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女尊而男卑，……”－－《管锥编》中有关女性及男尊女卑现象的议论

本文认为，钱钟书先生所著《管锥编》中有关女性的诸多议论在学术思想史上有重要价值。为此指出，钱氏对“甚美必有甚恶”论的驳议，对“色衰而爱弛”一语的阐释以及对“男尊女卑”现象的思考，都是其以人道主义为基调的学术思想的重要表现。     

钱氏《文选》学研究

<文选>学是钱钟书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终其一生的事业之一.正因为钱公对<文选>学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把选学推向一个新阶段,可称之为钱氏<文选>学.其内容特点有三:全、深、新.     

钱钟书翻译观的修辞重构

将"化境"说当作钱钟书先生翻译思想的总括性标签一直是译学研究领域的普遍做法。但"化境"其实只是钱氏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顺应"译"字的训诂实施的一个修辞策略,不足以成为"化境"赖以成说的坚实文本支撑。"化境"说在理论层面上与钱氏用以表达其核心翻译思想的其他概念(如"不隔"以及经其重新界定的"信")有着内在的一致。本文意图以"不隔"说从修辞视角对钱氏的翻译观进行重构。     

“阴火”之我见

<正>金元时期著名医学家李东垣以《内经》为理论基础,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提出了脾胃内伤学说、而“阴火”理论则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对“阴火”概念的阐述尚欠清晰,使后世在认识上多有歧见,笔者通过反复学习,对“阴火”有了一定的认识,今不揣浅陋,试述如下,以求正于学者.     

钱钟书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思考与扬弃

本文认为,《管锥编》中藏有钱钟书先生的政治思想.其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对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特征与弊端的反思,揭露了专制统治在统治集团内部造成的种种恶果;二是通过对文化专制及其与传统文化相关性的反思.揭露了专制统治者以言或以文字治罪的专横;三是通过重新提出与肯定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和”、“同”之辨,抒发了自己有关“治国譬如张瑟” 的政治理想.结论:否定专制统治与追求政治和谐是钱钟书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钱氏《文选》学研究

《文选》学是钱钟书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终其一生的事业之一。正因为钱公对《文选》学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把选学推向一个新阶段 ,可称之为钱氏《文选》学。其内容特点有三 :全、深、新。     

论王维的诗中画意及其气韵生动──《王维诗中的绘画美》续篇

论王维的诗中画意及其气韵生动──《王维诗中的绘画美》续篇金学智钱钟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里说：“诗和画既然同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而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①对于诗和画，中国和西方早就不同程度地看到了二者的共同性，但西方从莱辛...     

钱钟书论文学的虚拟性

钱钟书认为“史有诗心、文心”,这里的“诗心、文心”主要指涉的是文学的虚拟性。对此可以从其反复阐发的两个命题来理解：“诗可凿空”;“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对文学虚拟性的强调,凸显出钱钟书对文学主体性的认识,一定程度上构成对二十世纪以来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主流文艺社会学理论的一种反驳。     

《文选》钱氏学之陆机《文赋》研究——兼论《管锥编》之学术价值

陆机《文赋》研究在《文选》钱氏学中占重要位置,特别精彩处有四:一、揭文胆;二、辨“警策”与“警句”;三、释工拙相参;四、证灵感。对李善注肯定少否定多,且有嘲讽口吻。《管锥编》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经典,是粉碎“四人帮”后文化界的第一声春雷,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影响难以估量;不可“臆说”。     

《管锥编》:一部思想解放的启示录

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中含有思想解放的前驱之论,书中运用寓论于述亦即隐喻的方式论及了诸多重大话题.其具体内容:一是通过对李斯(谏逐客书)的赏析,揭露了闭关锁国的实质就是文化禁锢;二是通过对“唯食忘忧”及“言利”说的肯定,对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率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三是通过对“甘食悦色”现象的阐释,抨击了“文革”当年的左倾狂热与禁欲思潮;四是通过对圣人“法自然”说的剖析,指出了专制理论亦即“全面专政”论的认识误区.结论:《管锥编》中有关治国安邦大政方针的见解,说明了党心民心的一致性.     

