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克孜尔石窟大乘佛教探析

龟兹佛教主要为小乘说一切有部,克孜尔石窟是小乘佛教的艺术中心。但公元8世纪以后,已进入晚期的克孜尔石窟出现了一些大乘佛教的壁画,以千佛画为代表。这些壁画的出现,表明当时的龟兹人对大乘佛教已有所接受,应是受东西各大佛教势力的影响使然,如中原的影响、印度的影响、于阗的影响等。     

龟兹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问题分析——以克孜尔千佛洞为例

克孜尔千佛洞为我国四大石窟之一,是我国现知最早的一处龟兹石窟群,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景点之一。本文分析了克孜尔千佛洞目前的现状,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它的保护与发展,在丝绸之路成功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克孜尔千佛洞艺术

克孜尔千佛洞艺术杨法震克孜尔千佛洞，又称赫色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七公里处的戈壁悬崖下。石窟群背倚崖壁，下临渭干大河，隔河南望是雀尔达格山．在石窟群山脚下汇集为一的克孜尔河、木扎提河和渭干大河，被认为是古代的龟兹西）１１上游．维语中的克孜...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佛教壁画与古印度佛教壁画的不同

中国古代佛教壁画自印度传入，在不同民族地区融入了不同民族文化传统而形成不同特点。如新疆的龟兹壁画和高昌壁画热烈奔放，西藏的藏传佛教壁画神奇诡秘，云南的傣族小乘佛教壁画包含更多人情味，而丽江纳西族佛教壁画则融合了不同佛教系统的特点。     

鸠摩罗什佛经“新译”初探

佛教在中国历史悠久,影响极广。佛教初传时,由于佛典多是用古梵文书写,要使它流通中原大地,势必要译成汉语。因此,译经便成为佛教徒的一项严肃而重大的工作。从东汉到唐中叶大约八百年间,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译经家。其中影响最大、译著最多的是姚秦时期的鸠摩罗什,南北朝时期的真谛,以及唐代的玄奘和不空,后人称他们为“四大译经家”。从翻译的数量和质量来看,玄奘居四人之首,但就译经的范围而言,则以鸠摩罗什所译为最广。鸠摩罗什,一名鸠摩罗耆婆,意译童寿,本天竺人(今印度),生于龟兹(今新疆库     

龟兹石窟群及其壁画旅游资源的特点及旅游功能分析

龟兹石窟群及壁画不仅体现了龟兹的传统文化,更体现了龟兹人民的创造才能。本文通过对龟兹石窟及其壁画旅游资源特点的介绍,简要对龟兹石窟群及其壁画资源的旅游功能进行分析。     

新疆文化旅游景点的开发

本文以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伊犁惠远古城、乌鲁木齐人民公园三个景点为例，就新疆文化旅游景点的开发，略抒已见．     

敦煌石窟:一眼千年,与美厮守

正大漠深处,有这样一个地方,它可以穿越时空,带你领略中原风情和西域特色。它不是稍纵即逝的海市蜃楼,亦非镜花水月的天方夜谭,而是大漠深处的"天外飞仙"。从敦煌市出发,向东南行进25公里,经过一片荒芜之地,绿洲出现的这个地方,就是莫高窟。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千佛洞,是举世闻名的四大石窟之一。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199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试述构建和谐社会与大理佛教发展的双向互动

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大理与大理佛教应该是一个和谐互动的统一体.本文列举了大理佛教史上的几个和谐实践,论述了大理佛教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大理的过程中所能发挥的独特而积极作用.在佛教为构建和谐大理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和谐大理的建设也将为佛教转换自身功能,积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作者认为,我们既要关注和梳理大理佛教史上的和谐实践,也要切实研究当前处境下如何实现和谐社会与佛教发展的双向良性互动.     

