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然之声养自然之道——浅谈音乐治疗

音乐治疗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本文首先对音乐治疗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接下来主要写了本人对于音乐治疗中音乐作品的选择提出的几点建议：一、音乐治疗要融自然之声；二、音乐治疗要融和谐之音；三、音乐治疗要融人性之美。最后，指出音乐艺术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人希望我国可以看到音乐治疗的大好前景，大力发展这门学科。     

略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名教与自然之辨，这是由魏晋玄学家用生命来践行的一个颇有争议的时代辨题，本文重点探讨名教与自然作为哲学范畴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发展脉络，意图理清魏晋时代的士人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的行为态度转变路径以及此玄学命题意义。笔者认为魏晋时代的士人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索实为失败之举，只注玄远，不顾当下，实己脱离人之自我本然，一味地在自然之外追求自然实属画蛇添足。     

周穆王与西王母昆仑之会的新阐释——兼论“历史情结”与自然空间

远古神话周穆王与西王母昆仑之会，在跨越自然空间的“心”、“物”交感中，孕育出中土与西域心心相系的古老的“历史情结”；又以人的“文化的超机体因素”超越自然生态的“种内关系”，而且大胆实施空间创造，把纷繁复杂的现实因素转化为“柔远能迩”、“和远又和近”的空间思辨；同时在“心”随“物”（自然空间）游中，展开对自然的诗意想象，以生命的执着冲破内心孤独，努力践行追求和谐、统一的空间行为，从而在“原生态自然”中编织了关于中原与西域不可分割的“生命”之链，升华了“历史情结”。     

秀骨清相：“世说新语时代”的人物之美

“世说新语时代”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对男性之美的极大关注，从形体与神情两方面对“世说新语时代”秀骨清相的人物之美展开分析，可以把握那一时代男性之美所具备的美学特征。总结起来，即形体上以高、瘦、白、丽为审美标准，神情上以清、秀、远、朗为审美标准。     

D·H·劳伦斯长篇小说中自然之子形象初探

自然之子形象作为一股生生不息的创作之流,最能典型地代表大卫·赫伯特·劳伦斯（１８８５—１９３０）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旨趣。鉴于目前国内对其作品中的这一类人物形象缺乏系统研究,笔者拟结合作家的生平经历及其思想探索的不同阶段,对其主要的长篇小说的自然之子形象进行历时性的梳理与分析;其次,挖掘、整理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共有特征;最后,揭示自然之子形象的人格之谜并探讨作家本人独特的审美追求。第一部分：“自然之子形象系列”。按照作品创作的先后顺序梳理出以下几位自然之子形象：“乔治、安纳布（《白孔雀》）,莫瑞尔（《…     

随物赋形气韵自然--论自然之美与艺术形象的塑造

随物赋形,气韵自然,是自然之美在塑造艺术形象方面的重要特征。自然之美的文学艺术品,在艺术形象上表现为随物赋形并突出地体现为强调“神似”、“传神”。艺术形象的自然之美,追求的是传神之美,追求的是传神自然,亦即气韵自然。     

“人问”大义与早期王国维文哲之学的归止

王国维早年本着寻求精神之形上慰藉的解脱心态，治叔本华与尼采的纯粹哲学，但叔本华与尼采其人与其学的内在张力使得王氏转向康德，“人间”大义代表了王国维哲学探求的归宿。人与人的“之间”，构成了王国维理解与刻画自己的位置的思想出发点：经世致用不过是人乎人间之内，而解脱出世亦不过是出乎人间之外。对国家、民族病理与个人性情的日益深化的思考，促使王国维一度从哲学转向文学美术。但近代特殊的社会历史，不得不使得国维从个人之解脱转而进入在具体时空直面现实而有所承担，由此而有从文哲之学到晚岁经史之学的转向。     

"自然之德"抑或"人为之德"--休谟正义论的德性解读

正义问题已成为现代人类生活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的主导性目的在于从休谟对正义问题的阐释出发，论述休谟视野中的正义的根本特征。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休谟的文本为依据，梳理休谟对正义的规定性的哲学阐释；第二部分从休谟的论述出发，结合亚里士多德和密尔的相关论述，对正义的本质特征做出一个尝试性的描述和勾勒。     

析杨度和他的“帝王之学”

杨度一生以“帝王之学”安身立命,以之指导自己的人生,并孜孜追求“帝师”之梦。他的所谓“帝王之学”其实有“术”而无“学”,是战国以来纵横家思想的嬗变与翻版。杨度最终落泊仕途,沉沦史河,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因为没把“帝王之学”学到家,而是时代注定了他的这种学术是行不通的。     

