立的意识上的斗争——观念法治。     

反思传统 突破传统——黄宗羲法治思想别议

黄宗羲的个人经历和学术造诣使得他在面对明末清初的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法律制度时能够在反思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突破传统的观点,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的法治思想的渊源其实来自中国传统思想,但同时暗合了一些近代西方法治思想。在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认为善法是"天下之法",而"一家之法"非法,即恶法非法;然后又主张君与臣平等,"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的平等观,并设想了设置宰相和学校议政两个具体的制度。他的法治思想有时代进步性,认为必须限制权力、分散权力,制衡权力,这样的权力才能为"天下万民"服务,才不至于成为谋"一姓之私"的工具。但也体现了局限性。本文试图对黄宗羲的法治思想作别一解读。     

法治与德治

管理如同教学 ,管无定法 ,但我以为以法治校、以德治校之法为广大管理者所共识 ,要管好学校这二法确无可避之。目前学校基本上实行了校长负责制 ,校长的权力大了 ,校长在某种意义上可左右学校的一切 ,可以说了算———即人治。但要有效地治校 ,人治并不一定管用 ,教师口服心不服 ,他们的积极性很难调动 ,学校管理中的第一要素人并不一定能管理好 ,所以我以为应当把二者融为一体 ,兼而用之 ,效果会更好。一、法治法治 ,即以法治校 ,依照国家有关教育事业的法律、法令、规范、规则、条例、章程办事。学校管理者要树立法制观念 ,懂法、用法、以…     

党的依法治国思想初探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基本方略，也是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同志依法治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怎样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克服和摒弃由“革”遗风中“人治”大于“法治”的弊端，实现“法治”而不要“人治”，依法进行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活动。严格依法治国，使任何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在行使权力的同时必须依法行政，必须受到法律程序的约束和监督，规范行政执法、司法机关的程序。从而使我们在邓小平依法治国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在实践中积极探索，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能不断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版权制度的建立

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及广泛使用才可能产生。印刷术大大提高了作品的复制与传播效率。版权观念在中国产生较早,但是中国版权的立法保护,却落在西方人的后面。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以及一些有识之士的宣传和躬身实践,晚清政府才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版权法律《大清著作权律》,改变了中国版权发展历史的分期,中国版权保护历史从分散的、不完整的地方官署的告示保护发展到具有全国意义的保护,中国版权保护开始从人治逐步向法治过渡。     

法治理念的建构

本文从法治理念的建构这一角度回顾了中西方法治理念的演进,剖析了法治理念的建立过程并提出了"法治"是治者是治的方式这一观点,愿对中国法治现代化发展有所助益。     

论人性与法治

法治作为一种法律主治的理念和精神，必然有其内在的文化基础。对人性来源和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得东西方走上了“人治”和“法治”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认为人性来源于人的自然本能，因此，对人性的预设就是恶的；而在东方，由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都代代相传着“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思维观念，从而导致了对完美人性的极端推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对人性本质的重新认识也开始让我们思考“法治”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