青原禅宗文化研究的新高度——读习罡华《禅宗七祖青原行思研究》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文化三大支柱(儒释道)之一的佛教,是建设中国文化自信、树立中国文化气派、完成中华文化复兴的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源,而其核心在于坚持佛教中国化的方向.江西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典范与代表,影响可谓至深至巨.如何具体而深入地研究江西佛教的中国化问题,说明江西佛教对中国文化的特别贡献,同时切实改变"佛教资源在江西,佛教研究不在江西"的窘况,是近年来江西学人直面的重大课题.由此,江西学人孜孜以求,呕心沥血,承担责任使命,创造出了诸多令学术界兴奋与惊叹的成绩.毫无疑问,习罡华教授围绕江西佛教禅宗文化而获得的一系列成果就是典型的说明,其撰著出版的《禅宗七祖青原行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一书,正是他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从宋明新儒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看佛教对儒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相当程度来自于佛教。隋唐时期,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一种开放的政策,儒、释、道三足鼎立,为各种思想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隋唐佛教的佛性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儒学化,这更为儒学吸收佛教的思想提供了方便。宋明新儒学之“心性”,无论是张载的“天地之性”,程朱的“天理”,还是陆九渊的“心”,王阳明的“良知”,都不是传统儒学的作为具体人的现实具体之心性,而在相当程度上已具有本体的性质,与佛教的“佛性”、“心性”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宋明新儒学区别于传统儒学之最根本处,就在于二者思维模式的不同。探讨佛教对儒学的影响,认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敦煌：空中的舞蹈--“飞天”的梦想

敦煌地区石窟保存的从公元4世纪（十六国）到14世纪（元代）历时千余年的众多飞天形象，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是佛教艺术中璀璨夺目的一枝奇葩。佛教壁画或石刻中的空中飞舞的神。梵语称神为“提婆”。因“提婆”有天的意思，所以被译为飞天。在敦煌千佛洞的壁画里，飞天是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她差不多分布在从北魏到宋元所有洞窟的四壁和洞顶上，那婉蜒婀娜的飞动之势，使每一个瞻仰者神往。因此，人们常用飞天作为敦煌的标帜。飞天---最富于民族个性的造型艺术，是由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酿结出来的，与中国古代的文化心理、宗教意识、审美情趣等都密不可分，特别是与中国古代舞蹈的关系最为密切。     

佛教对中土孝亲观的因应之道

<孝经>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孝意味着对父母辛勤养育之恩的真诚感激和深切怀念,孝一方面具有生物学的依据,另一方面也非常适合农业耕作、自给自足、聚族而居、家国同构、君父一体的中国社会现实.佛教以辞别君亲、出家修行为入道初步,解脱烦恼、涅槃寂静为终极归向,不可避免地受到儒道两家以"不孝"为口实的攻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积极地向儒家人物靠拢,认真解释佛教的理想、追求与儒家的孝道毫无违逆之处,并大力挖掘自家的孝道资源,逐渐积累起非常丰富的佛教孝道思想资料.北宋契嵩撰<孝论>一文,阐明了佛教的出家修行并不与儒家在家奉亲的孝道相矛盾,代表了土生土长的佛教僧众不愿意违背世俗伦常的心声,也标志着佛教在北宋时期已经立足中土,扎根民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事实.     

敦煌石窟艺术的殿堂 敦煌石窟艺术发展的分期

正敦煌石窟包括敦煌市的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县境内的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县境内的五个庙石窟。在古代都属于敦煌文化圈内,这几处石窟在内容、风格等方面都非常一致,可见其系统性。敦煌石窟的营建经历了十六国(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共十一个时代,历时1000多年。     

敦煌：空中的舞蹈——“飞天”的梦想

教煌地区石窟保存的从公元4世纪（十六国）到公元14世纪（元代）历时千余年的众多飞天形象，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是佛教艺术中璀璨夺目的一枝奇葩。佛教壁画或石刻中的空中飞舞的神。梵语称神为“提婆”。因“提婆”有天的意思，所以被译为飞天。在敦煌千佛洞的壁画里，飞天是最引入注目的内容之一，她差不多分布在从北魏到宋元所有洞窟的四壁和洞顶上，那蜿蜒婀娜的飞动之势，使每一个瞻仰者神往。因此，人们常用飞天作为敦煌的标帜。飞天——最富于民族个性的造型艺术，是由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酿结出来的，与中国古代的文化心理、宗教意识、审美情趣等都密不可分，特别是与中国古代舞蹈的关系最为密切。     