浅析荀子之人性论

荀子以生之所以然者为性,认为性不需学习,不需努力,生而具有,人所本有的生理欲求即为性。人性如果不能以仁义法度来加以引导规范,而任其发展,必定导致争夺淫乱偏邪等等之恶,所以荀子以人性为恶。荀子虽反复申说人之性恶,人生而有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声色之好,但这些似乎还不是真正的恶,只有＂纵性情＂、＂顺是＂、＂顺情性＂才会导致恶,因此荀子的性恶论可以说是人性趋恶论。人性恶,因而需要化性起伪,推崇师法礼义,以使人们成就善德,人人皆为君子,从而天下大治。     

重谈“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以高中政治课的教学为例

在高中政治课的教学中，“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作为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在课堂的不同阶段可以发挥出不同的作用。以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观念造成了教学方法上的一个误区，即过分注重知识分析的深刻和完整。而忽视学生的兴趣和主体性。恰当地运用好“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才是真正有效的教学方法，偏废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好的教学方法。     

建筑化自然的设计方法

建筑化的自然不同于原生的自然，宗教建筑的“神圣”空间所关联的是一种人造自然或建筑化的自然。建筑之力必须适应自然之力，建筑的目的永远是创造一种能让建筑之力和自然之力在矛盾中共生的环境。建筑创造并不只是停留在与自然对话的浅层面上，而是试图改造经由建筑表达出的自然的意义，此过程是一个用建筑来使自然抽象化的过程。光、风、水等自然要素，只有把它们从外部自然界中汲取并引入建筑内部时，才具有意义。     

意之清、境之空、风之雅——姜夔词“清空骚雅”辩正

从张炎《词源》论姜夔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后人多以“清空骚雅”说姜夔词。然“清空骚雅”究竟是何义。则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其“清空骚雅”可用九个字概括，那就是：意之清、境之空、风之雅。     

“空灵之神韵”与“神性之意味”——王维与华兹华斯自然诗呈现的审美境界之比较

王维享有“诗佛”之美誉,华兹华斯被称作“湖畔派”之魂,二者都是各自所在时代自然诗人的杰出代表。在面对人生的苦难时,王维与华兹华斯都返回到自然之中,都到宗教之中去寻求心灵的慰藉,自然与宗教成为两位诗人解脱苦难的途径,这是相似之处。但王维与华兹华斯由于受到中西方不同宗教的影响,二者的自然诗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境界,即王维深受禅宗的影响,其自然诗呈现出空灵之神韵;华兹华斯则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其自然诗呈现出神性之意味。     

崇尚“自然”——试论刘辰翁文学创作观

从刘辰翁的创作与文学评点实践看，崇尚“自然”可以说是他的文学创作观。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创作主体（作者）情感之自然：“不平则鸣”、“真”；其二，文章思想（内容）之自然：“兴寄深厚”、“风雅”；其三，文章行文（语言）之自然：“诗无改法”、“天籁”。     

悲喜之情终属谁？—对《岳阳楼记》览物之情的不同理解

千百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岳阳楼记》中的悲喜之情是迁客”、“骚人”的共同感受，实际上这是悲喜之情是专指“迁客”们的复杂心境，而与“骚人”并无关涉。传统观点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忽略了范仲淹的宦情及他与滕子京的特殊关系。     

先秦儒家文艺观中的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艺理论思想。最早见于先秦儒家的有关论述，它倡导人们为人处事恰如其分，节制感情，强调事物的和谐，这一文艺思想一方面打上了时代烙印，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另一方面它所倡导的这种讲究适中，均衡的“中和之美”。给后世的文艺带来深远的影响。     

文学叙事与人神之恋的最初形态

文学叙事首次出现于战国晚期，它有别于以歌谣为主体的抒情文学以及源于巫官文化的史传叙事，是故事性、虚构性和寄托性的有机整合。文学叙事的初步发展，标志着个体文学创作时代的来临。以辞赋文学为代表，屈宋首创的人神之恋是文学叙事的典型主题，人神之恋最初表现为“以性娱神”和“性梦之爱”两种叙事模式，文学叙事的本质和意义，最终决定了人神之恋的基本特征以及后来相关文学的创作风格。     

"有我"、"无我"费思量--《人间词话》中"无我之境"一辨

“无我之境”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不少论者认为其间包含着“有我”的矛盾。其实，“无我之境”中确实包含着“有我之情”，但这同“无我”并不矛盾。因为“无我之境”中的“无我”是从创作主体的心性修养及观照方式方面而言的，而“有我之情”中的“有我”则是从具体文本的呈现状态方面来看的；前者是创作主体的旨趣和追求，后者则是前者情趣之自然流露，是前者追求的形象化确证。     

"自然之道的自然契合":易学视野下的元代散曲研究 ——以元曲四大家为例

《周易》卦象取法自然,以模拟万物发展情状来阐释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元散曲的盛行亦是文学规律自然运行的结果.相较其他文学样式,元曲最突出之特色是本色自然,与"易"之自然之道有契合之处.尝试用《周易》"困""复""遁""乾"四个卦象来阐释元散曲的发展进程,是对易学规律与文学规律之间内在相通性的一种尝试.