广告语言的特点

广告语言主要是指在广告活动中使用的语言文字，是广告活动与语言相结合的产物。在广告文案的写作中它与写作技巧、广告的策略创意以及消费者心理密不可分，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其不同的特点。但是它根本的特点应该源于广告推销的本质，即为推销目的所决定的“夸饰性”、“劝说性”和“承诺性”特点。正是这三点使广告语言与其他语言明显地区分开来。     

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王学讲会活动——以江右王门学派为例

由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说在逻辑上存在内在的矛盾,以至于人们难以对“致良知”有一致的理解和把握,王阳明经过不断探索而启动的王学讲会活动是其实现“致良知”目标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可以视为阳明“致良知”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种理论学说的内在逻辑矛盾是难以依赖一种学术思想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外在形式来化解的调和的,江右王门学派所开展的王学讲会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阳明心学无可避免走向自己的末路。     

论元代"四君子"画的兴盛

元代的绘画中，“四君子”题材比较突出。中国文人受“比德”文化思想的影响，喜欢用梅兰竹菊寄托理想品格。据夏文彦《图绘宝鉴》记载，元代画家一百七十余人，画水墨梅兰竹菊者几乎占到三分之二。元代水墨“四君子”的兴盛原因有二：一是民族矛盾导致社会生活的变化，使文人阶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当精神追求与社会现实存在矛盾时，文人们寻求象征性艺术来表达创作意念；二是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以书法入画技法促进了“四君子”的写意性作用。     

书生与帝王

文人与帝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其作用来讲,实际上亦无高下之分,只是人们极易看到帝王身享荣华富贵、手操生杀大权,而看不到学者文人是无冕之王,是社会精神的主宰罢了。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学者书生或是文人雅士是与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书生也绝对做不了开国皇帝,其原因如下:     

“化境”探微

对钱钟书先生"化境"说的理论基础和内涵进行了研究。围绕钱氏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的三个核心概念——"化""诱""讹",集中阐述了"化"的内涵及求"化"的途径。     

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王学讲会活动--以江右王门学派为例

由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说在逻辑上存在内在的矛盾，以至于人们难以对“致良知”有一致的理解和把握，王阳明经过不断探索而启动的王学讲会活动是其实现“致良知”目标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可以视为阳明“致良知”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种理论学说的内在逻辑矛盾是难以依赖一种学术思想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外在形式来化解的调和的，江右王门学派所开展的王学讲会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阳明心学无可避免走向自己的末路。     

“尺棰命题”的悖论何在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是先秦“辩者”提出的著名命题．“一尺之棰”的无限分割及其逆过程,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了“积少成多”这一在有限范围内正确的原则,应用于无限领域时产生的局限和矛盾．“辩者”所构造的“尺棰命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无穷多个不为零的量,其和并非都是无穷大．这一天才的发现,是中国学者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接触到无穷级数敛散性问题的有力证据．     

“有德然后有言”辨——论宋代理学家对文道关系的认识

传统儒学一向十分注重作家道德修养与其创作实践的关系,宋代文人尤其是理学家对德言关系的讨论有了新的进展,使之不仅更具思辨性,而且注意到“言”与“文”的联系与区别。     

汉代士人心态与身份的复杂性及其对文学观念之影响

[]?汉代的政治格局使得汉代士人(或士大夫)有着矛盾的文化心态与复杂的身份,他们在与君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力的紧张关系中从事着精神文化活动,他们的身份也因此出现多维度的情形.“文人”是汉代士人多重身份中的一种,这种身份的形成体现着士人阶层对精神生活之独立性的吁求.“文人”身份的形成对汉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钱钟书《黄山谷诗补注》对《内集注》补正举隅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中《黄山谷诗补注》一篇,针对宋代任渊、史容、史季温所注黄庭坚诗进行补正,其中以任渊注为重点。钱氏的补正,包括补注典故的出处、句法的出处、诗意的原型、名物地名人名等名词、背景今典,校勘和纠正黄庭坚的用事之误等方面。钱钟书先生对文献典籍的征引详实而浩繁,考证更是精辟非常,他的补注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与诗学价值,对黄庭坚研究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