隋代的岭南佛教活动

仁寿置塔是隋代岭南佛教发展中的关键性因素,对隋代岭南佛教发展影响深远,不仅造成了隋代岭南高僧活动数量的增加和地域范围的扩大,而且吸引了普通僧众和俗家善信的广泛参与,在民间掀起了一场佛教信仰热潮,而这又反映了隋代岭南佛教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即深受官方佛教政策的直接影响。而仁寿置塔之所以能对隋代岭南的佛教发展影响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即在于隋代岭南佛教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低,它是当时岭南开发程度较低、全国政治中心北移、隋代佛教政策和王仲宣判乱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加坡现代佛教建筑的发展

为分析新加坡现代佛教建筑在性格特征、建筑型制和功能要求的发展和变化,及探讨促使新加坡现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因素,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文献的阅读,以天福宫和莲山双林寺为例,总结新加坡传统佛教寺院的特征.新加坡"改良佛教"的出现是促使新加坡现代佛教建筑发展的主要因素,文章进一步以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和光明山宏船法师纪念堂为例,通过这两座现代佛教建筑与传统佛教寺院的比较,总结分析出新加坡现代佛教建筑的世俗化特征,灵活的建筑型制及多元化的功能这些与传统寺院迥然不同的特性.     

惠能开创的佛教革命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意义

佛教源于古印度,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处于矛盾斗争又互相影响融合的过程.由惠能大师开创的佛教南禅革命,于其在世时已经取得雄踞岭南、名扬天下的成果.惠能开创的佛教革命在中国和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打破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北方中原中心论;打破了印度为佛教中心论;确立了完全中国化的佛教的佛、经典和形式.     

佛教报恩观与佛教孝道观之比较

佛教报恩观和佛教孝道观有着各自的伦理规范。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就联系而言,佛教的报恩观与孝道观基于相同的佛理教义,佛教报恩观是佛教孝道观的理论基础,是广义上的佛教孝道观。就区别而言,佛教报恩观围绕孝亲——敬众生——忠国——信佛法的人生理想而展开,孝道观围绕人子的社会角色而展开;佛教报恩观关系人生理想,孝道观关系社会伦理;佛教报恩观宣扬报恩得善报,孝道观多宣扬不孝遭恶报。     

论佛教“苦谛”与孟郊的诗歌

佛教哲学高深玄妙,博大精微,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以及艺术创造极其广泛深远,而佛教哲学中包涵的人生哲学尤其是人生无常一切皆苦的理论给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尤为深刻,特别是在充满现世苦难的中唐时代.这是因为佛教人生哲学乃至整个佛教哲学的大厦都是精致地建立在人生无常一切皆苦即“苦谛”的理论基石之上的,而“苦谛”关注的是社会现世,阐释的是人生苦难,引导的是如何解脱.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所说“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人们处于瓦解了盛唐气象后新的社会生活秩序又尚未整饬的时代和既充满三教精神又尚未形成新的精神制度的精神混乱时代,感受到的是满目疮痍、人生坎坷、心灵痛苦和精神困惑,佛教作为抗议这种苦难的宗教,给人们提供了解释这些现世苦难和精神痛苦的宗教理论以及解脱方法,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们纷纷投入佛门怀抱,从佛教和佛教哲学中寻求救疗人生苦难和心灵苦闷的良方.因而佛教哲学除以奇妙的思辨、细密的思维、精致的哲理使中唐时代知识分子们叹服外,“特别是从这种哲学中引伸出来的人生哲学、人生理想更引起那些在现实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